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我因为浅薄无知，错蒙皇上询问，由于时间紧迫，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告辞退朝。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
我想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详尽地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指挥任命，一定做到人尽其才，设置变革措施，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能够驾驭将帅，练好兵卒，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对内靠他们平定动乱。于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自身俭朴，为天下做出了榜样。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的时候，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为准则。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到了仁宗、英宗，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缘故。仁宗做皇上，时间最久。我当时担任侍从官员，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我所亲眼看到的。
我试为陛下陈说其中的几条，陛下详加考虑，选择可取之处，也足以用作今天的借鉴。 我想仁宗作为一位君主，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天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钱财给辽、夏，却始终不忍心对他们开战。刑罚轻缓而公正，赏赐很重而守信用。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的蒙蔽；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举荐关系疏远的人才，且伴随着连坐的法律。从监察官吏到州、县的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来损害老百姓。自从西夏人顺服以后，蛮横的外族就没有大的变化，边境人民的父子夫妇，能够不在战争中死亡，而内地的人民，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一直到今天，这是因为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错杀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而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财物给辽、夏外族，而不忍心对他们开战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近臣，没有人敢强横犯法，他们自重谨慎，有的甚至超过平民百姓，这是刑罚轻缓而公正的结果。招募天下骁雄强横奸诈之徒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来统帅他们，而阴谋叛乱的人很快就败露；聚集天下的财物，虽然有账册，把这些交给府吏管理，没有贤能的官吏来检查考核，而贪污偷盗的人马上就被揭发出来；水旱灾年，逃荒的人堵塞了道路，尸横遍野，而抢夺财物的强盗立刻就被捕获，这是重赏赐而守信用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侍从官吏，没有能大肆作威作福，到处钻营受贿，一有奸邪不法的事，随即就报告到上面；贪婪奸邪强横狡猾之徒，即使偶尔被任用，不能够长久的。这是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广泛地听取观看，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所蒙蔽的结果。从县令、京官，到监司、台阁，提拔任用，虽然不能全部称职，然而，闻名一时的所谓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这是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推荐关系疏远的人才而伴随着连坐之法的结果。驾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如同死去父母，这是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本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的结果。
但是，本朝几代墨守衰风颓俗的弊病，却没有皇亲国戚和诸位臣子议论它。和皇上朝夕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宫女，出来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事，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和学士、大夫们讨论先王治理国家的方法，把它实施到天下。一切听任自然趋势，而主观努力却有所不够，名义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加以考察。君子并不是不被容纳，但小人也能够混进来。正确的论断并不是不被采纳，然而不正确的怪论也有时候被采用。凭着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的士人，而没有学校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在朝中的官位，而没有官吏考核实绩的制度。监司部门没有设置检查的人，守将不是选拔上来的贤臣，频繁地调动迁官，既难于考核实绩，而夸夸其谈的人，因而能够乱真。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大多数得到了显要的职务，靠自己才能奉公守职的人中，有的人却受到排挤压抑。所以官场上下因循守旧、偷懒怠惰，只要讨得别人的欢心罢了，即使有能干的人在职位上，也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没有看到特别的救济抚恤，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兴修农田水利；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没有加以告诫整顿，又不替他们选拔将领，让他们长久地掌握守边任务。保卫都城收罗的是些兵痞无赖，没有改变五代的纵容、笼络的坏习惯；皇室中没有教导训练、选拔推荐之实，因而不能符合先王亲近疏远、升官、降职的原则。至于管理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虽然操心勤勉而国家却不强大。幸赖不是夷狄昌盛的时候，又没有尧、汤时代水涝旱灾的特殊情况，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然是人努力的结果，也靠了天的帮助。原因是几代圣君相传，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忠恕诚恳，这是他们之所以获得上天帮助的缘故。
我想陛下身具最为圣明的资质，继承无穷无尽的帝业，知道不能长久地依靠上天的帮助，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下去，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正在今天。我不敢随便放弃臣子应尽的职责，而只顾躲避独犯忌讳所遭到的惩罚。恳请陛下宽恕我并留神我的话，那就是天下人的福气了。恰当与否，请陛下裁决。
注释
百年：指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凡一百余年。札子：当时大臣用以向皇帝进言议事的一种文体；也有用于发指示的，如中书省或尚书省所发指令，凡不用正式诏命的，也称为札子，或称“堂帖”。
享国：享有国家。指帝王在位掌握政权。
浅陋：见识浅薄。这里为自谦之词。
误承：误受的意思。这里为自谦之词。
圣：指皇帝。
日晷：按照日影移动来测定时刻的仪器。这里指时间。
语不及悉：回禀的话来不及细说。悉：详尽。
窃惟念：我私下在想。这和下文“伏惟”一样，都是旧时下对上表示敬意的用语。
近臣：皇帝亲近的大臣。当时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是侍从官。
昧冒：即“冒昧”，鲁莽，轻率。这里为自谦之词。
躬：本身具有。
上智：极高的智慧。
独见：独到的见解。
周知：全面了解。
付托：托付、交待。指委任臣下做事。
变置施设：设官分职。变置，指改变前朝的制度而重新设立新制。
当其务：合于当前形势的需要。
驾驭：统率，指挥。
训齐：使人齐心合力。
捍：抵抗。
夷狄：旧时指我国东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这里指北宋时期建立在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契丹、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下文“蛮夷”也是同样的意思。
内以平中国：指宋太祖对内平定统一了中原地区。中国，指中原地带。
废强横之藩镇：指宋太祖收回节度使的兵权。唐代在边境和内地设置节度使，镇守一方，总揽军政，称为藩镇。唐玄宗以后至五代时，藩镇强大，经常发生叛乱割据之事。宋太祖有鉴于此，使节度使仅为授予勋戚功臣的荣衔。
躬：亲自。这里与上文“躬”字意思稍有区别。
为天下先：做天下人的表率。
安利元元：使老百姓得到平安和利益。元元，老百姓。
太宗：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位22年。
聪武：聪睿圣武。
真宗：太宗之子赵恒，继太宗后为帝，在位25年。
仁宗：真宗之子赵祯，在位42年。
英宗：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继仁宗后为帝，在位不足四年。
逸德：失德。
实备从官：王安石在宋仁宗时曾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是皇帝的侍从官。
施为本末：一切措施的经过和原委。
申鉴：引出借鉴。
伏惟：古人奏札、书信中常用的套语，意为“我暗自考虑”。
仰畏天，俯畏人：上畏天命，下畏人事。意谓说话行事都须十分谨慎。
自然：本性。
诚悫：诚恳。
断狱：审理和判决罪案。
生：指给犯人留有活路。
恶：厌恨。
吏之残扰：指官吏对百姓的残害、扰攘。
弃财于夷狄：指北宋政府每年向契丹和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献币纳绢以求和之事。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北宋政府与契丹讲和，每年需向契丹献币纳绢。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宋又向契丹增加银绢以求和。庆历四年（1044），宋又以献币纳绢的方式向西夏妥协。王安石这里是替宋仁宗的屈服妥协曲为辩解的话。
谏官：执掌劝谏皇帝的官员。
御史：执掌纠察百官的官员。
公听并观：多听多看。意即听取了解各方面的意见情况。
偏至之谗：片面的谗言。
因任众人耳目：相信众人的见闻。
拔举疏远：提拔、起用疏远的人。疏远，这里指与皇帝及高官显贵关系不密切但有真实才干的人。
相坐之法：指被推荐的人如果后来失职，推荐人便要受罚的一种法律。
监司之吏：监察州郡的官员。宋朝设置诸路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四司，兼有监察的责，称为监司。
州县：指地方官员。
调发：指征调劳役赋税。
夏人顺服：西夏政权在宋初与宋王朝有磨擦，至仁宗庆历三年，西夏主元昊遣使请和，从此宋、夏间的战事宣告结束。
安逸蕃息：休养生息。蕃：繁殖。
效：结果。
贵戚：皇亲国戚。
左右近习：指皇帝周围亲近的人。
甚于闾巷之人：比平民百姓更加谨慎畏法。
骁雄横猾：指勇猛强暴而奸诈的人。
御：统率，管理。
谋变者辄败：凡有阴谋哗变者，很快就被平定。
文籍：账册。
府史：衙门中的书吏。
钩考：查核。
断盗者：一作欺盗，贪污中饱的人。
发：被揭发。
流者填道：流亡的人塞满了道路。
死者相枕：尸体枕着尸体。
寇攘者：强盗。
得：被抓获。
奸慝：奸邪的事情。
间或见用：有时也会被提拔任用。
监司：各地监察机关。
台阁：指执政大臣。
升擢：提升。
得人：得到贤才，任人唯贤。
罕：少有。
蔽塞：埋没。
收举：任用。
升遐：对皇帝（这里指宋仁宗）死亡的讳称。
号恸：大声痛哭。
考妣：称已死的父母。父为考，母为妣。
累世：世世。
因循末俗：沿袭着旧习俗。
女子：指皇宫中的后妃宫女。
出而视事：指临朝料理国政。
有司之细故：官府中琐屑细小的事情。
措之天下：把它实施于天下。
自然之理势：客观形势。
精神之运：主观努力。
名实：名目和实效。
厕：参与。
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宋代科举考试以写作诗赋，背诵经义为主要内容。王安石变法，一度取消诗赋考试。
学校养成之法：指建立州县学，用儒家经典来教育士子。
科名：科举名目，如进士、明经之类。
资历：任职年限。
叙：排名次序。
课试：考察测试官吏政绩。
转徙：调动官职。
亟：频繁。
游谈之众：夸夸其谈的人。
乱真：混作真有才干的人。
交私养望者：私下勾结、猎取声望的人。
独立营职者：不靠别人、勤于职守的人。
排沮：排挤、压抑。
偷惰：偷闲懒惰。
取容：指讨好、取悦上司。
繇役：即徭役，封建社会中为官府无偿劳动的制度。
杂于疲老：混杂着年迈力疲之人。
申敕：发布政府的命令。这里引申为告诫、约束的意思。
久其疆埸之权：让他们（指武将）长期掌握军事指挥权。
宿卫：禁卫军。
卒伍：这里指兵痞。
五代：指北宋之前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907—960）。
姑息羁縻：纵容笼络、胡乱收编的意思。
亲疏隆杀之宜：亲近或疏远、恩宠或冷落的区别原则。
赖非夷狄猖炽之时：幸好赶上不是外敌猖狂进犯的时日。
尧、汤水旱之变：相传尧时有九年的水患，商汤时有五年的旱灾。
累圣：累代圣君。这里指上文提到的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诸帝。
躬上圣之质：具备最圣明的资质。
承无穷之绪：继承永久无穷的帝业。绪，传统。
恃：依赖，倚仗。
怠终：轻忽马虎一直拖到最后。意思是最后要酿成大祸。
辄废：轻易地废止。
将明之义：语出《诗经·大雅·烝（zhēng）民》，意谓大臣辅佐赞理的职责。将，实行。明，辨明。义，职责。
苟逃：侥幸逃避。
讳忌之诛：因触怒天予而受到责罚。
赦：宽恕免罪。
留神：留意，重视。
取进止：这是写给皇帝奏章的套语，意思是我的意见是否妥当、正确，请予裁决。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的贬，在探究北宋立析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轻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辞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君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的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的二十岁，出于谋求富析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的“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的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的“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辞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辞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君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析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析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析之君且较的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君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轻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轻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的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君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君安居乐业。皇亲析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的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的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轻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君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的作为的析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析之法，从而在全析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辞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辞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轻，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的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的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轻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的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的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的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的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的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的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析事百般操劳而析家却不强盛；幸而没的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的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的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辞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辞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辞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析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君常恃，知人事之不君怠终，则大的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的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君的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的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析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的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的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轻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首联，先推出“望海楼”“护江堤”，是因为楼高、堤长足可贯领通篇，它们在辉彩早霞、泛光晴沙的映照下，一“明”一“白”，渲衬成一派秾丽畅朗的气氛，渐启以下佳境。在这里，“照”楼曙踏和霞光属客观现象，“踏”堤遨游则是游人的兴趣，一静一动，皆从诗人眼中见出，紧扣题目的“望”字。诗中原注：“城东楼名望海楼”，又杭城临钱塘江，故筑堤。次联转过一层，始引出显著的季节特征：春潮汹涌，夜涛摩荡，声响直振吴山顶的伍公庙；柳枝掩映，苏小家正当新绿深处，春光似乎就凝汇在她如花的年华和火一般的热情里……这两句声踏交织、虚实相衬，分别从视听感知里生发出“夜入”“春藏”的美妙联想，一并融进涵纳着深沉悠远的历史内容的“伍员庙”“苏小家”里，使古老的胜迹超越时空，带上了现实感，并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
第三联从前面连辐直下的四处景点移开目光，注视到民俗人事上来。江南丝织业繁盛，故诗中自注：“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物产》记载，这是绫的花纹；又当地产美酒，诗中亦自注：“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这里特以二者并举，描写杭州女工织艺的精巧和当时人们争饮佳醪的民俗风情，勾勒出繁荣兴旺的社会景象。而“红袖”与“青旗”、“柿蒂”与“梨花”的颜踏对照、品物相衬，更象一幅工丽雅致的画图，流溢着浓郁活泼的生活情趣。尾联以登高远眺所见的阔大场景收束，暗与首句照应。“湖寺西南路”，指由断桥向西通往湖中到孤山的长堤，两旁杂花草木密布，诗中自注说：“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请看，满湖清波如同少女的彩裙飘动，白堤上烟柳葱茏，碧草如茵，就像少女裙上的绿踏飘带。上句就“谁开”提唱，故设问答，接着用了“裙腰”这个绝妙的比喻，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西湖，仿佛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少女的化身。
在李商隐诗中，具体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静照观赏、对山村野趣的忘我流连。诗歌首联写与田叟相逢之情景。颔联写所见所闻，皆为田园生活之景。颈联把田叟不以世事为怀与官场得志升官者进行对比，一歌颂一讽刺，表明了作者的爱憎。尾联用野无遗贤典故，既赞美了田叟，也讽刺了当权者。
全诗语言精工，用典精当。田园生活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俗人际关系相比，纯朴厚直、了无机心的田叟也能使诗人感受到返朴归真的禅意，自然清景，对于红尘喧嚣的世人，具有净化心灵、抚平躁动的效用。受无常左右的凡夫俗子，蝉蜕红尘，就可以在大自然中获得审美观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作者对官场污浊的憎恶。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轩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的罪名，罢居上饶已经将近三年了。所以词中处处把李之入任，与己之罢闲，双双对照写来，一喜一忧，缠绵悱恻，寄意遥深，感人心肺。
起两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点出李之入蜀与己之送行，双双入题，显得情亲意挚，依依难舍。“登天”虽借用李白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却暗含此行之艰难；虽是王命，何尝又不是小人的挟嫌排挤，有如远谪？所以他这阕词写的极其沉郁，这开头无异已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杯”，何其简慢；看似淡语，然而却是至情的无间；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没有华筵歌妓，也没有清客的捧场；只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对，则这“一杯”二字，不仅写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写尽了世态之薄。笔墨之力量如此，则这“一杯”也就不少了。
“绣衣”，是对“提刑”的美称。汉武帝时，派使者衣绣衣巡视天下，操有生杀之大权，称为绣衣直指。李正之提点刑狱公事，也负有司法和监察的任务，所以稼轩也借以称他为“绣衣使者”。
三、四句：“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点出“中年”，是时稼轩45岁，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多病”，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况“多病”。稼轩正当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国被侵占的时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驱除外侮，却非要闲置如此，内忧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还自叹”三字领起下面两种难堪：已是自己闲置生愁，怎当堪用的同志又遭远调，离开了中央，这一来抗战派淘汰将尽矣。所以这种离别，不止友情，更关系国家的命运，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两句，按词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对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关于蜀的故事。切题已难，而寓意得妙更难。他却举重若轻，正是有一肚子的学问。“还北看惊”者，是还北方的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正应当像诸葛亮请求出师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一“惊”字，有三层意思：惊山河之破碎；惊投降派的阻挠；以至惭愧得都怕（惊）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了。然而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着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师还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强迫到西南去镇压人民。恨上加恨，这个“更”字把一个南宋小朝廷的那种对敌和，对己狠的心态暴露无遗。下字非常生动而有力。
七、八两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正是双方的小结。自己废置无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土有责的，和稼轩自己只能耕种以自适的“稼轩居士”不同，终究还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轩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铁马金戈，不是临刑的鬼头刀，而是如椽之笔！因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红笔一勾，是要人命的，虽不能法外开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谓“况钟之笔，三起三落”。在这六年前，稼轩也曾有过“按察之权”，而他当时却向皇帝上过《论盗贼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说过剿“贼”之害。他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用笔，即亦“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能如此，那于国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来令人欲泪。
过拍起首四句：“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儿女泪”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末二句：“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之意。“能”，这里读去声，宁可的意思。这里是说：与其有作儿女哭泣的时间，倒不如听我说一说你要去的荆楚这一路的风光吧？以此换头，过度到下阕，一荡上阕愁闷的情绪。用“要新诗准备”贯串“庐山色”、“赤壁浪”、“铜堤月”。不过这看似闲情逸趣，何等潇洒。其实这正是上阕的“表”与“檄”的内含。下阕怜南，也正是上阕的思北。“荆楚路”这一带是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如此美景，宜爱宜惜。爱，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护它。特别作为北方的游子，当提到这些南方的美景时，不能不有一些思乡的酸楚夹杂于胸中。总之，只因是一个分为两片的祖国横亘在胸中，所谓“新诗”，当也是长歌之恸。以此相勉，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正是痛心的变异。以此寄人，不仅见趣，亦且见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点明时间。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说“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是彼此双方的互勉，仍以双双作结。
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其实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话外之音的。“正梅花万里雪深”，“梅花”是他们，又是传递消息的暗示。所谓“折梅逢驿使，送与陇头人”。“万里雪深”是写彼此的间隔，也是彼此的处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论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间隔而寂寞的，终归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对于他们的打击。那么，在这样个废弃与远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万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励莫相忘并不断传递消息的，那当然是人，所以“须相忆”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这人事，正是他们“志”的结集，所“须相忆”者，仍是祖国恢复之大业。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即抗战派在被迫流离失所时，仍在呼喊着团结。甚至可以说，通篇都是在告诫着不要忘了抗战的事业。这样分析是有心理依据的。在共同斗争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战友，临岐执手勉励莫相忘时，他们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应是斗争失利的耻辱与磨砺以须的豪情。
战友在一起当然比分散开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尝不知道。以是他们之间的“离别”就成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伤心之至：已不成军，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对于抗战事业的悼念与惋惜。甚至连那一滴儿女泪，也要他收起，这样的心肠，要以江山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
从《西江月》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鹊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鹊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因为月光明亮，所以鹊儿被惊醒了；而鹊儿惊飞，自然也就会引起“别枝”摇曳。同时，知了的鸣叫声也是有其一定时间的。夜间的鸣叫声不同于烈日炎炎下的嘶鸣，而当凉风徐徐吹拂时，往往特别感到清幽。总之，“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
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稻花飘香的“香”，固然是描绘稻花盛开，也是表达词人心头的甜蜜之感。在词人的感觉里，俨然听到群蛙在稻田中齐声喧嚷，争说丰年。先出“说”的内容，再补“声”的来源。以蛙声说丰年，是词人的创造。
前四句就是单纯的抒写当时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带来的幸福。
下阕开头，词人就树立了一座峭拔挺峻的奇峰，运用对仗手法，以加强稳定的音势。“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阕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成趣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词人对黄沙道上的路径尽管很熟，可总因为醉心于倾诉丰年在望之乐的一片蛙声中，竟忘却了越过“天外”，迈过“山前”，连早已临近的那个社庙旁树林边的茅店，也都没有察觉。前文“路转”，后文“忽见”，既衬出了词人骤然间看出了分明临近旧屋的欢欣，又表达了他由于沉浸在稻花香中以至忘了道途远近的怡然自得的入迷程度，相得益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令人玩味无穷。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然而，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淳厚的感情。在这里，读者也可以领略到稼轩词于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