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抒写别后相思的恋情诗。首联追叙离别时的情景。颔联寓情于景，回忆当年花前月下的美好生活。颈联叙述自己寂寥萧索的处境，揭示伊人离去之后的苦况。尾联表达对所恋之人的刻苦相思之情。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飘忽传神。一开始出现的便是两个瞬息变幻的恃写镜头：“油壁香车”奔驰而来，又骤然消逝；一片彩云刚刚出现而又倏忽散去。写的都是物像，却半隐半露，寄寓了一段爱情周折，揭示主旨。车是这样的精美，则车中人的雍容妍丽，可以想见。然而这样一位美人却如巫山之云，来去无踪，重逢难再，怎不令作者怅惘。“映云”暗用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美丽传说，渲染浓密的爱情气氛。但“云雨巫山枉断肠”，毕竟是一场虚妄。前句写人间，写现实；后句写天上，写梦幻。首联写得兴象玲珑，清新流丽。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任池塘淡淡风。”景中有情。“梨花院落”、“柳任池塘”，描写了一个华丽精致的庭院。宋葛立方说：“此自然有富贵气。”（《韵语阳秋》卷一）反映出诗人的高贵身份。“溶溶月”、“淡淡风”，是诗人着意渲染的自然景象。

　　这两句互文见义：院子里、池塘边，梨花和柳任都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之中。阵阵微风吹来，梨花擂曳，柳条轻拂，飞任蒙回，是一个意境清幽、情致缠绵的境界。大概是诗人相思入骨，一腔幽怨无处抒写，又适值春暮，感时伤别，借景寄情；或是诗人触景生情，面对春宵花月，情思悠悠，过去一段幽情再现。这里展现的似乎是实景，又仿佛是一个幻觉、诗人以神取景，神余象外。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

　　颈联“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写眼前苦况，欲遣不能。多少日子以来只凭杯酒解闷，由于饮得过醉，形容憔悴，心境凄凉。“伤酒”两字，诗人颓唐、沮丧的形象可见。眼前又是寒食禁烟之际，更添萧索之感。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宕开一笔，由设问自答作结，深化了主题。诗人似乎想从悱恻的感伤中挣脱出来，探索寄书的途径，去寻觅失去了的爱情。但问得深切，答得无情。“水远山长处处同”一句，乃斩钉截铁之语，如瓶落井，一去不回。原来摆在诗人面前的不是一般险阻，而是永远冲不破的障碍。这两句看似寻常平直，却是全诗中决绝语，最为沉痛哀怨。晏殊在《蝶恋花》词中有“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说的情景与本诗类似，都有一种难言之隐。

　　但这首诗寓意更深。“知何处”，一切尚在不解之中，使人感到怅惘；“处处同”则已无疑可置，只有绝望之情。这种情绪在首联已暗暗流露，然后曲折道出，由结句点破，情长怨深。“处处同”三字弦外有音，寻绎其意，乃人事阻隔，才处处有碍，无路可通。此联“妙在能使人思”（钟惺《古诗归》）。

　　晏殊这首诗一名《无题》，在风格上学李商隐的无题诗，运用含蓄的手法，表现自己伤别的哀思。诗在表现上，则将思想藏在诗的深处，通过景语来表达，然后在景语中注入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样，诗便显得幽迷怨旷。与李商隐诗风不同的是，晏殊这首诗清而不丽，也没有堆砌典故，所以呈现出一派淡雅与疏宕。

　　此诗通篇运用含蓄手法，“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司马光《迂叟诗话》）“怨别”乃全诗主旨。字面上不著一“怨”字，怨在语言最深处。“不再逢”、“任西东”，怨也；“溶溶月”、“淡淡风”，怨也；“寂寥”、“萧素”、“水远山长”，无一不怨。“处处同”则是怨的高潮。章节之间起承转合，首尾呼应也都以“怨”贯串，此其一。其二，含蓄又通过比拟手法表现出来。“油壁香车”、“峡云无迹”、“水远山长”，托物寓意，言近旨遥，“婉转附物，怊怅情切沙（《文心雕龙》）。其三，写景寄兴，“梨花”、“柳任”二句出之以景语，却渗透、融汇了诗人的主观情绪，蕴藉传神。

　　这首七律，记述了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时的真实感受。通过对韶山人民革命历史的回顾，以及对人民公社社员通过热情劳动而喜获丰收的描绘，赞扬了革命人民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战天斗地的风貌，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高远的思想境界。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逝川，是化用孔子的话，是说过去的日月。《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说自从离开韶山，在那可诅咒的旧社会，为革命东奔西忙，韶山的乡亲们却遭受了无穷的灾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在韶山的上空，韶山的大地上洒下了无数的革命先烈的鲜血，但是韶山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回到韶山，看到的景象与以前大不相同了。韶山也像中国各地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当前的大好形势，不禁回想起过去，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时期，韶山的人民真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韶山人民高举着革命的红旗，武装起来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韶山的人民从来没有畏惧。一方面是韶山的人民高举起红旗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一方面是反动派高举起霸主的铁鞭，对革命的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韶山人民与反动派的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的。

　　三十二年前的星星之火，终于发展成燎原之势，原因在于革命人民拥有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奋起反抗，坚持到底，因为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理想。“多壮志”指充满凌云之志，所以义无反顾，前仆后继。32年间，一个小小的六百来户的韶山冲，就有148位革命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有毛泽东的六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毛岸英，有毛泽东亲自创建的韶山党支部的五位同志：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梅。烈士的鲜血结出了丰硕的革命成果，天地更新，日月重光，新中国诞生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由此可以理解毛泽东韶山之行的所作所为，理解诗中的一个“咒”字。。

　　结末“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写韶山冲稻浪滚滚，丰收在望，人人奋发，安居乐业，这是革命先烈“换新天”理想的实现，也是对长眠地下的先烈的最好告慰。发展生产，建设祖国，人人争先，是先烈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这一联的思想内容承上延伸，大有拓展。从意境上看，前面激烈斗争，腥风血雨，这里炊烟袅袅，风景如画，完全不同的景象，体现换了新天；从诗人的感情言，则由激愤而舒缓，由沉重转喜悦。

　　这首诗虽然写的是韶山，但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事实上中国各地的情况都和韶山一样，中国的人民都经历过血和火的考验，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上片词人回忆了作者与丰真州相聚共饮的情景，然后感叹自己流落江湖的困境。下片具体抒写作者的劝勉，表达自己盼望对方出马挂帅，驰骋疆场，早日抗金复国的迫切心情。全词笔力豪健，气势浑厚，用典巧妙含蓄。作者通过对中原沦丧区的怀念和对友人的勉励，抒发一腔爱国热情。

　　上片开头三句紧扣词题，回忆与丰真州相聚时用金罍盛酒的深情厚谊，感叹别后自己流落江湖的不幸处境。以“光阴荏苒”来表达自己对光阴虚掷、无所作为的苦闷，再加上别前与别后两样不同的境遇和心情，更有力地反映眼前心境的悲凉。正因长期流落江湖，一生在仕途上又不得意，便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世事不堪”两句便表现他对“世事”的厌恶、看不顺眼，看多了只有使自己“两眉长皱”。这一神色，说明是何等使人难堪，逼真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无穷怨恨，言下也是告诉人们对“世事”应采取否定的态度。因而这里的“世事”就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而是与时局、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关的国事；是对南宋王朝主和派推行投降政策，压制、排斥抗战人才，倒行逆施，不图恢复的“大政方针”而言的。表明作者积极抗金复国的鲜明态度。因此，尽管对“世事”否定，对中原沦丧区仍是满怀深情的，这是并不矛盾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后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当他东望故人，眼前是“木落山空天远大，飞鸿北去”的一片凄凉景象时，却使他久久伤怀。由怀念故人，见大雁春天北飞而联想到北方的中原失地，不禁同情、痛苦、愤恨一齐涌上心头。“伤怀久”三字从时间上表现感伤之深。由此也见到作者虽是“江湖宿留人”，但并不是专意纵情山水，真正不关心“世事”，而是殷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惦念着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天下事”。因而才以询问的口气向友人提出“天下事，公知否”的事来。这一方面表达他心里是装着“天下事”的，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友人要时刻牢记着“天下事”。展现出以国事为重的宽阔胸怀。

　　换头三句以眼前景致为南渡前所无法享受作比较，突出杭州、西湖风光的秀丽。言下包含着有容易使人沉醉于湖山之乐而忘怀“天下事”之意。因而“唤起东山”五句便从勉励出发，告诫友人应从哪些方面去努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这里所提及的是不要像谢安那样纵情山水，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要广泛地招揽人才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作者认为只要能如此开明，“是英雄尽为公奔走”的。说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强调了“早晚枢庭开幕府”的重要意义，还必须要有诚意。这都是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忠告，其侧重点是突出人才的作用，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要整顿封疆如旧”。足见作者对国家和友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抗金复国的英雄的热切希望。在结构上则是对“天下事，公知否”的呼应。结拍两句是上述五句的结果，以进一步激励友人，期待友人，寄予无限希望于友人。表达他抛开个人得失，时刻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思想。

　　全词通过怀念友人，勉励友人，并借景物的衬托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精神，显得强烈而深刻。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