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频繁的征战使壮士疲劳、士气低落,中原之战的失败之势再难挽回。
虽然江东子弟现在仍在,但他们是否还愿意跟楚霸王卷土重来呢?
注释
壮士:指项羽。
中原一败:括项羽垓下之败。
江东:指长江下游芜湖、南京以下的江南地区,是项羽起兵之地。
肯:岂肯,怎愿。
卷土来:即卷土重来。指失败之后,整顿以求再起。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江南曲: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它和《采莲曲》、《采菱曲》等编入《清商曲辞》。唐代诗人学习乐府民歌,采用这些旧题,创作了不少清新平易、明丽活泼的诗歌。储光羲的《江南曲四首》就属于这一类作品。
本首诗头两句“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点明时间地点和情由。“渡头”就是渡口,“归渡头”也就是划船回家的意思,“相邀”二字,渲染出热情欢悦的气氛。这是个江风习习、夕阳西下的时刻,那一只只晚归的小船飘荡在这迷人的江面上,船上的青年男女相互呼唤,江面上的桨声、水声、呼唤声、嘻笑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首欢快的晚归曲。
三四句“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轻舟”,创造了一个很美的意境。在那些表现出青年男女各种微妙的、欲藏欲露、难以捉摸的感情,这两句诗就是要表现这种复杂的心理。诗人抓住了“归棹落花前”这个富有特色的景物,赋予景物以人的感情,从而创造出另一番意境。“落花”随着流水,因此尽管桨儿向后划,落花来去飘荡,但还是紧随着船儿朝前流。诗人只加了“如有意”三个字,就使这“来去逐轻舟”的自然现象,感情化了,诗化了。然而,这毕竟是主观的感受和想象;因此那个“如”字,看似平常,却很有讲究。“如”者,似也,象也。它既表现了那种揣摸不定的心理,也反映了那藏在心中的期望和追求。下语平易,而用意精深,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这首诗所要表现的感情和心理状态。
这首诗的第四句,有的本子作“来去逐船流”,从诗意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来去逐轻舟”更好些。因为,第一,“逐”字在这里就含有“流”的意思,不必再用“流”字;第二,因为上句说了“如有意”,所以,虽然是满载一天劳动果实的船,此刻也成为“轻舟”,这样感情的色彩就更鲜明了。“轻舟”快行,“落花”追逐,这种紧相随、不分离的情景,也正是构成“如有意”这个联想的基础。所以,后一句也可以说是补充前一句的,两句应一气读下。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此词是北宋最早的小令之一,也是作者唯一传世的词作。这首词是王禹偁任长州知州时的作品。
起首一句“雨恨云愁”,借景抒情,借情写景。云、雨并无喜怒哀乐,但词人觉得,那江南的雨,绵绵不尽,分明是恨意难消;那灰色的云块,层层堆积,分明是郁积着愁闷。即使是这弥漫着恨和愁的云雨之中,江南的景色,依旧是美丽的。南齐诗人谢朓《入朝曲》写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王禹偁用“依旧”二字,表明自己是仅承旧说,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上片煞拍写的是:蒙蒙的雨幕中,村落渔市点缀湖边水畔;一缕淡淡的炊烟,从村落上空袅袅升起;水天相连的远处,一行大雁,首尾相连,款款而飞。但如此佳丽的景色,却未能使词人欢快愉悦,因为“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古人心目中,由飞鸿引起的感想有许多。如“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这里,词人遥见冲天远去的大雁,触发的是“平生事”的联想,想到了男儿一生的事业。王禹偁中进士后,只当了长洲知县。这小小的芝麻官,无法实现他胸中的大志,于是他恨无知音,愁无双翼,不能像“征鸿”一样展翅高飞。最后,王词将“平生事”凝聚对“天际征鸿”的睇视之中,显得含蓄深沉,言而不尽。
这首词艺术风格上一改宋初小令雍容典雅、柔靡无力的格局,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面目。词中交替运用比拟手法和衬托手法,层层深入,含吐不露,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饰,读来令人心旷神怡。从思想内容看,此词对于改变北宋初年词坛上流行的“秉笔多艳冶”的风气起了重要作用,为词境的开拓作了一定的贡献。
全文描绘了辋川的春色及冬色、月光下的夜色、隐约的城郭、沦涟的水波、落寞的寒山、明灭的灯火,以及深巷的寒犬、村墟的夜舂、山寺的疏钟,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写出了冬夜的幽深和春日的轻盈。
“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岁末寒冬的山间景致在王维眼中也是很优美动人的,故山景气如何和畅,他略而不述,专讲了饭后归来时所见到的一片晚景:灞水深沉、月照城郭;辋川在月光中涟漪起伏;山上灯火,透过树林明灭可见;村巷里的寒犬叫声、夜舂声和山寺里的疏钟声一并传来,作者所写的是夜景,那河水、城郭、远火,都是在月色朦胧中看到的,而那犬吠、夜舂和疏钟则是在黑夜里听到的,作者通过所见所闻,来写那寒夜的景物特色,这样就更切实、逼真,下面写他归家后的境遇和感触,当僮仆静默时,他却思绪不宁,感到十分孤独了!他不禁想到往日与裴迪一起走过仄径去寻幽访胜,对着清流赋诗论文的快乐,这一段所写是一天中游山的经历和感受,但从“猥不敢相烦”到“多思曩昔”却是写对裴迪的思念,这是信的本旨,目的是引起对方来同游故山的兴趣。
下面便是正式的邀请了,王维希望裴迪来年春天能够前来,他用想像中的大好春光召唤对方,“草木蔓发”以下六个四字句,凝练地描绘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色,白鲦轻快地在水中游动,白鸥展开那矫健的翅膀掠空飞翔,野雉在麦陇中鸣叫,草木染绿了春山,露水滋润了堤岸,这一切与前面岁末景色的淡雅清冷恰成鲜明的对照。作者不但在寒冬夜色中保留着浓厚的游兴,还能敏锐地预感到春天不久就要降临,他已开始品味到未来的深趣,这说明山中人王维正是那种“天机清妙者”,即对自然风光有浓厚的兴趣,对佳山丽水具有极强领悟能力的人,既能发现岁末寒冬之夜朦胧可见、清晰可闻的景物,又能凭自己的经验想像出来年春光的优美动人。人们说王维“诗中有画”,其实王维文中也是有画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虽然是一封书信,但可以说它也是作者以诗人的语言、画家的构思写成的一篇优美的写景记游散文,一首赞美自然风光和表述友情的抒情诗。
此词是南唐后主李煜在江南盛时对其宫中歌舞升平景况的描写。反映了李煜早期的宫廷生活。
词的上片,是帝王奢华生活和耽于享乐的真实写照。
起言红日已高,金炉添否,是歌舞时外部环境的描写。全然是一副官贵闲人的作派。陈善《扪虱新语》卷七:“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贵气象。”此不虚言。据史书记载后主宫中非常官丽堂皇。如《五国故事》中说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瑇瑁而押之。又以绿钢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又以花间设画小本亭子,才容二人。煜与爱姬周氏对酌于其中,如是数处。”又,宋·陶谷《清异录》卷上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简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其宫中焚香之器名目繁多,奢华之极。但作者在此词只用此两句巧妙地描写作者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生活画面。“三丈透”言为时不早,其慵懒轻松的情态仿佛想见。“金炉”、“香兽”等已并非—般人家轻易置得。又何况是“次第添”。其中可料知歌舞进行已久,排场亦大。但主人对这些花销用度并不吝惜。通宵达旦的歌舞,奢丽浮华的器具,放浪不拘的宫廷生活,在作者眼里是那样的和谐自然。这也就自然地引入下片。
下片的首句承上片而来,写作者眼中佳人的舞姿,发散钗落,可以同上片首句对应看到,歌舞一直未休,可能是夜以继日的。词人非常细心地捕捉到了歌舞场景中的两个细节“地衣皱”、“金钗溜”。随着飞速旋转的舞步红锦织成的地毯打起皱来,舞女的金钗从发髻滑落下来。“酒恶”一句,写作者已经酒醉不支,但却仍旧以花解酒,力图继续饮宴。“拈‘字、“嗅”宇写酒醉时的娇态。微醉的她时而拈花带笑,嗅花为解,意犹木尽。尤见其酣嘻情趣、楚楚可怜。最后一句跳开的场面描写,从侧面反映这里的活动是如何的喧闹。从内容上看,词中反映的生活是空虚腐朽的,不仅在生活起居上一味地追求奢华,而且毫不顾及政事百姓,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享乐安逸当中。同时,作者在词中的种种作态对其本人来说,作者始终是抱着一种自得的、欣赏的态度的,作者的自我陶醉的心情甚至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说明——作者大概乐于或希望别人知道作者的这种生活,所以要使“别殿遥闻箫鼓奏”。从艺术上看,此词的结构严谨,技巧娴熟,语言华丽,喻象生动。上下两片承接自然紧密,浑然一体,场面描写细腻到位,情态表现活灵活现,如“酒恶时拈花蕊嗅”一句,贴近生活,使一个醉酒享乐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是“红日已高三丈透”句,更是被称为“绝唱”。
此词描写帝王享乐的词,艺术上的精美与内容上的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同作者后期的词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对这种耽于奢华生活乐而不疲,恐怕李煜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亡国之君,阶下之囚。历史的警醒也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