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共七首:第一首凭吊轩辕古台,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见至道之治,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寻访神仙的出世之念;第二首凭吊碣石馆、黄金台,缅怀燕昭王,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的感慨;第三首赞颂乐毅的功勋,同时叹惜其遭谗被疑、不能成就最后功业,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慨;第四首追忆燕太子丹的往事,惋叹其事败而遭杀身之祸;第五首颂赞田光勇于为正义献身的气节,同时责备燕太子多疑;第六首赞颂邹衍的九州理论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精神;第七首抒写对郭隗的仰慕之情,叹惋古今仁人志士怀才不遇的普遍遭际。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其中第二首诗尤具有代表性。其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
这是一组咏史怀古诗,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感慨,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其基本内容,与《登幽州台歌》一样,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充满着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因此,这组诗也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这是一首应制的七言歌行,记述武后访问龙门之事。史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此诗的几个词语需要解释。“黄道”是太阳的轨道,因此也就是帝王之道。“鼎”是王朝正统的象征。“瑶池”是周穆王与西王母欢宴的地方,这里暗示过度奢侈或纵欲的要求。
宋之问赞美武后的出游,用了许多较早的京城歌行的技巧,但他将夸张的描写诗句连接成近于叙述的形式,显得更加复杂。七世纪七十年代的京城诗人从京城赋中借来结构,以某种讽喻或否定的反应修饰他们对声色之美的赞扬。这种结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诗人仍然需要以某种道德评论结束诗篇,所以宋之问在结尾赞美了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及道德力量。
这首诗不时出现宫廷宴会诗的惯例。最先出现的两句七言诗(第五、六句)不对偶,但是随着诗人开始描写风景,各联诗就完美地相配了。诗人也未放弃宴会结束的长段描写,落日和淹留的快乐都写得与宴会诗一样得体。这种华美的描写风格一定曾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杜甫在安禄山叛乱后,回忆唐朝失去的繁盛时,常常哀伤地模仿这种宫廷描写风格。
词的上阕写离愁之浓,失眠之苦。“堆来”,极言愁多;“枕上”,透出思念中辗转反侧之态:“愁何状”?犹如“江海翻波浪”。这与李煜著名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有相同意境。可见诗人的枕上深愁是何等不可遏抑!“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两句就写失眠的情态。从农历夏至以后,夜逐渐增长,到冬至达到最长。这两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先说夜长难明,然后就是披衣起坐,看天色,看星空。不管是白居易笔下的“耿耿星河”,还是毛泽东笔下的“数寒星”,因为涉及异地相思,所以暗含一层意思——失眠者在夜空中寻找两颗星,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这是暗写。也有挑明的,如杜牧《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当不眠的人在夜空中寻找牛郎、织女星时,其“寂寞”无聊是可想而知的。
上阕从一“愁”字人手,极写思念之深;下阕以一“泪”字收笔,甚言思念之苦。写此词时,诗人还是个刚离开学校的二十八岁的青年,男女情长,是极自然的,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两句紧接长夜失眠,写黎明前痛苦的心情。如果把词中抒情主人公直接定位为毛泽东本人,“百念灰尽”的说法,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就算唐代李商隐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名句为词人所本,对于像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的人,一个以苍生为念的人,一个革命家,决不会爱情至上。他纵然会想念妻子,怎么会达到“百念灰尽”的程度呢?怀着“百念灰尽”的心情,又怎么去做明天的工作呢?然而,把抒情主人公掉个个儿,把这两句视为为杨开慧写心,“百念灰尽”的说法倒贴切得多。据茅盾回忆,毛泽东和杨开慧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性格反差很大,毛泽东待人接物谈笑风生,非常洒脱;杨开慧在一旁带着孩子十分沉静,有些内向。在毛泽东为革命东奔西走时,杨开慧独自支撑着一个家,有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百念灰尽”,应是出于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当杨开慧读到这两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种精神补偿,会为之深深地感动。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两句写侵晓时的清景和词中人悲极而泣。宋代梅尧臣写清晓的情景,有“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的名句。当鸡声叫起的时候,一钩残月淡出了西边的天空,感觉会更寒冷。词中人想克制自己的感情是不能够了。此处的泪,是“流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的泪,是王昌龄《从军行》所说的那种情况——“无那金闺万里愁”流下的泪。词人在此表达了对家中妻子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全词明快流畅,坦直朴素而富有情趣。“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似水柔情,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男儿气概,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人的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