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全国各路兵马。当时元兵已经逼近都城北门外，交战、防守、转移都来不及做了。满朝大小官员会集在左丞相吴坚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适逢双方使者的车辆往来频繁，元军邀约宋朝主持国事的人前去相见，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祸患。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己了；估计元方也许可以用言词打动。当初，使者奉命往来，并没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虚实，回来谋求救国的计策。于是，辞去右丞相职位，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刚到元营时，据理抗争，言词激昂慷慨，元军上下都很惊慌震动，他们也未敢立即轻视我国。可不幸的是，吕师孟早就同我结怨，贾余庆又紧跟着媚敌献计，于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国，国事就不可收拾了。我揣度不能脱身，就径直上前痛骂元军统帅不守信用，列举吕师孟叔侄的叛国行径，只要求死，不再考虑个人的利害。元军虽然表面尊敬，其实却很愤怒，两个重要头目名义上是到宾馆来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围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国了。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军驱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单。我按理应当自杀，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正如古人所说：“将要有所作为啊！”
到了京口，得到机会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虚实情况告诉淮东、淮西两位制置使，相约他们联兵讨元。复兴宋朝的机会，大概就在此一举了。留住了两天，驻守维扬的统帅竟下了逐客令。不得已，我只能改变姓名，隐蔽踪迹，在草地上和郊野外奔走歇宿，日日为躲避元军的骑兵出没在淮河一带。困窘饥饿，无依无靠，元军悬赏追捕得又很紧急，天高地远，号呼不应。后来得到一条船，避开元军占据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后渡过扬子江口，进入苏州洋，辗转在四明、天台等地，最后到达永嘉。
唉！我到达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痛骂元军统帅该当死；辱骂叛国贼该当死；与元军头目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该当死；离开京口，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几次想要自杀死；经过元军兵舰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逻船只搜寻，几乎投江喂鱼而死；真州守将把我逐出城门外，几乎彷徨而死；到扬州，路过瓜洲扬子桥，假使遇上元军哨兵，也不会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两难，几乎等于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元军数千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到敌人手中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察兵凌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入沼泽而死；天亮时，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逻的骑兵有好几十，几乎无处逃避而死；到了高邮，制置使官署的通缉令下达，几乎被捕而死；经过城子河，在乱尸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敌方哨船一前一后行进，几乎不期而遇被杀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担心无罪而死；经过海安、如皋，总计三百里，元兵与盗贼往来其间，没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几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条小船渡过惊涛骇浪，实在是没有办法，对于死本已置之度外了！唉！死和生，不过是昼夜之间的事罢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这样境界险恶，危难层迭交错涌现，实在不是世间的人所能忍受的。痛苦过去以后，再去追思当时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难中，有时用诗记述个人的遭遇，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底稿，不忍心废弃，在逃亡路上亲手抄录。现在将出使元营，被扣留在北门外的，作为一卷；从北门外出发，经过吴门、毗陵，渡过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为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的，作为一卷；从海路到永嘉、来三山的，作为一卷。我将把这诗稿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人读了它，为我的志向而悲叹。
唉！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运了，可幸运地活下来要干什么呢？要求做一个忠臣，国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还是有罪的；要求做一个孝子，用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即使死了也有罪责。将向国君请罪，国君不答应；向母亲请罪，母亲不答应；我只好向祖先的坟墓请罪。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死后还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就是义；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做为先锋，洗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誓不与贼共存”，“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了方休”，这也是义。唉！像我这样的人，将是无处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以前，假使我把尸骨抛在荒野里，我虽然正大光明问心无愧，但也不能掩饰自己对国君、对父母的过错，国君和父母又将会怎么讲我呢？实在料不到我终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见到皇帝、皇后，即使立刻死在故国的土地上，我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诗集名《指南录》。
注释
德祐二年：即公元1276年德祐：宋恭帝的年号。
枢密使：宋朝所置掌管右事的最高长官，位与宰相等。
北兵：即元兵。
修门：《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本指楚国郢都城门，这里代指南宋都城临安的城门。
左丞相：当时吴坚任左丞相。
使辙：指使臣车辆。
当国者：指宰相。
纾：解除。
觇：侦察，窥视。
以资政殿学士行：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资政殿学士：宋朝给予离任宰相的荣誉官衔。
吕师孟：时为兵部尚书，叛将吕文焕之侄。
构恶：结怨。
贾余庆：官同签书枢密院事。知临安府，后代文天祥为右丞相，时与文天祥同出使元营。
献谄：《指南录·纪事》：“予既絷维，贾余庆以逢迎继之”，“献谄”之事当即指此。
诟：责骂。
失信：指元右扣押使臣。
数：列举罪责，加以谴责。
馆伴：接待外国使臣的人员。
祈请使：奉表请降的使节。
分：本分。引决：自杀。
隐忍：屈志忍耐，忍辱而活。
“昔人”二句：作者在这里引用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之语，意谓自己暂时隐忍，保全性命，以图有所作为。
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当时为元右占领。
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当时仍为宋右把守。
东西二阃：指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淮西制置使夏贵。阃：城郭门限，这里代指在外统兵将帅。
维扬帅：指淮东制置使李庭芝。维扬：扬州，当时为淮东制置使所驻之地。
下逐客之令：文天祥到真州后，与真州安抚使苗再成计议，约李庭芝共破元右。李庭芝因听信谗言，怀疑文天祥通敌，令苗再成将其杀死，苗再成不忍，放文天祥脱逃。
追购：悬赏追缉。
号呼靡及：指高声呼喊，无人应答。
渚州：指长江中的沙州；时已被金兵占领。
北海：指淮海。
苏州洋：今上海市附近的海域。
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市。
天台：今浙江省天台县。
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
诋：辱骂。
大酋：指元右统帅伯颜。
北舰：指元右舰队。
物色：按形貌搜寻。
瓜洲：在扬州南长江中。
扬子桥：在扬州南。
竟使：倘使。
殆：几乎，差不多。
例：等于。
桂公塘：地名，在扬州城外。
贾家庄：地名，在扬州城北。
巡徼：这里指在地方上巡逻之人。
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县。
质明：黎明。
制府：指淮东制置使官府。
檄：原指晓喻或声讨的文书，这里是指李庭芝追捕文天祥的文书。
捕系：捉拿囚禁。
城子河：在高邮县境内。
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
高沙：即高邮。海安。
如皋：县名，今均属江苏省。
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
涉鲸波：指出海。鲸波：指海中汹涌的大浪。
北关外：指临安城北高亭山，文天祥出使元营于此。
吴门：今江苏省苏州市。
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
三山：即今福建省福州市，因城中有闽山。越王山。九仙山，故名“三山”。
“予之”二句：这两句是说，我能活下来是幸运的，但侥幸生存是为了做什么呢?
僇：侮辱。
父母遗体：父母授予自己的身体。
殆：危险。
九庙：皇帝祭祀祖先共有九庙，这里以九庙指代国家。
高祖：指宋太祖赵匡胤。
微以：无以。
自文：自我表白。
返吾衣冠：回到我的衣冠之乡，即回到南宋。
日月：这里指皇帝和皇后。
夏五：即夏五月。
改元景炎：由于宋恭帝为元兵掳去，德祐二年五月，文天祥等人在福州立赵昰为帝，是为端宗，改元景炎。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文天祥挺身而出，出使元营谈判。成功说服敌方撤军。元军扣留了文天祥，并于二月九日押解北上。二月二十九日夜，文天祥一行在镇江逃脱。他把患难之中所写的诗编成《指南录》，写有自序，每首诗前，多有小序，故该文称后序。
《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全文共6个自然段，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1～4段）自叙出使元营所遭遇的种种磨难。
其中1～3段重在记叙，第4段以抒情为主。
第1自然段中，先讲自己是在“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的严重形势下出使北营的。再讲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不得爱身”，即已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其意图是：一方面“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另一方面是“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
第2自然段中至北营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至北营……北亦未敢遽轻吾国。”第二阶段是“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不得归矣。”第三阶段是“未几……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最后讲本来是“分当引决”的，但仍“隐忍以行”是为了“将以有为也”。
第3自然段写北行路中得脱的行程。又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至京口……中兴机会，庶几在此”，写得脱后的喜悦。
第二层，“留二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写受误会后的困境。
第三层，“已而得舟，……以至于永嘉。”写得舟后急于南下的急迫心情。
第4自然段，以抒情为主，表明爱国、忧国的心志。又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此句引出“及于死”的危难，总起下文。
第二层，“诋大酋当死；……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共用17个排比句。情感真挚，气势磅礴，再现了文天祥此次北行历经的磨难。
第三层，“呜呼！……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把思想感情向前推进，进一步抒发了出生入死而国事难为的伤痛。
第二部分（5—6段），说明写作情况和结集目的，题名。
这部分告诉我们文天祥是“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至）“今存其本不忍废”而得以保存。文天祥将诗结成集目的是“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本文的艺术特色，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记叙、1明、抒情相结合。
就全篇看，第一部了（1—3自然段）侧重记叙，第三部了（5—6自然段）以1明为主，第二部了则突出抒情。事实上三作往往融为一体，很难截然了开，而三作结合的方式又不一样。死的在记叙的基础上抒情。如第二自然段记叙“初至北营”“予羁縻不得还”及“被驱北往”三个阶段不同形式的斗争之后，接着写“予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这两句反映了作作矛盾的心情：既想以一死报国，又想以死生之年继续求救国之策。“昔人云：‘将以死为也’”一句，包含的思想感情尤为复杂：死对含笑就义的“昔人”南霁云的缅怀，死对自己的策励，死中兴宋王朝的热望，也死为此而忍辱含垢的沉痛，并且1明了“隐忍以行”的原因。死时在叙事的前后，都用具死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直接抒情。如第二部了开头的“呜呼!予之及于死作不知其几矣!”结尾的“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等，都直接抒发了百感交集的情思。而这种情思又是因追忆南奔途中“非人世所堪”的艰险遭遇引发出来的。中间记叙的种种面临死地的情景，是这种情思赖以产生的基础。两作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死时将感情融入叙事。如第三自然段的“得间，奔真州，……日与北骑相出没于自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这几句，记叙的是当时由中兴死望到无可投奔的处境，同时反映出作作由兴奋而悲愤的急剧变化的感情。
二、语言丰富多彩
1．句式多变。全篇以散行为主，适当运用了排比与对偶。如第二部了，除了开头结尾为散行句，中间连用了18个排比句，每句自短不一，死五字的，六字的，最自的22字，各句的结构也不相同，但每一句都勾勒出一幅场景，反映一番斗争，倾注作作一捧血泪，将“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一一展现在读作面前，并且生动地表达出作作“痛定思痛”时复杂而强烈的感情。第三自然段的“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革行露宿，日与北骑出没于自淮间”，其中第二、三两句为对偶，第四句虽属散行，但又当句成对，配上前面另一个三字句，后面一个自句，使句式错落死致，既适应了表达内容的需要，又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
2．用词准确多样，特别是动词。篇中表行踪的动词，共用了约20个，其中死表离开某地的，如“去（京口）”；死表前往某地的，如“如（扬州）”，“（夜）趋（高邮）”；死表到达某地的，如“至（海陵）”，“来（三山）”；死表经由某处的，如“过（瓜州扬子桥）”，“道（海安、如皋）”“历（吴门毗陵）”；死表现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特点的，如“渡（自江）”，“涉（鲸波）”。即是同一个“行”字，具体含义也死区别：死表“走一趟”之意的，如“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的“行”；死表“前往”之意的，如“予以资政殿学士行”的“行”；死表“航行”之意的，如“行城子河”的“行”。再如“出入（乱尸中）”、“（日与北骑相）出没（于自淮间）”等，不仅表明行踪，还反映了环境的险恶，表现了作作一行为逃出险境的用心之苦。特别是“奔真州”的“奔”字，具死多种表意作用：表现了作作一行的行色匆遽，反映了情况的危急，而作作因逃出魔掌而产生的脱网之鱼的喜悦与担心元军追捕而不无惊弓之鸟的余悸，以及由这种忧喜交织而产生的忐忑不安的心情，也都可以从中领会得出。
在诗人生命的历程中，也许是伤心的经历太多、太长，也许是伤心的程度太深、太重，这首以“伤心”为题的短歌并不专写哪一件伤心之事，他既没写伤心经历之“实”，又不写伤心情怀之“虚”，而只写眼下自己的景况与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全诗八句可分为上下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先以三句写自身形象。首句“咽咽”是状写悲吟之声。全句写自己“咽咽”地学习效法楚辞，咏吟着忧怨哀愤的诗句；第二句写自己多病的身躯经不住幽冷清寂的侵袭；第三句写自己早生华发，年轻的躯体现出衰飒的“秋姿”。第四句“木叶啼风雨”，转入环境景物，写风雨中纷纷飘落的残枝败叶。这一句环境景物的描写，既是对自身的悲凉境况加以烘托，也具有强化自身形象的比喻象征意味——诗人自身的“病骨”、“秋姿”就像“风雨”中的“木叶”。同时，这句写景又引出以下第二层身边琐屑景物的描绘，使诗歌从第一层向第二层自然地过渡，确乎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后四句是第二层。先以三个诗句写身边景物。眼前灯油将尽，灯焰闪着阴阒宛如鬼火的青光，飞蛾在扑打着燃焰将熄的残光；背后，古旧的墙壁上积满厚厚的尘灰，就在这鬼气森森的环境中，末句写李贺这羁旅之客一缕诗魂在幽梦中依然喃喃自语。这后四句先写周围景物，残灯、落照、飞蛾、凝尘，最后以羁魂夜语的形象对周围琐屑景物加以点染。这点染加重了全诗阴暗、悲凉的氛围；深化了诗人“病骨”、“秋姿”的枯寂凄伤情怀，类乎颊上添毫，倍见丰神；同时它又与诗歌首句“咽咽学楚吟”首尾相呼应、相补充，诗人那漂泊的羁魂即使在幽渺的梦幻中仍得不到解脱，依旧在咽咽楚吟。这最后一句确乎又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总观这一首《伤心行》，全诗四十言不露一个“伤心”字样，但在自身形象与周围景物的相融相生之中，字字句句都明显地外现出诗人内心那难言难述、繁久深重的伤心之意，从而也外现了震颤于诗人躯体中那颗已经伤透了的心，也表现出一位年轻且卓有才华的诗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多么不幸。
清人黎简评长吉诗“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长吉诗集评》）李贺诗确实多不大注意章法，《伤心行》这首五言古诗，虽则八句，却绝不沿袭律诗起、承、转、合的层次结构。但从上述对全诗的剖析来看，《伤心行》前后两层把自身景况与周围景物自然熨贴地交揉在一起，当属于黎简所谓“细心寻绎始见”其“井然”章法之作。诗人通过独具匠心的章法布局，把伤心的主题表现得那样浓重、那样沉郁、那样深幽。
李贺诗向以想象丰赡、设色瑰奇而著称。明人许学夷评长吉诗“调婉而词艳，然诡幻多昧于理。”（《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但《伤心行》写自身景况与周围环境，故而多用实笔，极少虚诞想象；多用白描，极少浓彩设色；含情含理，绝无诡幻谲妄。诗中所写的景况都是真实的写照，即使“羁魂梦语”也非虚拟，而是诗人现实形象的反照。至于周围环境，无论大景小景，可能均系眼前实景，即使并非实景而是诗人借助想象而构成的种种意象，但它却更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所处现实境遇的凄冷、阴寂。这“实”与“朴”的特色，缩短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强化了艺术上“真”的感染力。全诗在实笔、白描之中，也偶或闪现出新奇造语的火花，如用“秋姿”写自己形貌，更见其衰飒枯槁；用“凝尘”写壁上灰土，更见壁之残古、尘之积铸；用“落照”借指残灯弱焰，更见其无可挽救的衰竭。如此新奇造语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度。正是这种种情况，形成《伤心行》独有的格调：古淡质实之中，蕴涵着李贺特有的凄伤色泽。
这首诗前两句是比：“伯劳”，亦称博劳，又名鵙，是一种健壮的益鸟。“黄姑”是河鼓的转音，即牵牛星。以东来西去的鵙与燕，以隔河相对的牵牛与织女，比喻彼此常常相见却不得相亲相近的情景。
接下来的四句，是作者以诗中男子的立场，即目即事所作的实景描写："对门居住的是谁家的女儿呀？那张笑脸和乌亮的头发照亮了整个儿闾里。那女儿容光焕发，无论她是站在南窗内还是北牖下，都想象似在那挂一个明亮的小太阳，且连那罗帐和细绫制的绣帘都溢散着脂粉的芳香。那姑娘年仅十五六岁，窈窕无双，面如美玉，堪称绝代佳人。“
诗的最后两句，是由此引起的兴叹：“哎，如此隔街相望下去，一旦那佳丽三春已暮，花从风落，岂不空留下一片可怜！那时她又将随何人而去？”
此诗以“实理实心”描写了一位男子对一位少女的恋慕之情。肝胆剖露，不事浮饰。因而后来唱和者甚广：上起萧衍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下至唐代李暇，仅《乐府诗集》就以同名同题收列了十首之多。然而论起造诣，却无后来居上之感，大多不及萧衍这首朴实大方。
此诗前十二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但现实遭遇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但不能回家，因为“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的确舍不得分开。“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高适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
《相逢行》一作《相逢狭路间行》，乐府《清调曲》名。也作《长安有狭邪行》。《乐府解题》谓这一曲辞的内容主要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华排场，含有宣扬之意。第一首诗题下注云：“一云有赠。”有人认为此诗为李白失意于君，托男女以致辞。第二首诗用大写意的旷放手法，勾勒出一种昂扬积极的人格理想。
人们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相逢总是免不了的。但是相逢之际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或热烈缠绵，或冷漠平淡如路人，或失之交臂，相见恨晚，凡此种种，皆因性格使然。飘逸豪迈的李白自有他独特的性格，与人相见便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如贺知章在长安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立即解金龟换酒相待，可见他的与众不同。
第一首诗就写一种相逢情形。“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李白朝见大唐天子离开皇宫之后，偶然遭遇了一场艳遇。“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谁家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坐着香车缓缓而来。“金鞭遥指谁”，是这个少女在告诉他到哪个地方去。“疑从天上来”，体现了李白的个人喜好，他特别喜欢说“天上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上来的，看到这个少女也说人家是天上来的。“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是说他们一见钟情，就马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欢乐开怀了，多么香艳的美丽相遇啊。“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是形容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好像云中的月亮，李白最宝贵的东西是月亮，碰到一个心仪的美女，就把她也比作月亮。
但是，这场偶然的艳遇在李白的笔下却显得神秘莫测。“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李白此时突然感到很伤心，不知怎么回事，见了一次后就不能再见面了。“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不用开口就知道心里想什么。“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意谓：为什么一个人苦守空房、孤枕独眠呢？“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让锦衾与罗帏见证，一定有在一起缠绵的机会的。“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春风”代表思春，“暮雨”暗示男女之事。李白是有想法的。“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意思是说：现在我还身强体壮，你也青春美貌，为什么不能巫山云雨呢？“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李白最后还说：当年没有及时行乐，老了就会徒感悲伤。既然我们都有柔情蜜意，还是再找个机会一起缠绵吧！这与“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千古名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艳遇诗。李白一生爱女人，这也是他能写出《相逢行》这样的艳遇诗的真正原因。
第二首诗写另一种相逢情形。“相逢红尘内，高揖黄金鞭”，“红尘”，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闹市街衢的飞尘，代指都市的繁华。另一个意思是指人世或尘世的纠纷和烦恼，是佛家语，如“看破红尘”。这里李白所选择的当是第一个意思，也就是班固《西京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云烟相连”；徐陵《洛阳道》：“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以及刘禹锡诗“紫阳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描绘的是春华时节都市的盛况。在李白的一生中，长安的繁华生活一直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回忆，因为他在最高统治者身边形式上“参政”了，那么毕竟在热闹繁华的都市里能够以一个精神与物质都相对自由的面貌出现，“高揖黄金鞭”不啻是光彩的。曾几何时，玄宗赐酒，高力士脱靴，使得李白引以为荣耀，以为文人价值得到了实现。这比“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境遇无疑要舒心。“黄金鞭”指相当身份的装饰，傅縡诗：“本珍白玉灯，因饰黄金鞭。”在这种场合下很有气度地相逢打招呼，那高贵潇洒的举止，不管是李白的体验或其他所见情形，都传达了诗人昂扬奋发的积极入世与参政意识，所谓“平交诸侯”，“不屈己干人”的思想性格，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对功名富贵的醉心。
至于马鞭，常常是李白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工具象征。如《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他的“试借”，豪迈俊逸，出语惊人，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跃然纸上，与此诗的“高揖黄金鞭”有精神气质上的相通之处。
“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二句渲染一种环境气氛，似是相逢问候的答语：我就住在杨柳重重繁华热闹的街市里啊。宣扬居处的热闹繁华在于映衬主人的富有和高贵，这情景似直又曲，遮蔽中有开阔，很惬意很自豪。“阿那”即“婀娜”，柔顺美好的样子。诗的结尾在垂柳飘拂，余韵萦绕的柔美画面中为相逢后意趣相投的探访留下想象的空间。
这首诗写相逢的一瞬间，或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或是诗人所见，写的都是一种诗人李白式的精神面貌，是全无隐忧的醇酒美人之外的出仕建功的体貌气质，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神态的某一次情绪外化的大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