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七律作于诗人的晚年,叙写诗人在一个黄昏登宝公塔的所见所感。诗中描写了一派静谥而开阔的景色,表现出诗人饱经忧患与挣扎之后力求超脱的心境。此诗造语奇警,组合新巧,炼字取意精严娴熟。
诗的首联描写了登塔前的一路艰辛。从“倦童疲马”四字透出路遥行艰之状,“长筇倚石根”说明山石巍峨,攀登不易。而倦童疲马留于寺门与诗人拄杖登山的情形恰成鲜明对比,通过童仆和马匹的倦怠疲惫,反衬出诗人登山临水、意兴无穷的精神。诗中出现的诗人形象:一个不避险远的“有志者”。
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色:江上升起的皓月驱走了黄昏时苍茫的夜色,将黝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岭间飘浮的云影加深了暮色的昏暗,像是将暝色分给了黄昏。这两句状写江上山间由黄昏转入月夜时光影的明暗变化,极为工妙。夜空本不可转,暝色也不能分,然而诗中说“转空”、“分暝”,已是一奇;以月转空,以云分暝,则将月和云赋予了活力和生命,又是一奇;明明是入夜,却说转为白昼,黄昏本是虚无,却说分予暝色,更是奇上加奇。这联中“转空”、“分暝”都是诗人独造之词,然而在全句中不显得生硬晦涩,耐人咀嚼回味。
颈联续写登塔的所闻所见:老鼠轻微的一动便打破了山间的寂静,声音随之而起;乌鸦在荒寒的空中高飞,投下它们翻飞的身影。这两句通过极细微的描写,表现了山间入夜时分的宁静和荒寒,“鼠摇”的声响十分微弱,但犹可听见,说明空山幽寂,古塔阒静。乌鸦在夜空中飞过本是晦暗不明的,然而其影可鉴,正表现了月色的明朗。这一联造语也很奇警。“鼠摇”、“鸦矫”脱胎于卢纶的“斗鼠摇松影”和杜甫的“雁矫衔芦内”,但组合新巧,对仗自然,体现了诗人炼字取意的精严娴熟。
如此静谧开阔的景色令诗人心旷神怡,深深陶醉,甚至忘记了尘世的烦扰和纷争,如同要与眼前景物融为一体,尾联表现了诗人这种物我两忘的感受。“当此不知谁客主”一句,李壁注引《襄阳记》:“司马德操尝诣庞德公,值其上冢,径入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须臾,德翁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诗中的“客主”就是指诗人自己与寺中僧人。结尾二句虽然只是刻画一种感受,却并不离登塔的主题,虽不写景,而景由此可见。
全诗描绘了荒山、冷月、寒鸦的清冷幽僻之景,虽一字未提墓塔,却全然是墓塔周围特有的氛围,突现了游览地的固有特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疲惫的随行人马都留在寺门,一根竹杖扶我继续登临石壁。
升空的皓月要将星空转为白昼,绕岭的重云想把黑夜分给黄昏。
小鼠磨牙打破了塔中的岑寂,寒鸦振翅掠过投下了移动的清影。
面对此景此情已分不清谁主谁客,同游大化,道人与我两两相望无言。
注释
宝公塔:宝公名宝志,为南朝高僧,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卒,葬于钟山定林寺前,梁武帝为建塔于其上,名宝公塔。塔前有寺。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子王雱卒,其祠堂就在宝公塔院。
童:指随行的童仆。
松门:松木为门,此指寺门。
筇:筇竹,可作拐杖,因称杖为筇。
石根:大石的底部,这里指石壁。
转:运转。
暝:日暮,夜晚。
岑寂:寂静,寂寞。
矫:举起,昂起;这里是振翅的意思。
道人:得道之人,这里指守塔院的僧人。
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年底或十年,诗人再度罢相,于晚年闲居钟山,在一天傍晚时分登临宝公塔,见到塔山的景色别致有感而写下了这首诗。
此首七律作于诗人的晚年,叙写诗人在一个黄昏登宝公塔的所见所感。诗中描写了一派静谥而开阔的景色,表现出诗人饱经忧患与挣扎之后力求超脱的心境。此诗造语奇警,组合新巧,炼字取意精严娴熟。
诗的首联描写了登塔前的一路艰辛。从“倦童疲马”四字透出路遥行艰之状,“长筇倚石根”说明山石巍峨,攀登不易。而倦童疲马留于寺门与诗人拄杖登山的情形恰成鲜明对比,通过童仆和马匹的倦怠疲惫,反衬出诗人登山临水、意兴无穷的精神。诗中出现的诗人形象:一个不避险远的“有志者”。
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色:江上升起的皓月驱走了黄昏时苍茫的夜色,将黝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岭间飘浮的云影加深了暮色的昏暗,像是将暝色分给了黄昏。这两句状写江上山间由黄昏转入月夜时光影的明暗变化,极为工妙。夜空本不可转,暝色也不能分,然而诗中说“转空”、“分暝”,已是一奇;以月转空,以云分暝,则将月和云赋予了活力和生命,又是一奇;明明是入夜,却说转为白昼,黄昏本是虚无,却说分予暝色,更是奇上加奇。这联中“转空”、“分暝”都是诗人独造之词,然而在全句中不显得生硬晦涩,耐人咀嚼回味。
颈联续写登塔的所闻所见:老鼠轻微的一动便打破了山间的寂静,声音随之而起;乌鸦在荒寒的空中高飞,投下它们翻飞的身影。这两句通过极细微的描写,表现了山间入夜时分的宁静和荒寒,“鼠摇”的声响十分微弱,但犹可听见,说明空山幽寂,古塔阒静。乌鸦在夜空中飞过本是晦暗不明的,然而其影可鉴,正表现了月色的明朗。这一联造语也很奇警。“鼠摇”、“鸦矫”脱胎于卢纶的“斗鼠摇松影”和杜甫的“雁矫衔芦内”,但组合新巧,对仗自然,体现了诗人炼字取意的精严娴熟。
如此静谧开阔的景色令诗人心旷神怡,深深陶醉,甚至忘记了尘世的烦扰和纷争,如同要与眼前景物融为一体,尾联表现了诗人这种物我两忘的感受。“当此不知谁客主”一句,李壁注引《襄阳记》:“司马德操尝诣庞德公,值其上冢,径入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须臾,德翁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诗中的“客主”就是指诗人自己与寺中僧人。结尾二句虽然只是刻画一种感受,却并不离登塔的主题,虽不写景,而景由此可见。
全诗描绘了荒山、冷月、寒鸦的清冷幽僻之景,虽一字未提墓塔,却全然是墓塔周围特有的氛围,突现了游览地的固有特征。
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
此诗头二句写初到柳州时的感受。“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这两句是总起,“不可亲”三字,深含感叹之情,很自然地开启下文。
中间四句接着写峒氓的生活、习俗。柳州峒氓,多住在山村,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要到郡城集市去买,所以三、四两句接着描写他们赶集的情景:“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这两句是用倒置法,说峒氓们赶集买盐往返甚是辛苦。第五句“鹅毛御腊缝山罽”,写峒氓御寒之物,说在天气寒冷的腊月里,峒氓们用鹅毛制成的被子来抵御寒冷。下句接着写峒氓的迷信风俗。“鸡骨占年拜水神”。“鸡骨占年”,是峒氓的迷信风俗,以为占卜可以知道年景的好坏。“拜水神”,即向水神礼拜。峒氓们用鸡骨去占卜,问水神祈祷一年的好收成。以上四句描写了柳州峒氓的贫苦生活和迷信风俗,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最后两句抒写心意,表示愿意随俗。“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庄子·逍遥游》里说: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章甫这种礼帽,越国人断发文身,用不着这种礼帽。这里化用这个故事,表示愿意随俗。作者不乐意只在公庭上通过译员来和峒氓接触,而宁愿抛掉中原的士大夫服装,随峒氓的习俗,在身上也刺上花纹,学习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亲近。
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诗人和柳州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接近的情况。起初虽然感到“异服殊音不可亲”。最后却“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人自己本来不信神,而民间有迷信风俗,但他不肯疏远他们,而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表现出了入乡随俗的思想。对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地方官来讲,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施政能够从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为他们兴利除弊,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好事,如减轻赋税,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特别是想方设法赎回许多被典质的贫苦人民的子女,使他们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作者任柳州刺史虽仅四年便病逝了,却一直深为柳州人民感激和怀念不已。至今柳州还有纪念他的“柳侯祠”。
《酌》是《大武》五成的歌诗,《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周颂·我将》一篇的鉴赏文字)《大武》五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平定东南叛乱回镐京以后,成王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的史实。当时天下虽然稳定,但仍不能令人放心,所以成王任命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周公负责镇守东南、召公镇守西北,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楚先祖熊绎此时受封于丹阳(今秭归附近),为子爵,盖亦有协助镇守江南的用意。就《酌》诗的内容而言,前五句是成王歌颂王师的战绩,并对统兵出征的统帅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是感激和歌颂周公。后三句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当然,这时仍是周公摄政,但任命之事则不能不以成王的名义,告庙仪式的主人公也不能不是成王。故该诗的主人公表面上是成王,而实际上还是周公。《酌》向来多被认为是周公的乐舞(如郑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也可证实这一点。前人或以为此诗是颂武王伐殷的,但武王并无“周公左召公右”的任命,而且诗中的“晦”也是泛指,不一定特指殷纣王。故不从。诗名为“酌”,《毛序》以为是“斟酌”之意(即“斟酌文武之道”),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恐不妥。“酌”亦可作汋、彴、勺等,就是以勺舀酒灌祭祖先神灵,说明该诗是灌祭祖先时所唱的歌。以歌诗而言则曰《酌》,以乐舞而言则曰《勺》,《仪礼》、《礼记》皆言舞《勺》,《勺》即《酌》。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礼记》)《内则》曰:‘十三舞《勺》。’又:‘成童舞《勺》舞《象》。’……《勺》为武舞,其诗为《酌》之章。按诗歌之节以为舞,列为学校普通教科,故曰成童则舞《勺》舞《象》。”可见《酌》作为乐舞,在当时是与《象》舞一样颇具代表性的。它可以作为《大武》的一成与其他五成合起来表演,就像现代舞剧中的一场,也可以单独表演。具体的舞蹈动作,参见《周颂·我将》一篇对《大武》的全面介绍。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若拈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以为启发,恐怕读者对其前半部分弦乐柔板般的从容与后半部分铜管乐进行曲般的激昂就会有一定的感悟。欣赏《颂》诗,所当留意之处,就在这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