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红脸青腰：写荷的红花绿茎。
自许：自我期许。
重阳必登高。文人登高，难免要寄托秋天的情思。“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好像成了一种传统。苏轼针对这种情绪，词一开始就说：“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这一惊人之语，是针对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中“老去悲秋强自宽”和“明年此会知谁健”而发的。杜甫诗的意思是：人已老大，在秋天更容易产生悲哀的情绪，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只是勉强宽慰自己而已，明年重九再举行宴会，还不知谁健在呢？杜甫作此诗时仅49岁，还不到叹老悲衰的年龄，但他处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里，又因上疏救房瑁，被目为房瑁死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此对前途悲观，情绪低沉。苏轼同情杜甫的处境，但不同意他悲观失望的情绪。苏轼一生也不得志，在党争激烈的宋代，因政见与旧党和新党均不合，既得罪了新党，又得罪了旧党。先被新党捏造罪名，抓进监狱，长达半年之久，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现又被旧党排斥在外，在杭州做个太守。对这一切，他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对待之。
下片“尚想横汾，村菊纷相半”。“横汾”、“村菊”，事出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村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秋风辞》是汉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引《汉武帝故事》）此诗笔力雄健，表现了一代英主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泛舟中流，与群臣饮宴的欢乐景象。“尚想”二字，透露出苏轼对汉武帝那种具有冲破秋天的肃杀氛围而俯仰天地的气概，抱有向往之情。但汉武帝毕竟随着历史的长河而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这两句用汉武帝《秋风辞》首二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及唐李峤《汾阴行》：“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而略有变化，流露出对汉武帝高吟《秋风辞》之事沦为历史陈迹的叹惋。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对“悲秋”与众不同的看法，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唱出了高昂的调子，实在可贵。他用自己潜心佛老所获得的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在遭受挫折时，不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也不沾沾自喜，从而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走过人生中的坑坑坎坎。这在恶浊的封建秩序下，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在表现方法上，或翻用古诗，或引用古事，并用“尚想”、“空有”等字，化实为虚，还能融佛理于浅显明白的语言之中，都是值得称道的。
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家笔底，表现各异；试听“琵琶”，一到作者手里，即翻作新声，不同凡响。这首词借唐玄宗年间有关琵琶和音乐的典故，抒写北宋沦亡之悲，讥讽南宋小朝廷耽于安乐。全词以弹琵琶为喻，事实上“弹”（谈）的是国家兴亡之曲。
此琵琶，乃檀木所制，尾刻双凤，龙香板为拨，何其精美名贵！“凤尾龙香拨”。这杨贵妃怀抱过的琵琶，它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作者在此，暗指北宋初期歌舞繁华的盛世。而“霓裳曲罢”则标志着国运衰微与动乱开始。借唐说宋，发端即点到主题而又不露痕迹，可谓引人入胜之笔。
“浔阳江头”二句，一转，用白居易《琵琶行》所叙事。源自“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交代了地点，是浔阳江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浔阳江头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湓浦口。白氏在江边关罢“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诗序云“是夕始有迁谪意”，是听了琵琶曲与弹奏女子自述身世之后的所感。词以“最苦”二字概括，表明作者也有同感。“画舸”句用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句意。作者以白居易的情事自比，并切琵琶，其“天涯沦落”之感亦可知矣。
“记出塞”接连数句又一转，从个人遭遇写到国家恨事。“望昭阳宫殿”等句分明是写一种特殊感情，与当日昭君出塞时去国怀乡之痛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恐怕是在暗喻“二帝蒙尘”的靖康之变。这种写法在南宋词家中也不乏其人。姜夔《疏影》词中亦有“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之句，郑文焯亦云“伤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
“辽阳驿使”数句转到眼前的现实。词人怀念北方故土，联想琐窗深处，当寒气袭人时，闺中少妇正在怀念远戍辽阳而杳无音信的征人。她想藉琵琶解闷，结果愈弹愈是伤心。“推手”等句，指弹琵琶，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欧阳修《明妃曲》本此而有“推手为琵却手琶”之句；所弹之曲为《梁州》。《梁州》即《凉州》，唐西凉府所进边地乐曲，梁、凉二字唐人已混用。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白居易诗：“《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可见其声哀怨。“哀彻”两字加深了悲凉的意绪。“云飞烟灭”已将上文一齐结束，“贺老”句便是尾声。
这尾声与发端遥相呼应，再次强调盛时已成过去，已成为历史。贺老即贺怀智，开元、天宝间琵琶高手，他一弹则全场寂静无声。元稹《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定场”即无消息，则“沉香亭北倚栏干”（李白《清平调》）的贵妃面影当然也不可见，这“凤尾龙香拨”的琵琶亦无主矣。故作者云“弹到此”即“鸣咽”不止，写悲慨无穷的国难家愁。
此篇手法新颖，从章法上看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可并为姊妹篇，都列举了许多有关的典故，而其中皆有一线相连。即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仍觉圆转流丽。由此可联想到唐时李商隐的《泪》（永巷长年怨绮罗）一诗，也是列举古来各种挥泪之事，最后归结为一事。辛词章法可能学自李诗，而又有出蓝之妙。再上溯可找到江淹的《恨赋》、《别赋》，李白《拟恨赋》等类篇章，作者用之以为词，可谓创新。
此词除使用典故多能流转自如外，还显示了辛词的另一特色，即豪放而兼俊美，所谓“肝肠似火，面目如花”者。词中如“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句，不独用昭君出塞之典故，且含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的诗意，形象很美，韵味亦深长。又“轻拢慢捻”四字，不独是用白居易诗点出弹琵琶，而好在将闺人愁闷无意绪、心情懒慢的神态也随之描画出来了。“泪珠盈睫”，令人想见那长睫毛闪动的晶莹珠泪，非而见美，更渲染了哀怨气氛，烘托了主题。
前人评辛词曰“大气包举”，所谓“大气”，就是指贯穿在词中那种浓烈的爱国之情，沉郁而激昂。而他的词风却不见粗犷，反倒是思理细腻绵密，语言华丽高雅，虽“用事多”，不嫌板滞。“情”在其中，密处见疏，实中有虚，令人读后有荡气回肠之感。
这是一首咏物词。咏物抒怀历来是文人骚罢常情，但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写作。稼轩此词，初看不过是有关琵琶典故的堆积，所以有的评家不太看好；但是细推敲来，所用之典皆不是随意捻来，而是用心良苦，所以此词也为真正识家所赞美。
凤尾龙香拨：此句是指杨贵妃所用琵琶。
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霓裳》指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霓裳》曲罢指杨贵妃之死。白居易《长恨歌》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句。
最苦浔阳江头罢，画舸亭亭待发：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
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指昭君出塞。昭阳殿，汉朝未央宫中的殿名。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寒窗、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沈云卿《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辽阳，唐代边防要地，在今辽宁境内。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欧阳修《明妃曲》:“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梁州》，唐代教坊曲，亦名《凉州》。
贺老定场无消息：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指唐代琵琶高手贺怀智。
想沉香亭北繁华歇：沉香亭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活动的场所，李白《清平调》：“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此词不是风花雪月之笔。开头写唐，实则写宋。作者自比浔阳江罢，有天涯沦落之感。昭阳宫殿已不可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让人联想起靖康之难。读至此，痛感之情不亚于岳武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长安难望，辽阳呢？音信全无！凉州呢？一曲哀彻！汉朝故都，唐代边镇，如今都沦落金人之手！那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游乐的沉香亭，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读此有“黍离之悲”也！
琵琶，好音者看来，乐器也；闺怨者看来，倾诉也；无关者看来，一物也。而稼轩看来却有无限家国之恨！此与碌碌鼠辈之别也！
本诗开头两句写夔门山水雄阔隽秀之美。“白帝城头春草生”写高处。白帝城在濒临长江的白帝山上。时值春天，城头百草茂盛。一个“生”字写出百草依视线次第出现，又写出百草滋生之广。草因城脱俗，城缘草而含生机。
“白盐山下蜀江清”写低处。蜀江即指白盐山脚下的一段长江：江水清澈倒映云天，又有耸入长空的白盐山作背景，山水互映，各尽其妙。
“南人上来歌一曲”写当地人以雄山碧水为背景放声高歌。此句虽未直接写歌的内容与歌的悦耳，但因一、二两句雄阔灵秀山水的烘托渲染，便自然地表现出歌声的优美。
“北人莫上动乡情”，笔锋一转，写路上的异乡人受那歌声的感染，触发起思乡之情。此句当为全诗主旨所在。此诗之妙，其一在动词传神，用白描手法勾勒出耐人品味的人物形象；其二在一景两用，烘托渲染人物形象；其三在意味的绵长婉转和境界的高远。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