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这首诗语言浅近,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字里行间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诗的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绕道北行,在海上漂流数日后,又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首句的“北海游”。指绕道长江口以北的海域。次句“回从扬子大江头”,指从长江口南归,引起三、四两句。
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表明自己一定要战胜重重困难,回到南方,再兴义师,重整山河的决心。“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表现了他不辞千难万险,赶到南方去保卫南宋政权的决心。忠肝义胆,昭若日月。
诗人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抒写了自己心向南宋,不到南方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祖国的坚贞和热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自镇江逃脱,绕道北行,在海上漂流数日,费尽千辛万苦回到扬子江头。
我的心就像那一根磁针,不永远指向南方誓不罢休。
注释
扬子江:长江在南京一带称扬子江。
北海:这里指北方。
回从:曲意顺从。
磁针石:即指南针。
南方:这里指南宋王朝。
这首诗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这首诗语言浅近,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字里行间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诗的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绕道北行,在海上漂流数日后,又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首句的“北海游”。指绕道长江口以北的海域。次句“回从扬子大江头”,指从长江口南归,引起三、四两句。
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表明自己一定要战胜重重困难,回到南方,再兴义师,重整山河的决心。“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表现了他不辞千难万险,赶到南方去保卫南宋政权的决心。忠肝义胆,昭若日月。
诗人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抒写了自己心向南宋,不到南方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祖国的坚贞和热爱。
文天祥在赣州知州任上,以家产充军资,起兵抗元,入卫临安,不久任右丞相,赴元军谈判被扣留,拘押北行。后脱险南归,率兵抗击元军。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文天祥历北海经长江口南下之时,作《扬子江》一诗述志。
此词自辟意境、写法新奇,通篇用比拟手法,一气贯注,寓意深沉,风格绮丽宛转,色彩浓丽缤纷,是词人婉约词的代表作之一。夏敬观评日:“连续诵之,如笛声宛转,乃不得以他文词绳之,勉强断句。此自是好词,虽去别调不远,却仍是裱丽一派也。”用十三女儿学绣喻春光丰满,用轻薄浪子难久比喻风雨对春花的摧残,护花爱美之意的深处,是对美好生命的热爱和呵护之心。落花将春水酿成醇醪,与人之清愁约会,想象奇妙,余味无穷。
为了加大“赋落花”的情感重量,词章从“繁花”切人:“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如果依现代女性年龄标准看,十三岁不过是刚刚踏进中学校门的稚气十足的少女,谈什么拈针学绣。也许是中国古代女性早熟吧,十三岁被视为“豆蔻年华”的妙龄期。如唐代诗人杜牧就这样描写他喜爱的歌女:“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赠别二首》其一)诗人把“昨日春”比成“十三岁女儿学绣”真算是善于创新的神来之笔:如果把“昨日春”比做一位姿容娇美而又技艺精湛的成熟的绣花女,凭着丰富的刺绣经验,当然要讲究个疏密相间,浓淡相宜的美学原则,决不可能把每一朵花都绣得同样鲜艳肥大;只有十三岁少女如春蕾初绽,涉世未深,心地不杂一丝尘滓,有少女的聪慧和青春的热情又不工于心计,学起刺绣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一枝一叶自然会绣得丰盈而厚实,真个是“一枝枝不教花瘦”,体现了春阳普照,春雨均沾的春的特点。这正好显示了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浓郁而热烈的春光。
诗人写春闹花繁的可喜,正是为了反衬春去花残的可惜:“甚无情便下得雨儇风倦,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大自然真个是太无情了,竟忍心让风雨一个劲儿摧残折磨着春花,使零落残红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园林地面,简直像铺上一层地毯一样。春花随风飘落,地面或厚或薄,那厚处犹如红色地毯上叠起的皱纹。这落红狼藉的景象描画,昭示了诗人对花落春残的惋惜情怀。
下阕,诗人从对“昨日春”的深情关注中转到对“而今春”的艺术观照:“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诗人对春的情感太深太重了,他简直把春当成理想中的情人。春,本是岁序中一个季节,诗人不但使她有明确的性别、具体的年龄,还有鲜明的个性。当写到东风君临大地、万物开始苏醒的“昨春日”,诗人把她比成十三岁的妙龄女郎在心爱的绣物上绣进少女的柔情,绣进青春的智慧,一心绣出人间最美丽的锦绣;当写到春尽花残的“而今春”,诗人又把他比成用情不专、朝秦暮楚的浪荡子。这不但充分体现出诗人爱春惜春真挚情怀,也收到了诗歌口语化的美学效应。
人生代代无穷已,风雨年年送春归。诗人回忆起前一年送春归去:“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春来江水绿如蓝”,自居易不过写出了春水的颜色,就惹得人们赞叹不已,被誉为咏春的名句;辛弃疾呢,却进了一层,道出了春水的质地:浓浓的、酽酽的,春水春波像酿成为一江醇醪佳酿。春真的要走了,愁,是诗人内在的情感,怎么一下子变成“约”的对象,从外部应邀而至呢。显然,愁,被诗人别具机杼地人化了,仿佛变成了与诗人休戚与共的好友,被邀请在杨柳岸边等候着为春举行告别宴会,以壮春的行色哩。向春告别,为什么要在“杨柳岸边?”因为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在这里,春也被人化了,也成了诗人难分难舍的挚友了。人与自然如此融洽契合,真亏诗人妙笔驱遣。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此诗是初唐五言排律中的佼佼者,素来被诗论家所称道。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唐人可法者,卢照邻:‘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骆宾王:‘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杜审言:‘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沈佺期:‘阊阖连云起,岩郎拂露开。’此类最为得体。”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评论说:“前人但赏其起语雄浑,须看一气承接,不平实,不板滞。后太白每有此种格法。”从这些评语里足以看出这首诗对当时诗坛和盛唐诗人的重要影响。
该诗是一篇感情真挚浓郁的友情诗。诗的前四句是说即将与友人离别,友人孟学士将要南下湖湘,此行可能经过狭窄陡峭的长江三峡,而自己则要西出塞外,与友人天各一方,相距万里之遥,故不胜看伤。这几句笔力苍劲飞动,写得很有气势,特别是开头两句,场面开阔宏大。
“零雨看王粲”一句中的王粲是东汉末诗人,“建安七子”之一。这里代指王勃。唐人诗中用典,多喜用今人与前代名人同姓者比附,此即一例。这句是因王勃被贬斥而生看伤借爱之情。“清樽别孔融”中的“孔融”是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这里当代指孟学士,以其才能、好客喜士与孔融相似而设喻。两句用典,一以姓同而比,一以事类,都很贴切身份。“徘徊”两句是设想之辞,说自亡与孟学土分别后将会彻夜不眠,望眼欲穿,等待大雁把信捎来。“骨肉”两句亦写别后情状,唯“胡秦外”与“关塞中”措语略嫌重复,只涉自己“西使”,而未切友人“南游”,但从通篇来看,不过是白璧微遐。
最后两句说剑锋耿耿,一则是比喻友人一腔正气,充沛天地。同时也暗示出自已“抱剑钦专”,“但令一顾重,不馁百身轻”(《刘生》),为国家荡平外寇、铲除奸佞的凌云壮志。
该诗送人而兼寓自已襟怀抱负,故题旨就比一般单纯写送别的诗深刻,特别是最后两句,使全篇陡然一振,豪情洋溢,托兴深远,就更非一般小儿女态临歧沾襟、凄楚伤感之作可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