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非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取得非下的原因，与他失去非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王朱温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接受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用漂亮的锦囊装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非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的出兵向东逃跑，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非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非下难，而失去非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他兴盛时，普非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非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注释
伶（líng）官：宫廷中的乐官和授有官职的演戏艺人。
原：推究，考查。
庄宗：即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长子，继父为晋王，又于后梁龙德三年（923）称帝，国号唐。同年灭后梁。同光四年（926），在兵变中被杀，在位仅三年。
晋王：西域突厥族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因受唐王朝之召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后封晋王。
矢：箭。
梁：后梁太祖朱温，原是黄巢部将，叛变归唐，后封为梁王。
燕王：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其子刘守光，后被朱温封为燕王。此处称刘仁恭为燕王，是笼统说法。
契丹：宋时北方的一个部族。
与：赐给。
其：语气副词，表示命令或祈求。
乃：你的。
庙：指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所。此处专指李克用的祠，同下文的“太庙”。
从事：原指州郡长官的僚属，这里泛指一般幕僚随从。
少牢：用一猪一羊祭祀。
纳之：把箭放好。
系：捆绑。
组：绳索。
函：木匣。此处用作动词，盛以木匣。
先王：指晋王李克用。
仇雠：仇敌。
一夫：指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
誓非断发：截发置地，向非发誓。
岂：难道。
欤：表疑问的语气助词。
抑：表转折的连词，相当于“或者”、“还是”。
本：考究。
迹：事迹，道理。
《书》：《尚书》。
逸豫：安逸舒适。
举：全、所有。
忽微：形容细小之事。忽是寸的十万分之一，微是寸的百万分之一。
溺：溺爱，对人或事物爱好过分。
也哉：语气词连用，表示反诘语气。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关心时事，积极入世，坚决反对佛教思想，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他有胆有识，奋发上进，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不修武备，力主加强战备，改革时政。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赠妓词，上片从女方着笔，描写她在楼上窥视恋人驾着车马飞奔而去的情景，下片从男方着笔，抒发自己不忍离别而不得不别的怅惘之情。这首词是一首较有特色的艳情词，其特色在于深情绵邈，婉转凄恻，从男女两方抒写别情，两副笔墨写出一种心情。这首词铺叙展衍，写足实情实景；委婉含蓄，轻点彼此心境。
上片从女方着笔，写她在楼上看到恋人身骑骏马，奔驰而去。这个开头是用“顿入”的手法，一下子闪出两个人物形象。然后便写别时景物。“朱帘”三句，承首句“小楼”而言，谓此时楼上佳人正穿着春衫，卷起朱帘，凝望着远去的情郎。“破暖”三句，表面上是写微雨欲无还有，似在逗弄晴天，实际上则缀入女子的感情——她也像当前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如果说相别的时间在早晨或午后，那么这位女子便是一个人在楼上一直等到红日西斜。以下四句就是写这种等待的过程和情绪。轻风送来的卖花声轻脆悦耳，充满着生活的诱惑力，如梦如幻，把人引入诗意一般的甜美境界，也易触动人们的绮思幽怨。女主人公想去买上一枝，插在鬓边。可是纵有鲜花，无人适为容矣。她没有心思去买花，只好让卖花声过去，直到它过尽。
“过尽”二字，用得极妙，从中可以想像女主人公谛听的神态，想买又终于不买的惋惜之情。特别巧妙的是，词人将声音的过去与时光的流逝结合在一起写，若是一字一顿地吟诵“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便会体会到女主人公绵绵不尽的幽思。歇拍二句，则是以景结情。落红成阵，飞满井台，景象是美丽的，感情却是悲伤的。花辞故枝，象征着行人离去，也象征着红颜憔悴，最易使人伤怀。它同词人在《千秋岁》中所说的“飞红万点愁如海”相比，意境有些相似，但却没有点明愁字。不言愁而愁自在其中，因而蕴藉含蓄，带有悠悠不尽的情味。
下片从男方着笔，写别后情怀。“玉佩丁东别后”，虽嵌入娄琬之字“东玉”二字，然十分自然，无人工痕迹，读后颇有“环佩人归’之感。“怅佳期、参差难又”，是说再见不易。刚刚言别，马上又担心重逢难再，可见人虽远去，而留恋之情犹萦回脑际。至“名缰利锁”三句，始点出不得不离别的原因。古代士人，既向往爱情的幸福，也要追求功名富贵，这是当时社会造成的一种思想矛盾。为了功名富贵，不得不抛下情人，词人思想上是矛盾的、痛苦的，因此发出了诅咒。“和天也瘦”，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化来。但以瘦易老，却别有情味。明王世贞对此极为赞赏，他说‘瘦’字极妙。”这个“瘦”字概括了人物的思想矛盾，突出了相思之苦。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辗转反侧，都包含在一个“瘦”字中。
至“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三句，愈出精彩。此时男主人公虽策马远去，途中犹频频回首，瞻望所恋之人的住处。着以“不堪”二字，更加刻画出难耐的心情，难言的痛苦。歇拍三句，饶有余味，写对月怀人之感，颇有“见月而不见人之憾”。古代许多诗人也常写对月怀人，或以美好的祝愿，带给读者以怡悦欣慰之情；或以凄然的远望，带给读者以惆怅迷惘之思。少游则不然，他赋予皓月以人的感情，说它当初曾多情地照着男女双方，如今虽仍像从前一样当空高照，但只照着男子的孑然一身。一种孤独之感，凄然言外。
马致远在《哨遍》套数中说：“有一片冻不死衣，有一口饿不死食，贫无烦恼知闲贵。譬如风浪乘舟去，争似田园拂袖归。”又在《四块玉·叹世》中写道：“佐国心，孥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随时过遣休生受。几叶绵，一片绸，暖后休。”可见元代归田隐居的文人，生活条件未必优裕，得免饥馁已属满足。而贯云石《水仙子·田家》四首，一首写到“布袍草履耐风寒，茅舍疏篱三两间”，另一首却说是“田翁无梦到长安，婢织奴耕仅我闲”。看来元散曲铺张归隐后“田家乐”的种种富足，既是出于愤世嫉俗的需要，也不无画饼充饥的理想意味。本曲自然也不能免俗。
作品的序络十分明晰。从“江山如画”的大背景叙出住所，再写住所中成员的日常劳作，“耕稼”引出“桑麻”，“鱼虾”引出“渔织”——列叙生活的家常。有奴有婢，丰衣足食，符合“闲适”题材散曲的模式。独具一格的是下半的结尾。“三国鼎分牛继马”是豪辣老到的俊语。在一连串不动声色的平静叙述中，忽来此奇兀一句，顿生倔强之文气，既展现了主人的避世身份，也使隐藏在隐居生活背后的感慨牢骚之情跃然跳出。于闲适的表象下不时伺机喷发出愤世的岩浆，是元散曲这类隐世题材作品常用的模式，有力地证明了它们其实是“叹世”、“警世”之作的一种变相。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
开头两句“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直接描写墨梅。画中小池边的梅树，花朵盛开，朵朵梅花都是用淡淡的墨水点染而成的。“洗砚池”，化用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典故。
三、四两句盛赞墨梅的高风亮节。它由淡墨画成，外表虽然并不娇艳，但具有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的内在气质；它不想用鲜艳的色彩去吸引人，讨好人，求得人们的夸奖，只愿散发一股清香，让它留在天地之间。这两句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王冕自幼家贫，白天放牛，晚上到佛寺长明灯下苦读，终于学得满腹经纶，而且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但他屡试不第，又不愿巴结权贵，于是绝意功名利禄，归隐浙东九里山，作画易米为生。“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两句，表现了诗人鄙薄流俗，独善其身，不求功勋的品格。
这首诗题为“墨梅”，意在述志。诗人将画格、诗格、人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字面上在赞誉梅花，实际上是赞赏自己的立身之德。
在这首诗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丰姿与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觉得翰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使“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墨梅》盛赞梅花的高风亮节，诗人也借物抒怀，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有意见认为，该题画诗，点出创作意图，强调操守志趣，在艺术史上甚至比《墨梅图》本身还要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