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主人公凭栏远眺的感受,引出离别相思之苦,下片用一系列离别相思的典故,使离愁别绪进一步深化。全词以写意为主,全凭涵咏的意境取胜。
词从凭栏写入。“春”字点出季节,“独”字说明孤身一人。当春独立,人之了无意绪可知。“栏干十二”,着一“凭”字,表示凭遍了十二栏干。李清照词:“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点绛唇》)辛弃疾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倚遍”、“拍遍”,都是一种动作性的描绘。这里说栏干十二,一一凭遍,说明词中人物凭眺之久长、心情之焦切。这一句不只点出了时、地、人,还写了人物的处境、动作和情态。
“晴碧远连云”承上句凭栏所见,以“晴碧”着色,正面咏草。江淹《别赋》云:“春草碧色”。晴则色明。“远连云”,是说芳草延伸,至目尽处与天相接。杜牧《江上偶见绝句》:“草色连云人去住。”可见此景确实关乎别情。
写景如画,亦有点染之法,即先点出中心物象,然后就其上下左右着意渲染之。“晴碧”句是“点”, “ 千里”两句为“染”。“千里万里”承“远连云”,从广阔的空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的绵延无垠。 “二月三月”应首句一个“春”字,从“草长”的时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滋生之盛。
“行色苦愁人”句将人、景绾合,结出不胜离别之苦的词旨,并开启了下片的抒情。“行色”总括 “ 晴碧”三句,即指芳草连天之景这一远行的象征。这种景象在伤离的愁人眼中看出,倍赠苦痛,因为引起了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先用典来咏物抒情。
“谢家池上”,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这首诗是诗人有感于时序更迭、阳春初临而发,故曰“吟魄”。 “江淹浦畔”,指江淹作《别赋》描摹各种类型的离别情态,其中直接写到春草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因为赋中又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所以欧词中出现“江淹浦”与“离魂”字面。
接着“那堪”一句用景色的变换,将此种不堪离愁之苦的感情再翻进一层。“疏雨滴黄昏”,则是黄昏时分的雨中之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结拍“更特地忆王孙”, “更”与“那堪”呼应,由景入情,文意连贯而下。
“忆王孙”本自“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至此,确知词之主人公是思妇无疑。她于当春之际,独上翠楼,无论艳阳晴空,还是疏雨黄昏,她总是别情依依,离梦缠绕。宋词之由婉约到豪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欧公乃是这一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这一点,在此词中有集中体现。从艺术上看,此词境界辽远阔大,语言质朴清新,与一般描写离别相思之苦的婉约词已有所区别。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天时独自凭栏远眺,倚遍了每一个栏杆。蓝天下青草绵延,至目尽处与天相接。放眼远处,辽阔无际,千里万里,时令正是盛春的二月三月间,远行之人啊,你去也,行色匆匆,令我愁苦无穷。
谢家池塘边,江淹浦的岸边,独自吟诗颂苦。黄昏时分,稀疏的雨滴点点飘落,哪里能够承受这离愁之苦!更何况,此时此地,又想起了远行之人。
注释
独凭春:春天时独自倚栏远眺。
晴碧:指蓝天下的青草。
谢家池:据《南史·惠连传》载,族兄灵运激赏惠连之才思,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竞不成,忽梦见惠连,即得句云:“池塘生春草。”
江淹浦:指别离之地。指南朝文学家江淹作《别赋》描摹各种类型的离别情态。
吟魄:指诗情、诗思。
离魂:指离别的思绪。
王孙:公子,指远游之人。
词的上片写主人公凭栏远眺的感受,引出离使相思之苦,下片用一系列离使相思的典故,使离愁使绪进一步深化。全词以写意为主,全凭涵咏的意境取胜。
词从凭栏写入。“春”字点出季节,“动”字说明孤身一人。当春动立,人之了无意绪可知。“栏干十二”,着一“凭”字,表示凭遍了十二栏干。李清照词:“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点绛唇》)辛弃疾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倚遍”、“拍遍”,都是一种动作性的描绘。这里说栏干十二,一一凭遍,说明词中人物凭眺之久长、心情之焦切。这一句不只点出了时、地、人,还写了人物的处境、动作和情态。
“晴碧远连染”承上句凭栏所见,以“晴碧”着色,正面咏草。江淹《使赋》染:“春草碧色”。晴则色明。“远连染”,是说芳草延伸,至目尽处与天相接。杜牧《江上偶见绝句》:“草色连染人去住。”可见此景确实关乎使情。
写景如画,亦有点染之法,即先点出中心物象,然后就其上下左右着意渲染之。“晴碧”句是“点”, “ 千里”两句为“染”。“千里万里”承“远连染”,从广阔的空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的绵延无垠。 “二月三月”应首句一个“春”字,从“草长”的时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了生之盛。
“行色苦愁人”句将人、景绾合,结出不胜离使之苦的词旨,并开启了下片的抒情。“行色”总括 “ 晴碧”三句,即指芳草连天之景这一远行的象征。这种景象在伤离的愁人眼中看出,倍赠苦痛,因为引起了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先用典来咏物抒情。
“谢家池上”,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这首诗是诗人有感于时序更迭、阳春初临而发,故曰“吟魄”。 “江淹浦畔”,指江淹作《使赋》描摹各种将型的离使情态,其中直接写到春草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因为赋中又有“知离梦之踯躅,意使魂之飞扬”,所以欧词中出现“江淹浦”与“离魂”字面。
接着“那堪”一句用景色的变换,将此种不堪离愁之苦的感情再翻进一层。“疏雨滴黄昏”,则是黄昏时分的雨中之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结拍“更特地忆王孙”, “更”与“那堪”呼应,由景入情,文意连贯而下。
“忆王孙”本自“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至此,确知词之主人公是思妇无疑。她于当春之际,动上翠楼,无论艳阳晴空,还是疏雨黄昏,她总是使情依依,离梦缠绕。宋词之由婉约到豪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欧公乃是这一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这一点,在此词中有集中体现。从艺术上看,此词境界辽远阔大,语言质朴清新,与一般描写离使相思之苦的婉约词已有所区使。
北宋时期,词人欧阳修为了歌咏春草同时又兼涉离愁,故写下了这首词,该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在整部杜集中,《寄韩谏议注》并不是杜诗最高成就和主体风格的代表作品,但是,这首诗深具别样之美,似乎也不是杜甫其他诗作光芒所能掩盖。
此诗虽为七言古体,但在诗歌意象选取、意境营造乃至情感抒发等方面,可以说落笔便得楚骚之风。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谓此作“文心幻森,直登屈、宋之堂”,“文心幻森”四字,深识骚意。
起首二句“今我不乐”“身欲奋飞”杨伦《杜诗镜铨》称其“开口便有神游羽御之意”。继而“美人”“秋水”句,沿袭《离骚》隐喻和《兼葭》《秋水》的意境,致怀思韩君之意。“鸿飞冥冥”借《法言》语比韩之遁世。“叶赤”“雨霜”则化用鲍、谢诗写秋深之景象。此诗所化用的诗句,皆以其意境相类,故能水乳交融,整个诗境的营造似茫茫无迹而弥漫八荒,诗人之意绪似从天而至,缘水而生。“岳阳”“洞庭”“潇湘”等地名的频繁出现,点明了韩君屏居之地,也使诗歌带上了浓郁的楚文化地域特色。
此诗又是一篇以浪漫手法观照现实社会的作品。“玉京群帝”以下六句写天宫之事,如天马行空,极意铺张,颇似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梦幻仙境的描绘。诗中运用了屈原似的象征和隐喻,使其对神仙世界虚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描写,笔笔落到现实人间。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由洞庭秋水的“美人”之思而驰笔于天界仙官之境,表现了“仕”与“隐”的强烈对比,曲尽今昔哀荣之致。“羽人稀少不在旁”,是为韩君政治命运之写照;“影动倒景摇潇湘”,则又照应“美人”屏迹之所在。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言此学仙遁世者,本为王佐之才,尝立功帝室也。以“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祖纪》)的韩张良喻韩谏议,颇多称许之意。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语认为杜甫此诗乃借韩君之经历“因以自寓”,置身政治漩窝之中,个人的命运实在难于左右,杜甫对此有切肤之感,故而尤能深刻体会韩谏议“帷握未改神惨伤”的意味。杜甫借韩君以自寓,韩谏议的形象处处可见诗人自己的影子,不禁感慨系之。至于“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直不知是写谏议,还是诗人内心之自况。
这首诗作于杜甫居夔后出峡前,诗人大半生飘泊流离,备尝生活艰辛,阅尽世态炎凉,至此已是老病缠身,进人了人生的晚景。“今我不乐”之起兴,点出了诗人当时心境,更寄寓了政治深意,这在结尾部分得到很好的表现,最后四句杜甫表达了其一以贯之以苍生社稷为念的思想。“周南留滞”以太史公司马谈比于韩谏议,对其不复用世深致惋惜。“南极老人”句,表明诗人之着眼,并非止于个人之藏用,而是将国运民生作为其诗歌的终极关怀。杜甫期冀“美人”贡之“玉堂”,乃深惜谏议有韩张、司马之才,本当报效朝廷,匡扶社稷,竟不见容于当世,以至于留滞秋水,终老江湖,实为国家之不幸。
杜甫处身于“老病客殊方”(《壮游》)的困境,尤思贡“美人”于玉堂。这一思想,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成败得失和禀性好恶。张子房的功成身退和韩谏议的激流知退实际上颇合于杜甫“色难腥腐”的本心;在仕途上尚不如张、韩走得那么远的杜甫,甚至对韩君之退隐也还隐约流露出稀微的向往,因为韩君在政治上曾经辉煌的成就感正是杜甫所缺少的。但不论如何,杜甫有着更强烈的“葵霍倾太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似的政治热情,一生未曾放弃。“仕”与“隐”的选择,“出”与“入”之依违,贯穿了杜甫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现实的绝望使他“每欲孤飞去”(《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理想的执著又令他“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幻灭与希望交织成困惑难解的政治情结。
这首诗在诗歌意象与创作风格方面有神接屈子、境妙滴仙之致,但其老成诗笔与曲折情怀,归根到底还是杜甫式的。诗歌遣词造意异常精省凝炼;章法上尤能巧设伏笔,处处呼应,虽纵横驰骋而浑然一体,表现出杜甫一贯严密的诗思和严谨的结构;情感的抒发一波三折,曲尽其意,含晦而深挚。
一篇寄予隐者的诗歌,寄托了生命迟暮的诗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执着不舍的政治情怀。它所引发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今昔之感、哀荣之念,实与老杜同一时期《诸将》《八哀》《秋兴》《咏怀》诸作貌异而神合。
第一首是总写。“结发”两句以总叙起,着重在“十七年”。“十七年”而“相看犹不足”,便见爱之深、情之挚。“相看不足”之时,忽然中路“长捐”,诗人十分悲痛。语愈平淡,情愈真切。
元稹《遣悲怀三首》诗中说“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梅尧臣也写谢氏身后的个人心情:由自己“鬓已多白”料想到“身宁久全”,逆计“同穴”之期当在不远,可强作宽解;然而在“未死”之前,则一息苟存,即有“泪涟涟”而不能自止。几番转折,愈转而愈深。
第二首则突出一点,作具体刻画。情是抽象的,必须因事因景才能写出;至于写得“尽意”,则尤其难得。梅尧臣先从自己的“出门”与“归来”写起。司马迁写自己的悲痛心情,有“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注”,即是从“居”、“出”着笔的。梅尧臣的“每出身如梦”,比“不知所往”,表达更明晰。心在谢氏身上,故出门也像做梦一样;“出门”“逢人”,也只是勉强应付。“出门”时有人谈论,还可稍解悲戚;“归来”时则孤寂之感更甚。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亦即此情此景之写照。人在“出门”时有所见闻,回来总想向亲人讲讲,可是人亡室空,无人可以倾诉了。这一点写出了最难写的情意。接下去写“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古人把丧妻之夫,比作鳏鱼,谓其夜不闭眼。这两句也就是描写长夜失眠的景况。由于长夜难眠,所以窗中飞入“孤萤”、天空一声雁叫,皆能察觉得到。这两句刻画得尤为真切。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世间无最苦”,谓世上没有比此更痛苦的事了,他的精神全部被这难熬的时光销磨殆尽了。语近夸张,但非此写不出镂心刻骨之痛。
第三首,以“问天”形式,写出爱情之专与悲哀之深。但他不直说问天,而先说“从来有修短”。人生寿命不齐,本属自然;但为什么愚者寿而贤者夭,那就要“问苍天”了。设想之奇,正见用情之挚。特别是“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表面上夸张,却又最合情理,因为在他心目中正是如此。有人戏谓其“情人眼中出西施”;难在做了“十七年”夫妇,还能持此看祛,其用情之专一,在当时士大夫中是颇为少见的。诗中把妻子写得愈贤愈美,则妻子死后,诗人就愈加悼惜。陈石遗曾指此谓“从《诗经·卫风·硕人》中来”。梅尧臣虽不一定是有意摹拟《诗经》,而千古诗人的思路往往是前后相同的。“忍此连城宝,沉埋向九泉!”正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诗句)了。
哀婉诗要求率直,于平淡中见真情。梅尧臣这三首悼亡诗,以质朴见长,曲折而凄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语言平淡,情真意切,把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起来,副有很强的感染力。可谓是言情诗的杰作。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