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本篇写女子伤春,寄托她的身世之感。
“蛾蕊颦深,翠茵蹴浅,暗省韶光迟暮”——花,深深地皱着蛾眉,如茵的绿草也因人的践踏而变短。蛾,蛾眉。蕊,指花。浅,短。“颦深”,从形方面写出花残,从神方面写出花怨。“蹴浅”,谓草经过无数游春者的践踏,已狼藉枯萎。首二句描绘出一幅暮春景色,并暗点“怨”字,笼罩全篇。两句带出第三句,写抒情主人公由眼前残春之景而引起对“韶光迟暮”、青春易逝的“暗省”和感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因此,从诗词作品所描写之“物”中的感情色彩,亦可知作者或抒情主人公的心态。“颦深”虽写的是花,却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哀伤与愁怨。是的,百花凋残,“乱红”处处,已能令自感“迟暮”的女子触忤愁肠,何况她又是一个“情种” ?“断无”二句,由上文“迟暮” 生发,进一步从正面写出她由暮春之景而引起的哀伤。“断无”句以双重否定,再加一个“断”字,写出“痴”之必然。“替消魂”二句,由“痴”字带出,既是伤春,亦是伤己。下面承“乱红”写出落花飘零之“苦”:“飘零信苦。只逐水、沾泥太误。”信,实在。“逐水沾泥”,这就是落花的命运! 春花娇美,命运如斯,显然是“太误”了。三句伤花,隐含着伤春女子的身世之叹。“送春归,费粉娥心眼,低徊香土” ——她盘桓于沾满落花的土地上,送别春归,百感交侵。粉娥,谓靓妆美女。“费”字,突出“送春归”的万千思绪。“低徊”从行为写其盘桓沉思之状。
上片伤春中隐含伤己之情,下片伤己之情由隐而明,刻画伤春女子的复杂心理,突出一个“怨”字。
过片一句,上承“低徊”,下启全片。她“随步”于落红狼藉的园中“香土”,“着意怜花,又怕花欲妒”——一“怜”、一“怕”,表现受过创伤的女子的复杂心态。但是,她还是要“怜花”的,不仅因为落花之可怜,还因为落花有与自己相似的“逐水沾泥”的“飘零”命运。“莫辞身化作微云,傍落英,已歌犹驻”——她停下来,为落花唱着伤悼之歌; 她愿化作“微云”,傍着那遍地狼藉的落花。以下由怜花而伤己:“哀筝似诉。最肠断、红楼前度”——前次在楼上跟爱人作别之时,她愁肠欲断; 她弹着筝,哀声阵阵,如泣如诉……“恋寒枝昨梦、惊残怨宇”——如今,她独守寂寞的空楼,一如鸟之寒枝独栖。昨晚梦中惊醒之时,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哀筝” 以下,由花及己,终于写出被遗弃的哀怨。至此,读者不难窥知词中 “迟暮”、“消魂”、“信苦” 、“太误”、“欲妒”的真实含义。
要之,上片伤春,意在言外; 下片怜花伤己,意见言内; 最后以“怨”字为结穴,点明题旨。全词句句相联,连绵不断,正好表达抒情主人公缠绵悱恻之情。本篇所写,虽是传统之题材,但凄凉怨断,宛曲渊微,在同类作品中别具特色。
这是游子他乡思旧之作。先由清明后花落写起,接着叙游子悲愁。“曲岸”、“垂杨”两句道离愁,“楼空”两句写别恨。换头“闻道”紧承“燕子能说”,揭示“空楼”中佳人当时处境:“帘底纤纤月”,月不圆人也不团圆。“料得明朝”又翻出新意:果真能见,但她可望而不可及。吞吐顿挫,道出佳人难再得的幽怨。
此词上阙中:“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时屏寒怯。”清明时节,春冷似秋,东风惊梦,令人触景生情,萌生悲凉之情感。“又”字点出前次来此,也是之个季节。暗合于唐人崔护春日郊游,邂逅村女之事。“客梦”暗指旧游之梦,“一枕寒怯”之孤单又暗衬前回在此地的欢会之欢愉。果然,下边作者按捺不住对往事的追忆:“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曲岸、垂杨,宛然如旧,而人去楼空了;只有似曾相识之飞燕,在呢喃地向人诉说,为人惋惜而已。末句化用东坡《永遇乐》“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词意,却能翻出新意,颇有信手拈来之感。这五句,作者回忆往日惜别感伤此时不得复见笔落之处愁思可见,这隐隐含悲之语在其词作中少有。
此词下阙则歇拍处意脉不断,承接上片回忆之感伤一气流注而入下片:“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绮陌”,犹言烟花巷。纤纤月出于帘底,指美人足,典出窅娘。极艳处,落笔却清雅脱俗,此亦稼轩之出众之处。至此可知此女是风尘女子。这里说不仅“飞燕”知之;向行人打听,也知确有此美人,但已不知去向了。惆怅更增,所以作者伤心地说:“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时山千叠。”上年惜别的旧恨,已如流水之难尽;此时重访不见的新恨更如乱山时叠,令人如何忍受。皖南江边山多,将眼前景色信手拈来,作为妙喻。用意一唱三叹,造语一波三折,稼轩为词,达情至切他人有感而觉无可言者,他都能尽情抒发。如镜里花难折,似有未了之意但不知从何说起。稼轩则又推进一层,造成了余意不尽的结尾:“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意思是:那时,想来她也该会吃惊地、关切地问我“你怎么添了这多的白发啊!”只能如此罢了!
全词以想象中的普通应酬话,写出双方的深挚之情与身世之感叹。这白头,既意味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又饱含着“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愤,真可谓百感交集。写到此,恋旧之情、身世之感已浑然不可分,大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意味,实为借恋杯之酒,浇胸中感时伤事之块垒。因为有此一结,再返观全词,只觉得无处不悲凉。这结尾,也照应了开头的岁月如流,于是归结到萧萧华发上,就此顿住。
辛词郁积如山,欲说还休。清真所为是笔触纤细、笔笔勾勒的工笔仕女图;稼轩作成的却是洒脱爽健、一挥而就的泼墨写意画。这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是词人个性与气质的差异而造成的。同时也能看出稼轩词作风格之独特,确实与众不同。
此词是南唐后主李煜在江南盛时对其宫中歌舞升平景况的描写。反映了李煜早期的宫廷生活。
词的上片,是帝王奢华生活和耽于享乐的真实写照。
起言红日已高,金炉添否,是歌舞时外部环境的描写。全然是一副官贵闲人的作派。陈善《扪虱新语》卷七:“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贵气象。”此不虚言。据史书记载后主宫中非常官丽堂皇。如《五国故事》中说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瑇瑁而押之。又以绿钢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又以花间设画小本亭子,才容二人。煜与爱姬周氏对酌于其中,如是数处。”又,宋·陶谷《清异录》卷上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简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其宫中焚香之器名目繁多,奢华之极。但作者在此词只用此两句巧妙地描写作者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生活画面。“三丈透”言为时不早,其慵懒轻松的情态仿佛想见。“金炉”、“香兽”等已并非—般人家轻易置得。又何况是“次第添”。其中可料知歌舞进行已久,排场亦大。但主人对这些花销用度并不吝惜。通宵达旦的歌舞,奢丽浮华的器具,放浪不拘的宫廷生活,在作者眼里是那样的和谐自然。这也就自然地引入下片。
下片的首句承上片而来,写作者眼中佳人的舞姿,发散钗落,可以同上片首句对应看到,歌舞一直未休,可能是夜以继日的。词人非常细心地捕捉到了歌舞场景中的两个细节“地衣皱”、“金钗溜”。随着飞速旋转的舞步红锦织成的地毯打起皱来,舞女的金钗从发髻滑落下来。“酒恶”一句,写作者已经酒醉不支,但却仍旧以花解酒,力图继续饮宴。“拈‘字、“嗅”宇写酒醉时的娇态。微醉的她时而拈花带笑,嗅花为解,意犹木尽。尤见其酣嘻情趣、楚楚可怜。最后一句跳开的场面描写,从侧面反映这里的活动是如何的喧闹。从内容上看,词中反映的生活是空虚腐朽的,不仅在生活起居上一味地追求奢华,而且毫不顾及政事百姓,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享乐安逸当中。同时,作者在词中的种种作态对其本人来说,作者始终是抱着一种自得的、欣赏的态度的,作者的自我陶醉的心情甚至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说明——作者大概乐于或希望别人知道作者的这种生活,所以要使“别殿遥闻箫鼓奏”。从艺术上看,此词的结构严谨,技巧娴熟,语言华丽,喻象生动。上下两片承接自然紧密,浑然一体,场面描写细腻到位,情态表现活灵活现,如“酒恶时拈花蕊嗅”一句,贴近生活,使一个醉酒享乐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是“红日已高三丈透”句,更是被称为“绝唱”。
此词描写帝王享乐的词,艺术上的精美与内容上的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同作者后期的词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对这种耽于奢华生活乐而不疲,恐怕李煜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亡国之君,阶下之囚。历史的警醒也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