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庭院枝叶落尽, 放眼空空荡荡,只觉长秋漫漫;节气已至寒露, 傍晚水气凝结, 便愁孤身衣单。
院外人语纷杂, 气氛逐渐热闹, 不觉已成集市;此时应道午间,秋日仍藏云后, 唯有柔光照下。
曾经期望美好, 只是这些美好, 都如梦般逝去;阳光洒成玉色, 却是柔和舒缓, 仿佛开心面容。
料想以后将来, 亲朋好友之间, 没有异地相隔;明月清影之下, 悠闲对坐聊天, 尽是笑语欢声。
注释
空庭:幽寂的庭院。
寒露:二十四节气之第十七个节气,秋季的第五个节气。
喧喧: 形容声音喧闹。
开篇词人即提到“汉中”,除了因为汉中是张仲固要去的地方之外,还因宋高宗即位之初,李纲等人就主张在此地建立行都,出击金军。作者满怀一腔报国之志,一生都渴望光复故土,洗去被金军侵略的耻辱,所以一提到汉中,他便自然地联想到汉朝基业的建立。“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忆了刘邦当年从汉中率军出发,直指关中,把踞守关中的秦的三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相继击溃的往事。那是多么高明的战略决策,多么令人羡慕的战果,而那又全都是多谋善战的汉初三杰的贡献。“追亡事,今不见”词人的笔锋由历史的回顾转向眼下的现实。这段历史趣事和刘邦帝业联系在一起,尽管时移世变,也没有冲淡人们美好的记忆。然而如今的雄豪意气何在?这里词人借用唐代李峤《汾阴行》的诗句:“世事回还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借古是为了喻今,当时偏安的朝廷,屈辱求和,国势日衰,没有一点振奋作战的气象。词人面对着眼前的剩山残水,怎能不使他感伤落泪呢!“胡尘未断”和“塞马空肥”,既写出严重的民族危机,又抒发报国无路的悲愤。词人追忆刘邦充满荣光的战斗历程,无奈如今的朝堂却是一派文恬武嬉,国势衰微,萎靡不振。大好河山看似依旧,其实早已被金军的铁骑踏遍。看着敌骑在南宋的疆土上肆意驰骋,像词人这般怀有一腔报国之志的血性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
下阕开头“一编书是帝王师”,用张良佐汉的故事,与篇首回应。下句“小试”二字微讽。既是“帝王师”,为什么不大用,而只“小试”呢?但又是双解。小试之后,必有大用。“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词人心中对友人的不舍随着分别时刻的临近而越来越深。以“更”字领起,纵笔直抒,沉恨离愁,尽吐纸上,充分揭示出别离时的愁苦心境。“愁满旌旗”一句,言无知的旌旗也会染上他俩的别愁,写离情最独到。“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作者当时也已经接受改任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之命,很快就要去江西赴任。当张仲固抵达汉中,回首思念今日为他践行的人时,辛弃疾早已离开此地,到达南昌了。“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离别在即,词人满腹离愁无法化解,真希望车轮能在一夜之间生出四角,使张仲固因无法离开而多停留几日,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分别之后,思念定会让作者变得更加消瘦。以上两句,一句从对方思念自己着笔,以“江涵秋影雁初飞”的成句,写孤独的友人望雁寄情之貌,寓情于景;一句从自己思念友人出发,以“车轮四角”写留别苦情,“带减腰围”写别后相思。
本篇结构颇为紧凑。例如上片只有两层意思,其问以“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过渡,既感慨再也见不到汉初风云际会,君臣相得的盛况,又痛惜眼前山河分裂、神州陆沉的现状。这样,就使怀古与伤今浑然联成一体,可以全面地表达词人炽烈的爱国之情。下片在结构安排上也有相似之处,即从张仲同写起,以“回首处”二句过渡,接写作者的愁怀。其次,本篇语言也颇为精练(这包括运用古人的现成诗句)。例如“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原是唐代李峤的诗句,但词人却能翻出新意,一扫原诗物是人非、富贵易失的消极情绪,用来描绘爱国志士目睹故国山川、热泪纵横的情景,恰到好处,足见作者驾驭语言的高度能力。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