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过行宫》是一首七绝。作者经过行宫，时当阳春三月，看到的是一派春景：“渠水红繁拥御“墙”，诗起句写宫墙外侧，御沟之中，水荭茂盛，白蒿繁密。全诗中实写竹宫春景，仅此一句。接下“风娇小叶学娥妆”，始由眼前水荭生发联想，由实返虚。“风娇小叶”，指荭，红茎，叶片嫩绿，叶上有淡红色茸毛，摇曳风中，色状娇艳。作者忽然觉得，它多么像宫女新妆的红颊翠眉。两种事物，一般新艳，可谓神似。诗起二句，由景及人，辞美，意想亦美。而就全诗之文势而言，则是欲抑先扬，引起下文。
“垂帘几度青春老，堪锁千年白日长。”宫女虽曾有春天般的时光，虽曾有水荭新蒿般娇嫩柔美的容貌，但在寂寞深宫里，经不得春去冬来，几度垂帘，青春转瞬即逝，红颜须臾便老，这种千年长锁的生活实在不堪忍受。诗的后两句，作者用“几度”与“千年”对举，表现宫女们青春易去而寂寞长在的凄苦哀怨的不幸生活，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委婉地表达了对这一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
李贺诗在艺术上以奇丽为其特色，这首诗也表现了这一点。李贺诗的奇，主要在取材和构想上离绝凡近，出人意表。而这首《三月过行宫》更体现出作者构想的奇妙。诗人由御沟荭蒿的春景，一下子便联想到宫女的容颜，然后再联想到她们长锁深宫的生活遭遇，思绪由实而虚，以小见大，从具体的实景到概括的抒情，脱落俗套，与一般宫怨诗的艺术构思不同。而色泽明丽、词藻华美，也是显而易见的。
诗题中的“纵”字，不可轻易放过，表明了诗人游览的尽兴和满足。
起句平易流畅，直抒胸臆，诗人毫不掩饰对繁华的扬州城的赞叹。扬州城漫长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比肩而居，似乎并无特出之处。但打开想象，似乎摩肩接踵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各式各样的店铺，都一起涌到了眼帘。出语平淡，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次句出现了三个意象：月、桥、神仙。共同营造了扬州城傍晚的秀美繁华，首句主要是针对白天繁华的扬州城，而夜晚，却别有一番风味。每到傍晚，扬州城的娱乐场所竞相热闹起来，到处彩灯高挂，妓女们争奇斗艳、逞技献巧，或吟诗，或唱曲，或跳舞，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太平时光。天上的郎朗明月和华彩的人间灯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第三句“人生只合扬州死”，诗人笔锋一转，不写“生”而写“死”，如此美好的时光，诗人应该沉迷享乐还来不及，而诗人却想到“死”，初看似乎不近人情，细思方觉巧妙，其中寓含了诗人深深的眷念之情。诗人完全为扬州城的繁华所陶醉了，他已经舍不得离开这里，生的时候可以选择长居扬州，而死后也要葬在扬州。诗人以其设想之奇险而出人意料，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句诗是全篇中之警策。“死”被写得活色生香，将扬州城令人神往的美写到极致。诗人用死事入诗，且又是诗人现身说法，造成了极为传神的夸张效果。
第三句为扬州景物传神，第四句则只是第三句的具体补充。“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寺本隋炀帝故宫，既是炀帝故宫，其山光水色之秀美，自可想见。故宫遗址而作好墓田，全然诗家口吻。细玩诗意，除极赞扬州风物这层意思外，对隋炀帝亦或略带微讽。
此诗用夸张而又细腻的笔法，盛赞了扬州优美的风光，抒发了对扬州的喜爱之情。诗人用笔出语惊人，以死事入诗，表明喜欢之深与热爱之切。除极赞扬州风物外，此诗对隋炀帝奢靡误国亦略带讥讽，其中隐寓了人事之沧桑变化，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