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描写夜宴时的景色，为使归客稍有停留，催促为饯别准备的歌宴早点安排。下片写出了惜别之情，请求归客多饮几杯酒，他们的友谊是深厚的，因为在分别后，即使呆在朝廷，也不一定有这么轻松快乐，而这次离别后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也隐隐含有回朝之念。词人心绪幽伤缠绵，尤其能想象到对方的心情，推己及人，意境深远绵长，柔情缱绻，深婉入微。全词含蓄委婉，于宁静淡泊中寓寄诗人内心深处的不平。
作者以景起兴，逐渐转向歌筵现场，叙写举酒话别时的真情寄语，在相见渺茫的惆怅中收束，寥寥几笔，把离别场景勾勒得鲜活而动情，也透露了晏殊被贬后急于回京的心情。
上片以景物起笔，点出了离任的时间——暮夏时节。细腻描摹四季景象的迁转，是晏殊词述说情怀的鲜明特色。此处景物不仅暗示了时间的推移，更重要的是透露了心情的变化。人在黄昏暮色中，感觉到西风拂面，暑气袭来，似乎蝉也焦躁不安，加速了鸣叫。因为离别的焦虑，所以暮蝉之“急”乃是最强烈的感受。
夜色来临，周围的气氛变得安静，人的情绪也稍微平静，于是安静下来欣赏那被清露打湿的红莲，顿觉神清气爽。心情的平稳才促使离别者坐近“歌筵”，参与这饯别的盛宴。上阕的三句，蝉声“急”意味着归人心急，“少留”意味不愿久留，“归骑”暗示归心似箭，“促”是坐近，却也暗示着催促上路的心情，字句之间透露出晏殊迫切归京的心情。
下片选取了筵席间话别的情景来呈现离别的情意。作者犹如摘录了友人的话来营造现场感。“为别”二句可视为送别者对晏殊的寄语。
一劝他“莫辞金盏酒”。因为这酒杯中盛满了挚情厚意；二劝他“须近玉炉烟”，希望他回朝后应尽可能多接近皇帝，才能仕途平稳。这直白的言语在离别时分丝毫不显做作，也没有世故庸俗之感，只是朋友间诚朴的心声。送别的话大概也浇中了晏殊复杂的心绪块垒，于是他深长地感慨“不知重会是何年”，向歌筵中的友人们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
这首小令内容虽取自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然叙事婉转，立意含蓄，语言清雅不腻，确是一篇淡雅内敛之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傍晚夕阳斜照，微风吹过湖面，蝉鸣不歇。夜晚降临，颗颗清露点缀在红莲之上，煞是可爱。稍作停留后便骑马赶赴即将开始的酒宴。
在即将离别的时刻，切莫推辞杯中的美酒。回朝后要多多靠近皇上，才能仕途平稳，只是至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欢聚一堂。
注释
浣溪沙：词牌名，原为唐代教坊曲名。又名“浣沙溪”“小庭花”，双调四十二字，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三句两平韵。
湖：指南湖，在商丘城南。
急暮蝉：指傍晚的蝉声十分急促。
红莲：红色莲花。
少留：同“稍留”，即片刻停留，稍作停留。少：稍微，略微。
归骑：指将归之人。骑：一人一马的合称。
促：就，近。
为别：分别。
金盏：华美的酒杯。
须：应当。
近玉炉烟：意为接近皇帝。玉炉：指朝廷、宫室的香炉。旧称帝都为玉京，朝廷、宫室为玉台，帝王用的香炉因亦称玉炉。
此词作于公元1028年（宋仁宗天圣六年）秋，晏殊将离开商丘回京时。天圣五年（1027年），三十七岁的晏殊因其刚峻的性格被贬知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南）。次年晏殊被召回京，拜御史中丞。这首词描写的便是回京前夕友人为其在宋州南湖饯别的场景。
这首词上片描写夜宴时的景色，为使归客稍有停留，催促为饯别准备的歌宴早点安排。下片写出了惜别之情，请求归客多饮几杯酒，他们的友谊是深厚的，因为在分别后，即使呆在朝廷，也不一定有这么轻松快乐，而这次离别后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也隐隐含有回朝之念。词人心绪幽伤缠绵，尤其能想象到对方的心情，推己及人，意境深远绵长，柔情缱绻，深婉入微。全词含蓄委婉，于宁静淡泊中寓寄诗人内心深处的不平。
作者以景起兴，逐渐转向歌筵现场，叙写举酒话别时的真情寄语，在相见渺茫的惆怅中收束，寥寥几笔，把离别场景勾勒得鲜活而动情，也透露了晏殊被贬后急于回京的心情。
上片以景物起笔，点出了离任的时间——暮夏时节。细腻描摹四季景象的迁转，是晏殊词述说情怀的鲜明特色。此处景物不仅暗示了时间的推移，更重要的是透露了心情的变化。人在黄昏暮色中，感觉到西风拂面，暑气袭来，似乎蝉也焦躁不安，加速了鸣叫。因为离别的焦虑，所以暮蝉之“急”乃是最强烈的感受。
夜色来临，周围的气氛变得安静，人的情绪也稍微平静，于是安静下来欣赏那被清露打湿的红莲，顿觉神清气爽。心情的平稳才促使离别者坐近“歌筵”，参与这饯别的盛宴。上阕的三句，蝉声“急”意味着归人心急，“少留”意味不愿久留，“归骑”暗示归心似箭，“促”是坐近，却也暗示着催促上路的心情，字句之间透露出晏殊迫切归京的心情。
下片选取了筵席间话别的情景来呈现离别的情意。作者犹如摘录了友人的话来营造现场感。“为别”二句可视为送别者对晏殊的寄语。
一劝他“莫辞金盏酒”。因为这酒杯中盛满了挚情厚意；二劝他“须近玉炉烟”，希望他回朝后应尽可能多接近皇帝，才能仕途平稳。这直白的言语在离别时分丝毫不显做作，也没有世故庸俗之感，只是朋友间诚朴的心声。送别的话大概也浇中了晏殊复杂的心绪块垒，于是他深长地感慨“不知重会是何年”，向歌筵中的友人们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
这首小令内容虽取自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然叙事婉转，立意含蓄，语言清雅不腻，确是一篇淡雅内敛之作。
这首诗颈联所谓“吾衰久矣双蓬鬓，归去来兮一钓丝”，反映的就是既然难遇明主，退隐才是正路的思想。其余各联首颔两联说荒园萧瑟、花鸟不通人情，自己也毫无情绪，典型地表现了刚刚从政治核心隐退时难免出现的苦闷消极情绪。转念一想，退隐方是上策（颈联），于是尾联提出：料想春水已涨，小船正停在岸边等待我驾舟泛游呢！全诗写心理活动，写思想情绪的变化，真实而深入；且全用形象的语言，显得含蓄而能尽意，表现了作者很强的艺术功力。
诗起笔描写暮春园景：园中已不再是百花争艳，而是又“荒”又“萧瑟”，可见其春老花残，落英狼藉。“懒追随”，透露出诗人已无游赏之兴。然而这“荒园”毕竟不乏“追随”者。那些燕与莺，又“舞”又“啼”，多么得意；但他们贪恋荒园，不过是因为腐枝败叶问小虫多，便于捕食罢了，故日“各自私”。这里，“各自私”的燕与莺，“萧瑟”的“荒园”，显然别有喻意，隐射时事，他联想到即将崩溃的南宋小朝廷，联想到朝廷中那班争权夺利的小人。颔联紧承首句。“日长”、“花老”，既点出暮春时令，也暗示诗人心绪。常言道：“欢愉恨夜短，愁闷觉日长。”昏昏醉眠，日长难遣，尊前花老，诗情难觅，于是止不住把满怀愁绪，直接抒写出来。
“吾衰久矣双蓬鬓，归去来兮一钓丝。”这是全诗的转折，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由“花老”而联想到人老。这里“吾衰久矣”，既是字面义，也是暗用典。诗人巧借其意，以“吾衰久矣”慨叹当时南宋小朝廷不能振作，他所向往的大宋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恢复无望。自己心力交瘁，回天乏术，只好“归去来兮一钓丝”——退归故里，隐居垂钓。“归去来兮”也是用典。陶渊明身处东晋行将灭亡之际，因不甘心向小人折腰，毅然抛弃官职，赋《归去来兮辞》，归隐故乡。诗人以陶渊明自况，表明了他的高洁情操。
诗到此，意旨已明，似无可说，但诗人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想见篱东春涨动，小舟无伴柳丝垂。”好一幅江南水乡暮春图：春水漫漫，疏篱如屏，柳丝垂挂，小舟荡漾，该诗句描绘了一个美丽的意境。“小舟无伴”，那小舟似乎急切地等待诗人归来作伴哩。这里还需弄清“篱东”一词源于陶句“采菊东篱下”，后借指故园。这一联，不仅进一步渲染思归之情，而且这幅美好的暮春图，与开头那“萧条”的“荒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见诗人的爱憎和归意。“春涨动”、“柳丝垂”，还点明《春晚》诗题。
这首抒情诗深沉婉曲，寓愤世之情于暮春之景。描写景物，不作精雕细刻，意会即止；描写心境，也只略现迹象，巧妙用典，使情意表达委婉含蓄。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