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山，因为三国时是东吴的江防边塞，故历代诗人多有题咏，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即是千古盛传的名作。韦庄行至西塞山下，前望江水，仰观阙塞，历史往事和前贤佳句勾起丰富的联想。诗作首联侧重写俯视所见近景；颔联转写仰望所见远景；颈联描写西塞山的特产，为其自然美景增添浓郁的生活情趣；尾联表达出于此结茅归隐的心愿。此诗用语自然巧妙，细微精炼。
首联两句，一写水，一写山。“水似蓝”，表明其地水深莫测，江右西塞山势的峻峭，以及山间葱茏草色的映衬，使得江水的颜色蔚蓝。此句虽写水，而山亦映带其中。次句写山势险峻，用“乱云如絮”描绘，云层如轻漂的花絮，在山间起伏缠绕，非山势高峻难得有此景象。这起伏的乱云弥漫江上，缠绕山间，使山势与水面通过乱云的衔接，而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故此句虽落笔在山，而水亦映带其中。试想，置身于蔚蓝平静的江面与陡峭如削的山势比照之下，加以缈茫起伏的云絮飘飘，这个环境给诗人的感受，一定是对比强烈又结合奇妙的一种艺术境界。
颔联一瞻前程，湓城北的庐山依稀可见，渐见影像；一顾来路，云梦之南的天际，片月斜挂，渐远渐斜。“渐映”恰当地呈现出当时舟行的渐见过程，“斜生”也巧妙地点出时间的推移、位差的变化。
颈联由前幅的实景勾勒转入虚笔飞动，与前面身临奇妙环境的感受作呼应，为末尾所发归焉之志作铺垫。蕨本多年生植物，嫩时茎叶可食，其色紫，故名紫蕨，采食的时间在仲春时节。柑成熟时色黄，采摘期在秋冬之际。仲春所烹食的紫蕨与秋冬之际摘柑不可同日而语；烹蕨的晓烟和带露的黄柑亦与诗人黄昏舟行的时间相背。在此诗人通过适当的联想，把此地异时生长成熟的植物作艺术的归纳，把西塞山一带的优美图画描绘得更富有艺术魅力和生活情趣。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以“故垒萧萧芦荻秋”终结，尽管充满对“四海为家日”的欣慰和六朝衰亡的感喟，读来总有几分凄凉萧瑟。韦庄对西塞山的一景一物，却洋溢出深切的爱恋，他无意于为芦荻秋风伤叹，而把芦花视为宁静恬适生活的伴侣，期望着有朝一日独棹扁舟而来，依傍芦荻结庵而居，领略西塞山的优美山水景物，观“他年”“终傍”之辞，其志可知。
就全诗看，尽管前两联以暗示行迹的方式对西塞山的奇特地势环境作了描写，但若无第三联以羡慕的心情对此地烹紫蕨、摘黄柑的虚笔赞美，不仅诗的尾联难以引出，并且全诗亦显得平泛平淡，难以因巧见意。第三联的安排，不仅为全诗的画面增添了生气与活力，而且由实入虚而归为遣志发情，更显得自然巧妙。至于作者在遣词造语上的细微精炼，在达意的准确和追求七律诗成熟的技巧上，造诣深厚。
这首词不同与王国维另一首写围猎的词《浣溪沙·六郡良家最少年》，那一首更多的是描写了豪侠的个人英姿。这一首却是由围猎活谈及个人的内心活动，更多的点出国家的危难，而自己却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上片三句，写出了一场围猎从开始到结束的全部过程。“合围”，是这场射猎的开始。“草偃云低”本是写围场影物，放在“合围”的前边就有一种天罗地网的感觉，好像天地草木也在听从人的指挥参与对鸟兽的包围。“雕弓声急马如飞”是写豪侠少年高超的骑射本领；“笑呼从骑载禽归”是写围猎结束满载猎物而归时的得意心情。这首词中豪侠少年的形象与作者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所写的那个“闲抛金弹落飞鸢”的豪侠少年形象有一些不同。那一首中的少年形象仅仅是风流潇洒、射艺出众，而这首词中“草偃云低”的描写，使这个少年还带有一种指挥者的威严之气。史载赤璧之战前曹操致书孙权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自古以来，围场可以喻指战场，打猎可以喻指用兵。王国维把自己想像成围猎活动的主人公，在这场“战事”中大振神威，说明他内心中同样有一种对戎马生涯的渴望。
下片三句“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的牢骚。人们常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者认为乱世的文人，读了一辈子书，既无权势以骄人，又无缚鸡之力以自卫。古代的卫、霍的功勋自不用提，游侠的气概也也无从谈起。假如说读书是为了明理，则明理恰足以给自己带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扬雄投阁，龚生竟夭，文人的悲剧古已有之。所以，习文不如习武，年轻人有一副好身手，纵不能替天行道，总不致像那些文人在乱世中连保全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如果结合作者的实际情况来看，则这理想近于虚幻。因为“体素羸弱”而称“万事不如身手好”，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人近三十而言“一生须惜少年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身为文人却说“那能白首下书帷”，有一种不甘心于现状的苦闷。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