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此词是作者夜宿燕子楼感梦抒怀之作。上片寻梦，以倒叙笔法写惊梦游园，描写了燕子楼小园的无限清幽之景；下片感梦，抒写凭吊燕子楼，登高远眺，直抒感慨。词中深沉的人生感慨包含了古与今、倦客与佳人、梦幻与佳人的绵绵情事。全词将景、情、理熔于一炉，传达了一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空幻、淡漠感，隐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意境清旷，余味悠然。
这首《永遇乐》是一首清丽脱俗的词，抒发对人生宇宙的思考与感慨。词中状燕子楼小园清幽夜景，抒燕子楼惊梦后萦绕于怀的惆怅之情，言词人由人去楼空而悟得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之理。
上阕写清幽梦境及梦醒后的怅然若失之感。
起三句总写秋夜清景，各以霜、水分喻月、风，并小结以“清景无限”，赏爱之心已溢于言外。首句写月色明亮，皎洁如霜；秋风和畅，清凉如水，把人引入了一个无限清幽的境地。“清景无限”既是对暮秋夜景的描绘，也是词人的心灵得到清景抚慰后的情感抒发。“清”字是核心，盖既有夜风清凉之感，又有超越现实之外的清净之意。
“曲港”三句接写梦境，静中见动，仍是着力刻画“清景”，只是视点相对集中而已。景由大入小，由静变动：曲港跳鱼，圆荷泻露。鱼跳向上，露泻向下，一上一下，错落有致。鱼跳暗点人静，露泻可见夜深。词人以动衬静，使本来就十分寂静的深夜，显得越发安谧了。
“寂寞无人见”一句，含意颇深：园池中跳鱼泻露之景，夜夜可有，终是无人见的时候多；自己偶来，若是无心，虽在眼前，亦不得见。夜深人静之时，人事已歇，自然界却是生机初展，只是这种生机罕为人见，徒形寂寞而已。在梦境中揭示人与自然的矛盾，又以自然之清幽生趣对比人事之无情，则虽云写梦，实是曲写现实。
然鱼跳曲港、露泻圆荷虽也不无声响，终不至于惊动梦境。只是三更时候的铿然鼓声才扰人清梦，使清景顿失。词句转从听觉写夜之幽深、梦之惊断：三更鼓响，秋夜深沉；一片叶落，铿然作声。“紞如”和“铿然”写出了声之清晰，以声点静，更加重加浓了夜之清绝和幽绝。悠然如云的梦境倏地被鼓声叶声惊断，不免感到黯然。
上阕末三句，写梦断后之茫然心情：词人梦醒后，尽管想重新寻梦，但在茫茫夜色之中，显然已经不可能重睹梦中的“清景”了，故把小园行遍，也毫无所见，只有一片茫茫夜色，夜茫茫，心也茫茫。词先写夜景，后述惊梦游园，故梦与夜景，相互辉映，似真似幻，惝恍迷离。“行遍”二字，尤见执着留恋梦境之态。梦境之舒心逍遥与惊梦游园的黯然神伤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意趣也从旁得到了昭示。
下阕乃醒后述怀，语意沉郁而超然独悟。
换头三句是实写心境，写在天涯漂泊感到厌倦的游子，想念山中的归路，心中眼中想望故园一直到望断，极言思乡之切。此句带有深沉的身世之感，道出了词人无限的怅惘和感喟。杜甫曾有诗云：“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苏轼此处当是化用杜诗，写登楼后的思家心理。熙宁四年开始，苏轼外任已七阅寒暑，身心极为疲惫，京城故园欲归无期，情绪不免躁急难忍。“望断”二字，尤见其迫切心情。
接下“燕子楼空”三句由自己写到燕子楼的沧桑和佳人盼盼的杳无踪影，由人亡楼空悟得万物本体的瞬息生灭，然后以空灵超宕出之，直抒感慨：人生之梦未醒，只因欢怨之情未断。燕子楼原建何人何时已无考，唐贞元中张尚书镇徐州时曾别筑一新燕子楼以安宠妓盼盼。盼盼妙善歌舞，雅多风态，为感念张尚书深恩，在张去世后，居燕子楼十余年而不改嫁。唐代白居易曾有《燕子楼诗三首序》述其情事，但只言张尚书，未著名，言盼盼而未著姓。旧传张尚书即张建封，盼盼姓关。但清代汪立名撰《白香山年谱》，考为张建封子张愔之事。两说兼陈，并非乱人耳目，只是意在考察史事，尤当慎重也。苏轼叙写有关燕子楼的一段情事，将要眇之情和凄迷之境写得简约而富于理趣，咏写古事而如此超宕，亦用事而传神之典范也。其以示秦观“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并自以为语约事丰，诚非虚妄。张炎、郑文焯亟赏此三句，亦意在抉发用事使典之妙谛。
“古今”三句，由古时的盼盼联系到此时的自己，由盼盼的旧欢新怨，联系到自己的旧欢新怨，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慨叹，表达了作者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这三句是用庄子“吾与汝，其梦未始觉者也”之意。由古代燕子楼中的佳人到此日登楼览感的倦客，再到古今所有的普罗大众，无一不是寄身梦中。这是苏轼人生哲学的一次集中反馈，它渊源于《庄子·齐物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人生如梦，惟醒者知其为梦。可惜自以为醒者，其实仍是在做梦，自视为智者的人仍不免为愚者。因而古今之间，并不是梦者与醒者的不同，而只是所梦内容在旧欢新怨上的差异，古今同此一梦而已。不独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日苏轼登楼兴感，仿佛是醒者感叹梦者，将来若有人再相登临，面对黄楼夜景，恐也有醒者对梦者的浩叹。然究其极，亦不过是天地古今一梦者而已。醒者是痛苦的，梦者因其梦而反得逍遥。苏轼从庄子哲学中找到了消解痛苦的良药。“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行香子·清夜无尘》）
结尾二句，从燕子楼想到黄楼，从当日又思及未来。黄楼为苏轼所改建，是黄河决堤洪水退去后的纪念，也是苏轼守徐州政绩的象征。但词人设想后人见黄楼凭吊自己，亦同此日自己见燕子楼思盼盼一样，抒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无穷感慨，把对历史的咏叹，对现实以至未来的思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挣脱了由政治波折而带来的巨大烦恼，精神获得了解放。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苏轼的人生态度不免消极。但在北宋党争频仍，词人迭遭打击的历史条件下，读者是不应苛求古人的。毕竟，超越现实的虚幻慰藉也是古代士人相当普遍的一种精神生存状态。
词人将景、情、理熔于一炉，围绕燕子楼情事而层层生发。景为燕子楼之景，情则是燕子楼惊梦后的缠绵情思，理则是由燕子楼关盼盼情事所生发的“人生如梦如幻”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永恒追问。全词融情入景，情理交融，境界清幽，风格在和婉中不失清旷，用典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幽逸之怀与清幽之境相得益彰，充分显示出苏轼造意行文的卓越不凡。
这首词深沉的人生感慨包含了古与今、倦客与佳人、梦幻与佳人的绵绵情事，传达了一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空幻、淡漠感，隐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词中“燕子楼空”三句，千古传诵，深得后人赞赏。
读辛弃疾这位大词人的山水词，就会发现他多么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有时似乎已经进入一种“神与物游”的境界，他笔下的山水似乎和人一样，有思想，有个性，有灵气，流连其间，言感身受，别有新的天地。这首《沁园春》便有这种特色。
头三句写灵山群峰，是远景。再写近景：“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东横截，缺月初弓。”这里有飞瀑直泻而下，倒溅起晶莹的水珠，如万斛明珠弹跳反射。还有一弯新月般的小东，横跨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流上。词人犹如一位高明的画师，在莽莽苍苍丛山叠嶂的壮阔画面上，重抹了几笔韶秀温馨的情韵。
连绵不断的茂密森林，是这里的又一景色。辛弃疾在一首《归朝欢》词序中说：“灵山齐庵菖蒲港，皆长松茂林。”所以词人接着写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辛弃疾面对这无边无垠的高大、葱郁的松树林，不由浮想联翩：这些长得高峻的松树，多么像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士。想自己“壮岁旌旗拥万夫”，何等英雄，而今人老了，该当过闲散的生活，可是老天爷不放他闲着，又要他来统率这支十万长松大军呢！诙谐的笑语抑或是乐？抑或是苦？抑或是自我解嘲？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内心深处确实隐隐有一份报国无门的孤愤在。
在这种地方，词人轻轻点到即止，顺势落到自己山中结庐的事上来。齐庵，是辛弃疾在灵山修建的一所茅庐。他说，这房子选的地点还是不错的，“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每当皓月当空，可以看到状如龙蛇般盘屈的松影，又可以听到声如风雨的万壑松涛，别有一番情趣啊！
上片写灵山总体环境之美，下片则是词人抒写自己处于大自然中的感受了。辛弃疾处于这占尽风光的齐庵中，举目四望，无边的青山千姿百态。拂晓，在清新的空气中迎接曙光，东方的几座山峰，像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从晓雾中探出头来，争相同他见面，向他问好。红日升起了，山色清明，更是气象万千。看那边一座山峰拔地而起，峻拔而潇洒，充满灵秀之气。它那美少年的翩翩风度，不就像芝兰玉树般的东晋谢家子弟吗？再看那座巍峨壮观的大山，苍松掩映，奇石峥嵘，它那高贵亮丽的仪态，不就像司马相如赴临邛时那种车骑相随、华贵雍容的气派么！词人惊叹：大自然的美是掬之不尽的，置身于这千峰竞秀的大地，仿佛觉得此中给人的是雄浑、深厚、高雅、刚健等诸种美的感受，好像在读一篇篇太史公的好文章，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享受。此中乐，乐无穷啊！在作者心目中，灵山结庐，美妙无穷，于是他关切地打听修筑偃湖的计划，并油然而生一种在此长居的感觉。
这首词通篇都是描写灵山的雄伟景色，在写景上颇有值得注意之处，它不同于一般描写山水之作，它极少实写山水的具体形态，而是用虚笔传神写意。如写山似奔马，松似战士，写得龙腾虎跃，生气勃勃，实是词人永不衰息的斗争性格的写照，即他词所说青山与我“情与貌，略相似”也。显然，作者写此词，力图透过山峰的外形写出其内在的精神；力图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内在的美写出来。要传山水之神，光用一般写实的方法不行，于是辛弃疾借助于用典，出人意料地以古代人物倜傥儒雅的风采来比拟山峰健拔秀润的意态，又用太史公文章雄深雅健的风格，来刻画灵山深邃宏伟的气度。表面上看来，这两两相比的东西，似乎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而它们在精神上却有某些相似之点，可以使人生发联想。这种独特的比喻，真可说是出神入化了！当然，为山水传神写照，是纯粹写观赏风景之人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实际上与作者的胸襟、与作者的思想境界是密切相关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境界，正像辛弃疾自己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词作者这种传山水之神的写意笔法，在山水文学上开创了一代先河，值得后人仿效。
词通常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本词上片写景由远至近，由大至小，景已写足。不想转入下片不仅仍写景，而且仍写山，但一反上片的写山之“形”而转写山之“神”，连用三个立意新颖、构思别致的比喻：“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可见稼轩的磊落胸怀，用典取事驱遣自然，语既超旷，意又平和，新奇健雅，韵味无穷。最后，以景结情：“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漾漾?”似问非问，姿态、情韵已完全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