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送别,“浩然离故关”一句确立了诗的基调,由于离人意气昂扬,就使得黄叶飘零、天涯孤棹等景色显得悲凉而不低沉,因而慷慨动人。诗的最后一句透露出依依惜别的情怀,虽是在秋季送别,却无悲秋的凄楚。全诗意境雄浑壮阔,慷慨悲凉,有秋景而无伤秋之情,与人别而不纵悲情,毫无作者“花间词派”婉约纤丽的文风。
诗人在秋风中送别友人,倍感凄凉,对友人流露出关切,表现了两人深厚的友谊。这首诗意境悲凉雄壮,情真意切,质朴动人。
关于此诗的发端,清人沈德潜曰:“起调最高。”(《唐诗别裁》)按首句,地点既傍荒凉冷落的古堡,时令又值落叶萧萧的寒秋,此时此地送友人远行,那别绪离愁,的确令人难以忍受。然而次句诗思却陡然一振:“浩然离故关”——友人此行,心怀浩气而有远志。气象格调,自是不凡。
“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两句互文,意为:初日高风汉阳渡,高风初日郢门山。初日,点明送别是在清晨。汉阳渡,长江渡口,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郢门山,位于湖北宜都市西北长江南岸。两地一东一西,相距千里,不会同时出现在视野之内,这里统指荆山楚水,从而展示辽阔雄奇的境界,并以巍巍高山、浩浩大江、飒飒秋风、杲杲旭日,为友人壮行色。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两句仿效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赋予两重诗意:诗人一面目送归舟孤零零地消失在天际,一面遥想江东亲友大概正望眼欲穿,切盼归舟从天际飞来。几人,犹言谁人。“江上几人在”,想象归客将遇见哪些故人,受到怎样的接待,是对友人此后境遇的关切;诗人早年曾久游江淮,此处也寄托着对故交的怀念。
“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写当此送行之际,友人把酒言欢,开怀畅饮,设想他日重逢,更见依依惜别之情意。
这首诗逢秋而不悲秋,送别而不伤别。如此离别,在友人,在诗人,都不曾引起更深的愁苦。诗人只在首句稍事点染深秋的苍凉气氛,便大笔挥洒,造成一个山高水长、扬帆万里的辽阔深远的意境,于依依惜别的深情之中,回应上文“浩然”,前后紧密配合,情调一致。结尾处又突然闪出日后重逢的遐想。论时间,一笔宕去,遥遥无期;论空间,则一勒而收,从千里之外的“江上”回到眼前,构思布局的纵擒开合,是很见经营的。
“雨晴云散,满江明月。风微浪息,扁舟一叶。”起首描写风雨过后的湖面景色:天上是拨云见月,而水上则是满江月华,流金溢彩,此时,晚风习习,一望无垠的八百里洞庭湖面上只有诗人的一叶扁舟。宋代张孝祥曾有《念奴娇·过洞庭》云“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意境便与此近似。
小令在前四句交代了情景与环境,接下来便转向抒情。“半夜心”形容夜深人静之时作者油然而生的离情别绪。“三生”是佛教用语,意指人的前生、今生与来生。“三生梦”则是化用了唐代高僧圆观的典故。相传圆观在圆寂之前,曾与友人李源许下来生之约,定于十二年后重会于杭州天竺寺三生石。卢挚在此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表达今日一别,自己与友人(或恋人)恐将此生不复有重逢机会,只能托以来生再约。
三生轮回的说法充满宿命之感,诗人因遭遇坎坷,不禁由此生联想到前生,思索自己的上辈子到底是何种下场,才会历经这辈子的因果轮回。古代文人常以前人自比,如白居易就曾在《赠张处士山人》诗中以巢父、许由等隐士自许道:“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卢挚在小令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其自比对象,但是在其另外一首作品《蟾宫曲·长沙怀古》中,曾以同样被贬湖南的屈原、贾谊自况。可见这里的“三生梦”对他而言,充满了百般无奈与苍凉。
万里一别,挥别的不仅是友人与恋人,更是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与一腔忠诚的报国之志,原来人生的际遇就像今晚遭遇的这场暴风雨一样,阴晴难捉,瞬间万变。思绪至此,诗人悲从中来,只能“闷倚篷窗睡些”,希望在梦乡中暂且忘却一切烦忧,求得片刻的安宁。然而,内心刚刚经历了一番波折的诗人,此刻又不能平静心绪安然入梦,更何况是客居在外,漂泊舟中,漫漫长夜恐怕只能辗转反侧。
此曲虽然短小,却深刻表现了三组不同的对比:天上的皎月与诗人心情的阴霾,湖面的宁静与诗人心中的波折,以及从前的欢聚与如今的离别。这三组对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与维度,将一个被贬诗人的痛苦形象刻画得更为立体,也因此丰富了这首抒情小令的内涵,意蕴深远。
东汉时期,处于外戚、宦官篡权争位的夹缝中的士人,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抒情,宣泄胸中的垒块。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在文中化为激切的言词,尖锐揭露了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本质:“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甚至敢于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最后由“刺世”发展到同这黑暗的世道彻底绝决的程度:“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
此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五帝三王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而只能愈演愈烈:“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实执政之匪贤,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之人能执政、宦官近习能秉权的原因说到底还在于“九重既不可启”。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那种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
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批判时政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