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人们常常把呜叫声当作动物的语言,所以听到反复不断的声音,就自然想象到那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或要求着什么,把它想象成无休止的倾诉。杜甫在秦州的几个月,正是促织活动的时候。傍晚,清晨,特别是不眠之夜,大约都是在促织的鸣叫声中度过的。诗人久客在外,心情本来就很凄凉,被促织声一激,往往不禁泪下。这首诗,就是诗人当时忧伤感情的真实写照。
起句正面点明促织,以“甚细微”与第二句的“何动人”构成对比,衬托哀音的不同寻常。
三、四句和五、六句,在修辞上构成两对‘‘互文”。就是说:促织在野外草根里、在屋内床底下,总是鸣声不断;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呜叫,总和不得意的诗人心情是互相接近的。听到它的叫声,长期客居外乡的人不得不流泪,再也无法安睡到天明;被遗弃的妇女或寡妇也在半夜里被哀鸣之声惊醒,陪着促织洒下泪水。这种“互文”格式的使用,用表面上的两层意思抒写了交互着的四层意思,能收到言简意缘的效果,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
最后两句以“悲丝”、“急管”同促织的啼叫相比较,而以促织叫声“天真”、不受礼俗影响作结,把促织的哀音放在任何乐器的演奏无法达到的效果之上,把“哀音何动人”写到了极点,更加烘托出诗人的思乡愁苦之情。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最后一首。作者采用了他写这类题材常用的手法,即先以第三人称交代人物,渲染气氛,而后改用第一人称代其设言。这样写既使手法富于变化,又可以从不同角度使得人物形象得到深化。
这首诗一共分为两层。
开篇六句为第一层。在以“中闺”点明人物身份、以“逍遥”写其徘徊户前百无聊赖的情态之后,展开了对闺中女子所处环境的描写。“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室房生风,百鸟翔南征。”从室内写到室外,从所见写到所感,渲染出凄清落寞的氛围,有力地衬托出人物孤寂凄凉的况味。这里描写的景物,不论是“寂寞”的“闲房”,还是被满“绿草”的“阶庭”,抑或是穿穴入户的凉风、翩翩“南征”的“百鸟”,无一不是作者根据女子的感情色彩所选取的典型景物,因为它们既是景语,亦是情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有了前面的铺垫,第二层便房然地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作者让女子房抒胸臆。先是表白对“君”的情意:“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春思”,在古典诗词中不仅用来指春天的情思,也常比喻相思之情,这里很明显是后者。但作者对于它的内涵却没有作说明,只以“安可忘”强调其难以忘怀,这样,往昔情意之浓,今日相思之深,尽在不言之中。可谓语简意丰,含蓄蕴藉。正因为“春思”难忘,故而愿意与君长相厮守、忧戚与共。
然而事与愿违,所以接下来便诉说房己目前的处境:“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佳人”,即上句中的“君”,“单且茕”,说由于夫妻相隔太远,房己孤独无依无靠,身心两方面都遭受苦楚。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是孤寂,等待她的是苦尽甘来,久别重逢,或许还可以使眼前的处境比较容易忍受,但无现实却令她清楚地意识到:“欢会难再遇,兰芝不重荣。”一个“难”字,表明夫妻“欢会”已经一去不返。何以如此悲观以至于绝望呢?原来孤妾已经失去了对方的欢心,被遗弃了。
“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二句揭示了这一层意思,口吻却极为委婉,仿佛喜新厌旧不是由于对方的负心,而是人之常情。但透过这貌似开脱的话语,不难体味出女子最心存疑惧却依然抱有幻想,这就更能激起读者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为了挽回被弃的命运,孤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动之以情。“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是两个比喻,用以说明房己的处境。将依附于人的女子喻为“女萝”、“浮萍”,既形象又贴切,同时又有很深的蕴意。试想,女子一旦被丈夫抛弃,又将何所依托?在此基础上,申明己志“束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表白房己当为君坚守情操,守身如玉。结尾禁不住向对方发出哀告:“倘愿顾眄恩,永副我中情。”希望丈夫始终如一的恩爱,永远不要辜负房己的深情。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一片痴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将弃妇的遭遇和心理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真切动人,与作者长期被弃置的处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前人多以为此诗有寄托,是借夫妻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联系曹植后期的遭遇,以及他好用比兴的特点,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也许更能得作者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