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杜陵老头居住在杜陵,每年种了贫瘠的田地一顷多。
三月份没有雨刮着旱风,麦苗不开花不多枯黄死。
九月份降霜秋天寒冷早,禾穗没熟都已经干枯。
官吏明明知道但不报告真相,急迫收租、凶暴征税以求通过考核得奖赏。
典当桑园、出卖田地来缴纳官府规定的租税,明年的衣食将怎么办?
剥去我们身上的衣服,夺掉我们口中的粮食。
虐害人伤害物的就是豺狼,何必爪牙象钩、牙齿象锯一样地吃人肉!
不知什么人报告了皇帝,皇帝心中怜悯、了解人们的困苦。
白麻纸上书写着施恩布德的诏令,京城附近全部免除今年的租税。
昨天里长才到门口来,手里拿着公文张贴在乡村中。
十家缴纳的租税九家已送完,白白地受了我们君王免除租税的恩惠。
注释
薄田:贫瘠的田地。
考课:古代指考查政绩。
帛:丝织品。
粟:小米,也泛指谷类。
恻隐:见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即同情。
弊:衰落;疲惫。
京畿:国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辖地区。
里胥:古代指地方上的一里之长,负责管理事务。
方:才,刚刚。
牒:文书。
蠲:除去,免除。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上片写词人对家人的怀念。首句“别绪如丝睡不成”,情意坦诚,多情公子这时正在塞上,分离后的思念令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而“那堪孤枕梦边城”一句就更进一步地表明了纳兰的愁思之深。一般说来,“梦边城”应当解释为“梦见边城”,可是联系上下文,应该解释成“梦于边城”。孤枕难眠,所以纳兰索性披衣起床,去倾听那夜半塞外的冷雨声。但邢夜雨声就像伤心人拨弄琴瑟的弦声,悲凄彻骨,每一声都敲打着纳兰那颗满是悲愁的心,也更加引发了他的思念,令他不由想起了家里的妻子,心想这时的她会不会也正在想念着自己。
下片从书信落笔,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相思情怀。这时的思念之情好像春天的杂草似的,疯狂生长,所以纳兰拿起了笔,铺开纸笺,写下了一首抒发自己离愁别绪的书信寄给妻子。词中的“书郑重,恨分明”显得语义不清,令人疑惑,谁又能明白当时的纳兰要表达什么意思。“天将愁味酿多情”一句将纳兰的思念和悲愁推向高潮,意思是说:就连上天都在用滴滴答答的绵密雨声来酝酿自己的悲苦。这个“酿”字,可谓是全词的词眼。“偏到鸳鸯两字冰”意为一想到我们天各一方,相见遥遥,又不禁彻骨寒心了。塞外苦寒,纳兰好不容易写完信,呵着冰冷的双手粘好了信封,在为信封签押时,笔尖却被冻住了,四周一片冰冷的寒意。情深意重笔轻,落下“鸳鸯”二字时,心中更凄楚。从“天将愁味酿多情”、“偏到鸳鸯两字冰”来看,颇含悠然不尽之意,“鸳鸯两字冰”,化虚为实,深刻地表达了相思的愁苦。
全词对爱侣的萦思写得回环婉曲,意韵别生。“偏到鸳鸯两字冰”的描画,意味悠长,既渲染出边塞的严寒景象,也折射出心中的清冷景况,亦摹写出这份苦寒对恩爱伴侣儿女情长的阻隔,多重意蕴缭绕字里行间,情韵悠远。
月光如水,残菊傍疏篱,落叶飘零,塞鸿急飞,秋深夜静,寒气袭人,惟见诗人凝神遐思。此诗氛围清冷寂静,色彩皎洁幽丽,韵味清新隽永,通俗浅显,平易近人。《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此诗就是如此。
所谓浅,就是浅显通俗,琅琅上口,不饰典故,不用奥语;所谓淡,就是轻轻入之,淡淡出之,不着浓彩,不用艳词;所谓清,就是气氛爽利,清新明朗,不事雕琢,自然而然;所谓丽,就是容光焕发,天真纯净,文采斐然,姿容秀美。首联写宽广的碧空中,高悬着一轮明月,皎洁华美,静寂无声,把读者带入一个浩渺无垠、明媚清朗、宁静深邃的境界中。
月下凝思,遥视太空,悠然神往,不禁寂从中来,忧思萦怀,然而对月无言,惟有形影相吊而已。在这里,诗人勾勒出了寂寞孤独的心境。这种心境与静谧的月夜在基调上是非常吻和的。颔联写菊花开放,论常理,秋菊独傲霜雪,孤芳孑立;但此时却是残菊花开,还依傍着稀疏的篱笆,可见凋谢之期已不远了。
然而,尚可支撑些时日,至于衰老的梧桐,却已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叶子已纷纷凋零,飘落在寒井之上了。这里,以花开对叶下,残菊对衰桐,傍疏篱对落寒井,更渲染出一种凄寂寒冷的气氛。虽系写景,却暗寄着愁情,且与首联写的 愁字相呼应。颈联由植物转入写动物。塞外飞鸿,为了躲避寒冷的侵袭,疾速地飞过长空,由北向南,感到晚秋已尽;由于昼短夜长,邻居的鸡啼也推迟了。这里,以塞鸿飞急对邻鸡鸣迟,以觉秋尽对知夜永,以反衬晚秋夜的寒冷,从而把诗情深化到一个更新的境界。尾联又回到写人上来。这就是首联所写的愁人,他凝情不语,寂寞凄清。就在他思绪万千之际,萧瑟的秋风,阵阵吹来,拂在白露上,冷气袭人,衣不胜寒!全诗流畅爽口,通脱雅致,清淡幽丽,宁静悠远。
俗与雅,没有明确界限,而是相反相成的。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方为上乘。黄庭坚强调过以俗为雅(《再次杨明叔韵引》),吴讷也注重由俗入雅 (《文章辨体序说》)。而化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化字。唐代诗评家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将元稹看成是上入室者,而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即将元、白都视为登大雅之堂的著名诗人。可见雅,并不排斥通俗的。至纯的雅,往往古奥、凝重,而缺乏明了性*和群众性*;如雅中含俗、寓俗于雅、由雅返俗,则无俗的痕迹,却有俗的滋味,无俗的外形,而有俗的神韵。这种俗,是雅的极致,也是俗的极致。
因为它已非纯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这就高于一般的俗。《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
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
诗一开篇就直书贤妻爱子接连去世这段个人哀史。前两句完全是直白式:“天既丧我妻,又复丧我子。”这里没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一样的激楚呼号,却有一种痛定思痛的木然的神情。人在深哀巨痛之中,往往百端交集,什么也说不出。“既丧······又复丧······”,这种复叠递进的语式,传达的正是一种莫可名状的痛苦。诗人同一时期所作《悼子》诗说:“迩来朝哭妻,泪落襟袖湿;又复夜哭子,痛并肝肠入。”正是“两眼虽未枯”的注脚。这与杜甫《新安吏》中“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名句相似,而意味更深。《庄子》中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诗人这时感到的正是“片心将欲死”。
说“将欲死”,亦即心尚未死,可见诗人还迷惘着:既美且贤的妻子、活蹦乱跳的儿子就这样一去不返了。他不敢相信,可又不得不信。这里诗人用了两个连贯的比喻:“雨落入地中,珠沉入海底”,雨落难收,珠沉难求,都是比喻人的一去不复返。仅这样写并不足奇,奇在后文推开一步,说“赴海可见珠,掘地可见水”,又用物的可以失而复得,反衬人的不可复生。这一反复,就形象地说明了诗人的悲痛。他的损失,是不可比拟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同时句下还隐含这样的意味,即诗人非常希望人死后也能重逢。
然而,事实是不可能的,“他生未卜此生休”。故以下紧接说:“唯人归泉下,万古知已矣!”这并不全然是理智上的判断,其间含有情感上的疑惑。到底是不是这样,无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附膺当问谁”,诗人只好对镜自问了。“憔悴鉴中鬼”正是他在镜中看到的自己的影子,由于忧伤过度而形容枯槁,有类于“鬼”,连他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来了。最末两句传神地写出诗人神思恍惚,对镜发楞,而喁喁独语的情态。
《书哀》一诗主要用赋法,间以独特的比喻。诗人将一己的深哀巨痛,用最朴素凝炼的语句表现出来,颇能传神写照,感人肺腑。
此诗为诗人晚年退职家居期间所作,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尾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此诗用词通俗生动又富有理趣。
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春容的鲜妍与病翁的衰老适成对照,所以说“春容恼病翁”。叹老中隐藏着不服老的情绪。这正是诗人虽年已衰暮,却仍然热爱早春景色的原因。以下两联,即写衰翁眼中的春容。
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早春柳枝返绿时,总是首先从下垂的枝条末梢部分开始,故说“垂处绿”;而小桃花初绽时,也总是首先从上伸的枝条末端开始,故说“末梢红”。下来,上去,分写柳条桃枝的特点;“垂处绿”,“末梢红”,则正是他们在春天到来时的显著变化。这两句观察细致,造语新颖,紧扣题目“早春"写出“动人春色不须多”的特点。
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在华美的亭馆中,珠帘高卷,浓盛的春光映射着,满室充满了温煦的春晖和熏人的春意;拄着拐杖,在溪山郊野间放步漫游,迎面吹来了徐徐的春风。这一联将早春的暖日和风与衰翁居室及出游的活动结合起来写,传出了融洽的春意。“酣酣”、“款款”使人感到舒适欲醉。
尾联转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进入新年之后,新雨下得很足,看来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相比之下,去年虽丰收,恐怕还算不上最好的年景。"更入新年”点早春。这个结尾,说明“衰翁”所醉心的并不仅仅是美好的春容,而且关切着民生荣悴。从艺术角度看,可能失之平直,但从思想内容看,却转出新意。
以衰翁写早春,本极易流于颓唐。这首诗的一个好处,正在于无颓唐之态,春天的色彩、活力、希望,都表现得相当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