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此诗善用设问与夸张。在卫与宋国之间，横亘着壮阔无涯的黄河，此诗之开篇即从对黄河的奇特设问发端——“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发源于“昆仑”的万里大河，在古人心目中本是“上应天汉”的壮浪奇川。当它从天泻落，如雷奔行，直闯中原大地之际，更有“览百川之弘壮”、“纷鸿踊而腾鹜”之势。对这样一条大河，发出否定式的“谁谓河广”之问，简直无知得可笑。但是，诗中的主人公非但不以此问为忤，而且断然作出了傲视旷古的回答：“一苇杭之！”他竟要驾着一支苇筏，就将这横无际涯的大河飞越——想像之大胆，因了“一苇”之夸张，而具有了石破天惊之力。
凡有奇特夸张之处，必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情感为之凭借。诗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面对黄河会断然生发“一苇杭之”的奇想，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此刻正升腾着无可按抑的归国之情。接着的“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正以急不可耐的思乡奇情，推涌出又一石破天惊的奇思。为滔滔黄河横隔的遥远宋国，居然在踮脚企颈中即可“望”见（那根本不可能），可见主人公的归国之心，已急切得再无任何障碍所可阻隔。强烈的思情，既然以超乎寻常的想像力，缩小了卫、宋之间的客观空间距离；则眼前的小小黄河，则可以靠一苇之筏超越。
所以当诗之第二章，竟又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夸张复叠时，便不会再令人感到吃惊或可笑，反倒觉得这“奇迹”出现得完全合乎情理。强烈的感情不仅催发了作诗者的奇思，也催发了读诗者一起去大胆想像：夸张之荒谬已被情感之认同所消解，现实已在奇情、奇思中“变形”。此刻出现在你眼中的主人公形象，当然已不再是隔绝在黄河这边徙倚的身影，而早以“一苇”越过“曾不容刀”的大河，化作在所牵念的家里欣然“朝食”的笑颜了。
以突兀而来的发问，和奇特夸张的答语构成全诗，来抒泻客旅之人不可遏制的思乡奇情，是《卫风·河广》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否定式的发问，问得如一泻汪洋的黄河怒浪之逆折；石破天惊的夸张，应答得如砥柱中流的峰峦之耸峙。其间所激荡排奡着的，便是人类所共有的最深切的思乡之情，它不能不令千古读者为之而动容。
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这首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像现在的顺口溜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它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人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
这首词通过一组镜头，描绘了一位多情的闺中女子因盼郎夜归，从期待、幻觉、失望、孤独到寻求解脱的生动形象。
词一开头就写出特定环境中的特定的人：“烟柳疏疏人悄悄，画楼风外吹笙。”疏疏落落的柳树掩映下，有一座画楼，楼上住着佳人，周围静悄悄地，只闻有人在吹笙，——当然是这位佳人。按距离观察的，所以笙声似由“风外”传来。“笙”是一种簧管乐器，可奏出哀怨的音调。南唐中主李璟的《山花子》词，写妇女思念远出的丈夫，午夜梦回，独自吹笙，倍感凄凉，中有句云：“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这首词中的“佳人”，身份与李璟笔下的这位妇女并不相同，但因思念所爱而“小楼吹彻玉笙寒”、来抒发心中哀怨的做法，是相似的。
“倚栏闻唤小红声”句的“倚栏”，与李璟词中的“倚阑干”心境相似。虽然不一定流着簌簌的泪珠。她吹罢了笙，倦倚栏杆；一会儿，她低声呼唤侍儿小红。
“熏香临江笙，玉漏已三更。”是让侍从小红去为她熏香整被，因为夜已深了，她想去笙觉了。古代富贵人家妇女多用香料熏被子，犹如今日的洒上一点香水，感到舒爽而易入笙。《西厢记》写莺莺由于对张生思念，而难以入笙，对红娘唱道：“翠被生寒压绣裀，休将兰麝熏。将兰麝熏尽，则索自温存”，由反面可见此点。这上片以时间为顺序，写了画楼上佳人的吹笙、倚栏、唤侍儿熏被，纯粹是外部动作，没有丝毫的心理描写；但主人公的情怀是那么凄凉哀怨，依然透纸而出。
上片对佳人活动的描写尽管极清晰，但是，她与所怀念的人的关系，仍不清楚了。这有待于下片的进一步描写叙述与说明。进入第二片时，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并没有沿着上片的线索发展下去，而是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坐待不来来又去”二句，写她的心理活动，她看到的夜色。本来，吩咐了侍儿准备衾枕，就应该走向卧房；但是却没有，她蓦然涌起了伤感之事：自己等待的人儿，怎么也不来；来了却又走了。这当然不是此一瞬间的事，而是指很久以来的事。那么，这位男子并非她的丈夫，而是她的情人，就比较清楚。想到了心爱的人不来的懊恼事以后，她再也笙不着觉了，她的注意力移到了庭院中来。只见一庭月色，把周围景物照得如此清晰。“一方明月中庭”，沿用刘禹锡《生公讲堂》诗句“一方明月可中庭”。“粉墙东畔小桥横”，就是月色下所见的景色。
她按捺不住了，“起来花影下，扇子扑飞萤。”在花下扑流萤以分散思绪，排遣苦闷。这种情景，杜牧在诗中描述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夕》）杜牧写的是一位宫女，她也以扇子扑流萤来排遗苦闷？因为此时此地，除此以外，实在也没有更多的排遣方法了——要不就是呆呆的坐着。第二片，心理描写仍然是不多的，还是以写景和外部动作为主；但是主人公内心情怀是痛苦，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评析完这首词，女主人公“佳人”的形象，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那个明月之夜，她怀念情人，吹笙抒怨，三更过后还无法入笙；看到一庭月色，就起来用扇子扑打飞萤，以排遣胸中苦闷。整首词动作描写丰富。主人公的动作是井然有序，都能找到心理的依据。因此这首词写人的特点，就是通过动作表现思想感情。几个镜头，形象鲜明优美。作者将佳人活动安排于月夜之中，人物与景物交融、契合，相得益彰。自描性的语言突出，流畅而隽快，切合《临江仙》曲牌的调性特点。
小长干，属长干里，遗址在今南京市南，靠近长江边。长干曲，乐府杂曲歌辞名，内容多写长干里一带江边女子的生活和情趣。崔国辅的《小长干曲》内容也如此。
这是一首表现古时江南青年男女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小诗。全诗风格清新，语言晓畅，于平淡自然中见含蓄委婉，很耐人寻味。
“月暗送湖风”，诗一开头，即点明时间是夜晚，地点是湖滨。月暗，不是没有月光，而是月色暗淡；湖风用“送”，带有舒展、爱抚的感情色彩，切合小伙子此时的感受。因为他很兴奋、很欢快，湖风吹到他的身上就显得特别轻柔，好像大自然特意为他送来的一般。这一句五字，勾出了一幅月色朦胧、湖风轻拂的艺术画面，造成了一种优美而颇具神秘色彩的环境气氛。
在这富有诗情画意的水乡湖滨，一位年轻人，踏着月色，沐着凉风，急忙忙、兴冲冲地走着。但是夜色暗淡，道路难辨，走着走着，突然路被隔断了。“相寻路不通”，侧面点出了菱湖之滨的特点：荷塘满布，沟渠纵横，到处有水网相隔。这个小伙子事先并未约会，只因情思驱使，突然想会见自己的恋人。一个“寻”字，传出了其中消息，使整个画面活了起来。
正在焦急踌躇之际，优美动听的菱歌吸引了小伙子的注意，他侧耳谛听，仔细辨别是谁的歌声。彻，本为不尽之意，这里用来形容菱歌的时断时续，经久不息，同时也描摹出歌声的清脆、响亮。姑娘们用歌声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憧憬，读者能从这歌声中想象出那采菱姑娘天真活泼、娇憨可爱的神情。
听着听着，小伙子又眉开眼笑了，知道自己的意中人，就在那不远的荷塘中。“知”字十分传神，不仅表现了小伙子心情由焦急到喜悦的变化，而且点明小伙子对姑娘了解得非常透，甚至连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非常熟悉。读者正可从其知之深推测其爱之切。
全诗在结构上符合起承转合的特点。首句以“月暗送湖风”起兴，开门见山，交代了事情的大致时间和起因。次句“承”，承接首句，陷入“相寻”却“路不通”的窘境。三句“转”，菱歌不停辍，反复吟唱，进而打破“相寻路不通”的僵局。末句“合”，合拢全诗，发现那人在荷塘边，豁然开朗。
短短的一首抒情诗，能写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和思想活动，并有起伏、有波澜，给人以层出不穷之感。若非巧思妙笔，匠心独运，恐怕难以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
张巡于天宝中任真源县令，安禄山叛乱时，起兵戡乱，先守雍丘，后与许远共守睢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亲率将士浴血奋战。这首诗即张巡在围城中耳听笛音、心怀激慨所写成的一曲壮歌。首联写孤城被围的紧张情形，颔联描绘浓郁的战斗气氛，颈联写战士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尾联则表现诗人忠贞不屈的崇高品格。诗人在诗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险峻，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全诗语言洗炼，富有理性，沉郁苍凉。
首联写登城俯瞰所见。和通常的登城览眺有别，作为守城的主帅，诗人的登临自是为了俯察敌情，故第二句即书即日所见敌军围城情景。着一“附”字，逼真地描绘出围城的叛军紧贴着城下的危困之状。诗人在守城后期与许远分城而守，他所分守的北城与东城，正是敌军的主攻方向，“虏骑附城阴”正显示出叛军密匝匝地紧紧围住城北的态势，既显示出形势的危急，也透露出一种责任感。
颔联写登临所感。“风尘”承“虏骑”，“不识” “安知”， 因果关系显然。这是诗人坚守危城经年所获得的深刻体验认识和坚定信念。睢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诗人与许远有兵六千八百人，而他们所抗击的安史叛军多达十三万。从至德二载正月到十月，大小四百余战，累计杀敌十二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如此巨大的战绩，如果主帅和将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如果没有广大士兵、民众的坚决支持，绝不可能支撑危局如此之久，更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这两句诗，正是诗人作为守城的主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对“天地心”亦即天下民心向背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体验的艺术概括。它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而用“风尘色”来借指战争，则战尘弥漫的惨淡之色可见；用“天地心”来借指民心向背，而天地之心与人心浑然一体。故两句虽出以议论，却毫无枯率之病，而是既生动形象，又沉着深刻；境界亦开阔舒展，毫无逼仄之感。
颈联，遥应首联而双伸展颔联进一步描绘睢阳守卫战的战略重任和战斗的艰苦情形。睢阳地处中原腹地，“营开”处本不会见“边月”，但如今虏骑长驱直入，睢阳已成抗击东线叛军的“边城”和主战场，起着屏蔽江淮、保卫唐王朝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作用，故在作为军中主帅的作者眼中，营门之外的月亮也就成了“边月”。“近”字透露出边塞气氛的浓郁和守卫疆土的责任感。下句“战苦阵云深”则显示了战争的长久、艰苦、惨烈和战云弥漫层深的惨淡景象，“深”字同样透露出诗人心情的深沉凝重。
尾联点明登楼闻笛，暗暗透露出以上三联所写的情景都是在登楼闻笛的过程中展现的。如果说“虏骑”句和颈联是写登楼所见，颔联是写登楼所感，则尾联便是写登楼所闻；点出“横笛”暗示系敌营胡兵所吹；说“旦夕”，则不只此日此夜，而是每天都能听到。这旦夕传来的胡兵吹笛声渲染出一种四面楚歌的气氛，“闻” 中自有所感，但诗人却只轻点即止，留下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体味。
诗作于睢阳保卫战的后期，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这从“虏骑附城阴” “战苦阵云深”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但诗中却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镇定从容的气度，让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危城将破时的悲伤绝望和惊惶失措，也没有剑拔弩张之态，这正是诗人人格力量和儒将风度的体现。全诗的艺术感染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