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东地区原家的缙绅、士大夫们世代有名，如今还有几人能够重振家风？
(张卿)在朝廷之中独自坚持其纯洁高尚的操守，回到家乡时已经是白首之人。
他的志向仍在，言谈依旧慷慨，身体闲下家了更加耳聪目明。
长松之风、荒野之水和谁相伴？回头看看自己，贪恋尊荣只觉得羞愧。
注释
闾里：乡里。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该诗描绘了一个幽僻美丽而又充满春意与生机的独特境界。前两句写庵中之景。老松环绕着茅庵，松荫之下的短墙上有一扇柴门。这扇门是经常闭着的，锁着一院绿苔。庵中没有人来，却有五色斑斓的蝴蝶成双结队地飞舞着。清幽僻寂，无人骚扰，僧人幽居的环境和安谧的生活气息，活现纸上。
后两句从蜜蜂腿上的花粉推测前山的花已盛开。蜜蜂两股上拖着重重的花粉团飞来了，想来是前山的花已经开放了。花开之处只在前山，并不算远，庵中主人却不知道，还要从推断中得知前山花开遍野的盛景。可见主人是好静不好动的。庵中不只他人少来，主人行迹也是很少的。难怪青苔满庭了。这就也回应了首句。
该诗首句幽僻静寂，二三句充满自然生机，到第四句又是繁花似锦的世界。诗人在尺幅之间，步步扩展升华，静与动相交织，清幽的环境与烂漫的山花相映衬，静寂的生活与蓬勃的自然生机相搭配，向人们展示了耐人寻味的美学境界。
王维的这首诗，主要是揭露他穷奢极欲，榨取民脂民膏的一面。它描写了秦始皇墓的宏大规模：陵墓象山岭一样高，墓穴象一座地下宫殿。里面有明珠做的日月星辰，水银做的江海，黄金制的雁。这几句极力铺叙墓穴的豪华，但看不出诗人是暴露还是羡慕。再往下看就有微词：有海却没有人渡船，墓里没有春秋，雁也不会冬去春来。意思是说，再阔气，也毫无用处。从这两句可以看出诗人对秦始皇大修陵墓已经有所不满。最后两句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态度：陵墓周围传来了一阵阵松涛声，好象是大臣们的哀怨。他只听到卿、大夫们的哀怨而没有听到人民的呼声、怒吼，是他的局限性。不过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他对秦始皇搜刮民脂民膏是持批判态度的。
诗的中间二联，是从史书的记述中想象到的墓室中的情形，是对历史的再现。在秦始皇的墓中，还有难以赘述的广阔世界。但在现实世界中，这里的一切都是无声的，都僵硬地放在这里。死亡的时间与众不同，所以描写这方面的诗歌也就较为稀少了。然而，在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墓中的景观又被作者好像看到了一样一一地被描写了出来。王维感觉的视觉性——画家之眼。在这里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至尾联时，开始传来了声音。风吹松树的响声，与大夫哀悼秦始皇之死的恸哭重合在了一起，作品怪异的色彩越来越浓了。
这首诗从客观描写到最后表明作者的态度，写得很有层次。全诗写得委婉含蓄，后四句虽然流露了诗人的倾向性，但表现得比较隐蔽，不是赤裸裸的直说，耐人寻味。全诗剪裁得当，十分精炼。关于秦始皇墓内的耗费，历史上记载很多。作者只写以明珠为日月，以水银为江海等，因为这些事物为秦始皇墓中所特有，最能表现秦始皇的铺张。这首诗是王维比较重视视觉印象的代表作品。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