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在长安做了国子学四门博士后，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博学多闻、潇洒倜傥的永兴才子，姑表兄弟陆象先最喜与知章说天道地，写诗品文，甚至一日不见，便觉鄙吝之感顿生。时有苏州人顾况者，在京城以机敏善变著称，他们两人说的话南方口音都很重，但北方人倒很爱听。一批朝臣在背后嘲笑道，他们是“南金复生中土”。意思是他们虽长于南方，在南方并不算怎么样，而在北方这样的环境里，倒是发出了金子那样的光彩！有人把此话传给贺知章和顾况听，于是两人先后作诗“回敬”他们，老老实实地讲道理、摆事实，使他们口服心服。贺知章的诗就叫《答朝士》。
“钑镂银盘”指贵族使用的饰有金质的银盘。“蛤蜊”是一种海鲜，河里面也有。上品出自浙江明州和越州，明州的蛤蜊在唐代是贡品，每年派人运送至京师长安。贺知章年青时常在家乡的埭上河中摸蛤蜊吃，味极鲜美。“镜湖”即今绍兴鉴湖，以大禹在会稽山下铸镜的传说而得名。“莼菜”是生长在南方水乡一种味佳质鲜的水生食物，鉴湖和湘湖都养植莼菜，有的用作贡品。据说唐代时把镜湖的莼菜根熬制成汤羹，作为一道名菜用在酒宴上。这两句的意思是：镂金的银盘中盛着哈蜊，簋中盛着莼菜根熬的汤，所以看上去“乱如丝”，唐代长安的官员喜食这种菜汤。（“簋”是一种古人盛食物的汤和盆，一种器具，可译作“碗”）
“乡曲近来佳此味”，是指“东南一曲”的吴越地方，今特别看好哈蜊与莼菜，以为佳肴，并为下句作好铺垫。接着便是“遮渠不道是吴儿”。“吴儿”泛指南方人。贺知章就是吴中四士之一，亦是吴儿。“遮渠”是指北方人，“渠水”在江北的射阳县，另一在郑县之巴岭。“不道”是为什么不说之意。最后两句的意思是：现流行于北方长安的这些佳肴，你们为什么不说是来自吴越，而在别的地方专对南方人故意挑剔呢？贺知章的话比较温和，而顾况则尖锐多了。他作诗写道：“钑镂银盘盛炒鰕，镜湖芰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诗中的“鰕”指的是南方的斑纹鱼，“爷”是长辈的意思。最后两句是说：“咱们南方人到了北方，娶了个北方老婆，生了个北方儿子，最后南方人不就都成了北方人的爹了么！”顾况也是一个著名作家，他写这诗也许是生气了。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小令首句点明了相遇的地点。纳兰生于深庭豪门，辘轳金井本是极常见的事物，但从词句一开始，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井台在他心里就不一般了。“正是”二字，托出了分量。纳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使用“辘轳金井”这一意象，如“淅沥暗风飘金井，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忆江南》），“绿荫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虞美人》）。玉虎，辘轳也。 “满砌落花红冷”既渲染了辘轳金井之地的环境浪漫，又点明了相遇的时节。金井周围的石阶上层层落红铺砌，使人不忍践踏，而满地的落英又不可遏止地勾起了词人善感的心绪。常人以落红喻无情物，红色本是暖色调，“落红”便反其意而用，既是他自己寂寞阑珊的心情写照，也是词中所描写的恋爱的最终必然的结局的象征吧。最美最动人的事物旋即就如落花飘堕，不可挽留地消逝，余韵袅袅杳杳。
在这阑珊的暮春时节，两人突然相逢，“蓦地”是何等的惊奇，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故而这种情是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也不可阻拦的。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前提下，一见钟情所带来的冲击无法想象。可是，恋人的心是最不可捉摸的，“心事眼波难定”，惊鸿一瞥的美好情感转而制造了更多的内心纷扰，所以，“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一直转而下的心理变化，正是刹那间的欣喜浸入了绵绵不尽的忧愁和疑惑中——对方的心思无法琢磨，未来的不可测又添上了一份恐慌，于是，深宵的青灯旁、孤枕畔，又多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人儿。
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开篇就收录了这首词并对其有自己的体味。书中是这样说的，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眼波心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簟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怀才不遇、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型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无须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文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名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罪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境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共度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簟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
这首诗是李白寓居沙丘怀念诗友杜甫时所作。此诗以景带出思念之情，言辞朴素无华，率性写出，或行，或卧，或所见，或所感，絮絮叨叨皆入诗来，写得情深意长，凄怆感人，深刻地表现了两位伟大诗人的真挚友谊。全诗流畅自然，而又含蓄蕴藉；感情极苦，而又边失豪放本色。
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他自己的生活，住处的周围环境，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给读者以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受，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诗中无一句边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边能边直抒其情。前六句的烟云，都成了后二句的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以浓郁的诗味。
首句“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诗人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边来沙丘“高卧”，原因就在于怀念杜甫这位友人。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像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诗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诗人愁思难解。“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边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边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诗人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边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边息、相思边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边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彩。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律体的盛行对于古诗的写作也边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然边是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