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有位从岳州到滁州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洞庭湖的全图对我说道：“希望能为滕侯所建的新堤写一篇记文。”我打开书信和地图，见从岳阳门到金鸡堤的右方，有一道隆起的标记，又高又长，名叫偃虹堤。我问来人此堤是何人所修，客人回答说：“是我岳州郡守滕大人修建的。”我又问修建这道堤坝能带来何种利益，客人回答说：“洞庭湖乃是天下最险要的去处之一，而岳州又当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的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进到湖中却无处停泊，故而都只能停靠在南岸津渡，那些需要到岳州办事的人，到州衙十分遥远，往来也很辛苦，又经常遇到狂风巨浪的袭击，有颠覆沉没的危险。如今到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下，需要到州衙办事的，既便捷又没有危险。”我继续询问此堤的大小规模、用了多少劳力，客人答道：“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是自上而下增加二尺，堤的最上部厚度相当于底部的三分之二，总共用了一万五千五百个劳力，没用一季就建成了。”我又问此堤修建之前是如何谋划的，客人回答说：“州里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转运司，转运使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视察该计划是否可行，反复了数次，最终上报朝廷，由三司来最后决定，三司审议后认为可行，这些上级部门一概没有改变我们滕侯的方案。”客人说完催促我道：“这是有德之人的举动，完全值得为此写一篇记文。”
大凡考虑百姓利益比较深入的人，在谋划某些事情时都是十分精审的，所以能做到用工少而取得的功效却很大。就是这道百步之长的堤坝，却可以抵御天下最险恶的风波和无法预料的凶险，惠及了当地百姓，同时也方便了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广大地区出行之人，只要是往来于湖中的人，不论远近，都会享受到这道堤坝带来的便利。而岳阳又是四路往来的要冲，每天往来船只需要在此地停泊的，不知道要有多少艘呢！如果堤坝的土石有幸长久不坏，那么滕太守惠及的人事，还能用数字来计算吗？事情不怕做不成，只怕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建筑者最初并不是不想让它长久坚牢，然而后来者却经常会把它荒废弃置。自古以来那些有道德有才干的仁人，总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弊，他们留下的遗迹到处都能见到。如果后来者都能像初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实惠，普天之下还有不受恩惠的事情发生吗？这也正是滕太守担心的事，所以托我写篇记文留给后来者。
滕太守志向远大、才干超群，是当世颇有名声的良吏。眼下正是朝廷用兵用人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还没能建立丰功伟业，便被迫退下担任了一州太守，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心思，只是略施其余，希望能给一州百姓带来一点恩惠。由于他深思熟虑，故而事半功倍，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值得后来者效法，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一个理由。不单纯为了博取当世人的赞誉，而是考虑如何让子孙万代都由此获利，告诫后来者不要将它废弃，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二个理由。岳州百姓与洞庭湖中往来的人们，都希望有人为滕太守留下一篇记文，这是我写此文的第三个理由。有上述三个理由就不能不写了，于是写下了此篇文字。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注释
偃虹堤：滕子京任岳州知州时修建的一座堤坝。
岳阳：宋朝时为岳州，属荆湖北路，在今湖南岳阳。
滕侯：岳州知州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进士，西夏元昊反叛。除知泾州。西北帅臣范仲淹举荐他自代，擢知庆州。御史梁坚劾奏他在泾州时耗费公钱十六万贯，降知岳州，后改知苏州，卒。
洞庭：洞庭湖，在今湖南最北部。
按图：按照地图，文中指看着地图。
利害：文中偏指好处。
荆、潭、黔、蜀四会之冲：指岳州当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夔州路、益州路四路的要冲。荆：指以江陵为中心的湖北地区；潭：潭州，在今湖南长沙，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司所在地；黔：指夔州路，指长江三峡往西一带地区；蜀：指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川中地区。
三司：北宋前期主管全国经济运转的部门，包括户部司、度支司和盐铁司。三司最高长官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北宋称为“计相”。
虞：忧患。
急人：用人。
显用：重用。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偃虹堤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当时作者被贬为滁州知州，而滕子京则被贬在岳州。滕宗谅在岳州做了很多有益于百姓的实事，作者认为这种“以利及物”的为官态度，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所以写了这篇记文。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小令歌咏元朝时夏日的田家生活景象。该曲有人有景，通过捕捉描写农村忙里偷闲的闲适生活片段，歌咏了劳动人民摆脱人世是非纷扰的淳朴愉悦，表达了作者对官场钩心斗角竞争的反感和对隐居平和生活的向往。该曲是一首非常具有口语特色和元曲风味的本色作品。
沙三、伴哥是元曲中常见的诨名，形象多为农村的毛头小伙子，粗劣、冒失、缺乏教养。但这支散曲却是表现他们的顽皮可爱，“沙三、伴哥来嗏”，让他俩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地登了场。作者交代他俩适才“只为捞虾”，顺手带出了农村夏日闲暇中的一则生活镜头，是忙中偷闲之笔。两人还是满腿子捞虾沾上的青泥，言“两腿”而不言两手，可知手已洗过。顾手不顾脚，其冒失、急迫的情状如在眼前。两名小伙子直奔杨柳荫下，取出揣着的西瓜，磕破便捧着大快朵颐。这当然有天气炎热的因素，但从上下文的蛛丝马迹来看，这西瓜恐怕也如“捞虾”一样，都非得之于正途，元无名氏〔寨儿令〕有“沤麻苎斗摸泥鳅”，“偷甜瓜香喷喷”之句，写的也是伴哥、王留这些小伙儿的生活故事，可为注脚。
由沙三、伴哥的分食西瓜，引出了第三者小二哥。这个小伙子趴在碾场的大石碌碡上，尽管垂涎三尺，但想到西瓜“来之不易”，故只能隐忍不发。只是因为西瓜的吸引力，把个颈子伸得好长。作者将这一形状比作碌碡上倒扣着一面琵琶，真是形象万分。从人物姿态动静各别的画面中，也可见到小二哥的憨厚。
在对人物画面作了生动写照后，作者的诗笔转向了田野的夏景。“荞麦开花，绿豆生芽”，处处是一派葱茏的生机。这虽是平凡的田间景色，但在农村质朴、怡和的生活气氛下，却显得亲切可爱。于是作者心中油然生起了艳羡之情。农村生活虽然陋朴，却“无是无非”，轻松而充满人情味。末两句的赞美，实际上隐含着对官场钩心斗角竞争的反感及对隐居平和生活的向往。这是在描摹农村夏日的一角生活小景后所得的感受，故有水到渠成之感。
这首诗是杜甫在去世前半戴多，即公元770戴（大历五戴）春停留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时候所写，表现他暮戴落泊江湖而依然深切关怀唐王朝安危的思想感情。
小寒食是指寒食的次日，清明的前一天。从寒食到清明三日禁火，所以首句说“佳辰强饮食犹寒”，逢到节日佳辰，诗人虽在老病之中还是打起精神来饮酒。“强饮”不仅说多病之身不耐酒力，也透露着漂泊中勉强过节的心情。这个起句为诗中写景抒情，安排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开端。第二句刻画舟中诗人的孤寂形象。“鹖冠”传为楚隐者鹖冠子所戴的鹖羽所制之冠，点出作者失去官职不为朝廷所用的身份。穷愁潦倒，身不在官而依然忧心时势，思念朝廷，这是无能为力的杜甫最为伤情之处。首联中“强饮”与“鹖冠”正概括了作者此时的身世遭遇，也包蕴着一生的无穷辛酸。
第二联紧接首联，十分传神地写出了诗人舟中的所见所感，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左成文评此二句：春来水涨，江流浩漫，所以在舟中漂荡起伏犹如坐在天上云间；诗人身体衰迈，老眼昏蒙，看岸边的花草犹如隔着一层薄雾。“天上坐”、“雾中看”非常切合戴迈多病舟居观景的实际，给读者的感觉十分真切；而在真切中又渗出一层空灵漫渺，把作者起伏的心潮也带了出来。这种心潮起伏不只是诗人暗自伤老，也包含着更深的意绪：时局的动荡不定，变乱无常，也正如同隔雾看花，真相难明。笔触细腻含蓄，表现了诗人忧思之深以及观察力与表现力的精湛。
第三联两句写舟中江上的景物。第一句“娟娟戏蝶”是舟中近景，所以说“过闲幔”。第二句“片片轻鸥”是舟外远景，所以说“下急湍”。这里表面上似乎与上下各联均无联系，其实不是这样。这两句承上，写由舟中外望空中水面之景。“闲幔”的“闲”字回应首联第二句的“萧条”，布幔闲卷，舟中寂寥，所以蝴蝶翩跹，穿空而过。“急湍”指江水中的急流，片片白鸥轻快地逐流飞翔，远远离去。正是这样蝶鸥往来自如的景色，才易于对比，引发出困居舟中的作者“直北”望长安的忧思，向尾联做了十分自然的过渡。清代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引朱翰的话评价：“蝶鸥自在，而云山空望，所以对景生愁。”也是指出了第三联与尾联在景与情上的联系。
尾联两句总收全诗。云说“白”，山说“青”，正是寒食佳节春来江上的自然景色，“万余里”将作者的思绪随着层叠不断的青山白云引开去，为结句作一铺垫。“愁看”句收括全诗的思想感情，将深长的愁思凝聚在“直北是长安”上。浦起龙说：“‘云白山青’应‘佳辰’，‘愁看直北’应‘隐几’”，这只是从字面上去分析首尾的暗相照应。其实这一句将舟中舟外，近处远处的观感，以至漂泊时期诗人对时局多难的忧伤感怀全部凝缩在内，而以一个“愁”字总结，既凝重地结束了全诗，又有无限的深情俱在言外。所以《杜诗镜铨》说“结有远神”。
此诗有借鉴沈佺期诗句之处，如“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云白山青千万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这首七律在自然流转中显出深沉凝炼，很能表现杜甫晚戴诗风苍茫而沉郁的特色。
这是王国维最有名的一首词，其隐喻多义的文学意象、自然流露的哲理思致和悲天悯人的意识形态，在《人间词》中最具代表性。
判断一首词有无言外之意，要看作者的身世经历和思想状态，还要看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更要看作品本身的口吻和姿态。为什么说这首词不是一首传统性质的思妇之作，而是包含了哲理与意识形态之隐喻的作品？因为，当我们读到“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这一句的时候，会强烈感觉到： 那“陌上楼头”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当有了这种感受，再品味整首词就会发现，这首词几乎每一句都包含隐喻之义。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这是写思妇居住的环境。古人常以居处之高来象征楼内人的高洁与脱俗，所以这是在烘托人物形象。“临大道”，是为引出下一句“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轻雷”是指大道上的车马声。杜甫《乐游园歌》云 “白日雷霆夹城仗”，李商隐《无题》诗云 “车走雷声语未通”，都以雷声形容大道上的车马声。“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的是思妇，那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美丽女子，站在高楼上盼望爱人归来，颇有温庭筠《望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的意味。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角度看，则这上半阕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思妇词。
下半阙“一霎车尘生树杪”的意思是说：楼上的思妇注意着远方驰来的每一辆车子，希望有一辆是她爱人乘坐的。但那些车子都没有在楼前停下，而向前驰去，只留下令人失望的车尘。所谓“尘”，其实是一种污染。那京洛的尘土是用来比喻世俗污染的。楼外的行人固然避不过，楼上的观察者也避不过。
“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老”字，有零落凋伤的意思。你可以是清高的也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只要你没有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所爱和所关怀的人和事，你就无法摆脱同他们一起零落的命运。所以，此句是出自苦难众生的叹息，是自古至今所有善于观察人生却无力把握命运的智者的共同悲哀。此句颇似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词中“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
“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傍晚时下起雨来，明天大街上将到处是污水与泥泞，路人将如何行走？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不也一样贯穿着许许多多无常的变化吗？此句极着力，极曲折。用意难明，焉能谓之“不隔”？虽然“隔”，亦不失为佳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老庄之徒，他们总是站在高高的云端，讽刺嘲笑这个世界的庸常和忙碌；另一类是儒家之徒，他们从感情上与这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理智上又不接受这个世界的肮脏，他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却又常常遭受到沉重的甚至致命的打击。王国维属于后一类。他在词中登高望远，但他的视线永远关注着人间而不是天上。
从高楼俯视大道，会产生这么多联想，大概也只有王国维这种兼有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人才能做到。其实他还写过一首咏蚕诗，诗中说，蚕辛辛苦苦操劳，繁殖子孙，然后再“辗转周复始”，它这一生到底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人之不同于其他生物，是因为人有理想而且有实现理想的智慧。但人的短暂一生往往不但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还要忍受许多苦难。这当然是一种悲观的人生观，也许是应该被批判的。但须看到，王国维的这种悲观正是由于他对人生的极度执著造成的。楼中那个窈窕女子，尽管楼外有“轻雷”的噪音，有“树杪”的车尘，有“薄晚”的风雨，有“明朝”的流潦，但她所关怀、所期待、所爱的，仍然都在楼外的大地而不在飘渺的虚空，她与大地上的那个世界始终休戚相关。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