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此诗善用设问与夸张。在卫与宋国之间，横亘着壮阔无涯的黄河，此诗之开篇即从对黄河的奇特设问发端——“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发源于“昆仑”的万里大河，在古人心目中本是“上应天汉”的壮浪奇川。当它从天泻落，如雷奔行，直闯中原大地之际，更有“览百川之弘壮”、“纷鸿踊而腾鹜”之势。对这样一条大河，发出否定式的“谁谓河广”之问，简直无知得可笑。但是，诗中的主人公非但不以此问为忤，而且断然作出了傲视旷古的回答：“一苇杭之！”他竟要驾着一支苇筏，就将这横无际涯的大河飞越——想像之大胆，因了“一苇”之夸张，而具有了石破天惊之力。

　　凡有奇特夸张之处，必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情感为之凭借。诗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面对黄河会断然生发“一苇杭之”的奇想，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此刻正升腾着无可按抑的归国之情。接着的“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正以急不可耐的思乡奇情，推涌出又一石破天惊的奇思。为滔滔黄河横隔的遥远宋国，居然在踮脚企颈中即可“望”见（那根本不可能），可见主人公的归国之心，已急切得再无任何障碍所可阻隔。强烈的思情，既然以超乎寻常的想像力，缩小了卫、宋之间的客观空间距离；则眼前的小小黄河，则可以靠一苇之筏超越。

　　所以当诗之第二章，竟又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夸张复叠时，便不会再令人感到吃惊或可笑，反倒觉得这“奇迹”出现得完全合乎情理。强烈的感情不仅催发了作诗者的奇思，也催发了读诗者一起去大胆想像：夸张之荒谬已被情感之认同所消解，现实已在奇情、奇思中“变形”。此刻出现在你眼中的主人公形象，当然已不再是隔绝在黄河这边徙倚的身影，而早以“一苇”越过“曾不容刀”的大河，化作在所牵念的家里欣然“朝食”的笑颜了。

　　以突兀而来的发问，和奇特夸张的答语构成全诗，来抒泻客旅之人不可遏制的思乡奇情，是《卫风·河广》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否定式的发问，问得如一泻汪洋的黄河怒浪之逆折；石破天惊的夸张，应答得如砥柱中流的峰峦之耸峙。其间所激荡排奡着的，便是人类所共有的最深切的思乡之情，它不能不令千古读者为之而动容。

　　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这首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像现在的顺口溜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它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人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

　　“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日恩”，这两句是拟息夫人的口吻说：不要以为你今天的宠爱，就能使我忘掉旧日的思情。这实际上也是诗人不与腐朽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声。“莫以”、“难忘”，以新宠并不足以收买息夫人的心，突出了旧恩的珍贵难忘，显示了淫威和富贵并不能彻底征服弱小者的灵魂。“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旧恩难忘，而新宠实际上是一种侮辱。

　　息夫人在富丽华美的楚宫里，看着本来使人愉悦的花朵，却是满眼泪水，对追随在她身边的楚王始终不共一言。“看花满眼泪”，只点出精神的极度痛苦，并且在沉默中极力地自我克制着，却没有交待流泪的原因，就为后一句蓄了势。“不共楚王言”，就显得格外深沉。这沉默中包含着对人格的污损，爱情的践踏，也许是由此而蓄积在心底的怨愤和仇恨。诗人塑造了一个受着屈辱，但在沉默中反抗的妇女形象。

　　唐孟棨《本事诗》记载：“宁王宪（玄宗兄）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晰，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云云（按即《息夫人》）。..王乃归饼师，使终其志。”它不是叙事诗，但却有很不平常的故事，甚至比一些平淡的叙事诗还要曲折和扣人心弦一些。限于篇幅，它不能有头有尾地叙述故事，但却抓住或虚构出人物和故事中最富有冲突性、最富有包蕴的一刹那，启发读者从一鳞半爪去想象全龙。这种在抒情诗中包含着故事，带着“小说气”的现象，清人纪昀在评李商隐的诗时曾予以指出。但它的滥觞却可能很早了。王维这首诗就领先了一百多年。

　　此首五绝巧妙而恰切地以息夫人的史事设喻，来描写卖饼人的妻子不忘旧爱。前两句写女子不慕眼前的宠幸，怀恋贫贱之交。以“莫以”、“难忘”构成一个否定的条件句，反衬出息夫人和息国君主旧日的恩情很深，显示了淫威和富贵并不能征服弱小者的心。后两句写被人夺志的哀怨，花虽美而泪眼相对，对在她身边的楚王却一言不发，进一步写出女子不为荣华富贵所迷惑的志向。

　　短短二十个字，句句叙事，却句句都是情语，表达委婉含蓄，而又情理俱到。既吟咏了史事，又讽喻了现实，塑造了一个受着屈辱而在沉默反抗的妇女形象，又概括了类似这样一些由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而造成的社会悲剧。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这首词与一般写相思别情的情词不同。相思离情还有可托情怀之人，如今却是“怨怀无托”。词中抒发的便是由于“怨怀无托”而生发出来的种种曲折、矛盾的失恋情结。

　　上片“怨怀无托，嗟情人断绝，信音辽邈。”这三句把心中郁结已久的幽怨和盘托出，来势突兀，说明心中的痛楚已经到了难以抑制、无可忍受的程度。这一痛楚是因为“情人断绝，信音辽邈”。往日情人不仅绝情而且断信，毫不留恋地弃他而去。负心如此，岂是常情所可猜度。

　　“纵妙手能解连环，似风散雨收，雾轻云薄。”尤怨至极无以平愤，遂以讥刺口吻以泄怨怒。意思是说：这抛我而去的负心女子，把本不可解的爱情，就像古代齐王后解玉连环那样，椎破（砸碎）解之。“解连环”的故事，见《战国策·齐策六》：“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锥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这本来是一次齐国与秦国的外交斗争，秦国有意示威，齐王后并不示弱，暗示的方法非常决断而巧妙，所以说：“信妙手能解连环”。但以此来指女子的毅然绝情，便有讥刺对方的意味。“风散雨收，雾轻云薄。”句中的“云”、“雨”历来暗喻男女缠绵难解之情，典出《高唐赋》。“风散”、“雾轻”暗喻这一负心女子寡情无义，她对浓如云雨的男女之恋，视为可聚可散的风与雾，毫无依凭可言。怨怀至此本应断绝痴情，但睹物思人，依然旧情难已。

　　“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想移根换叶，尽是旧时，手种红药。”这四句一变愤懑语气，转为无限思量。如今人去楼空，乐器生尘，种种旧事旧情不由自主地又重上心头。燕子楼是唐武宁军节度使张愔为爱妾关盼盼所建。张愔卒后，盼盼念旧日恩爱而不嫁，其事绮艳感人。“燕子楼空”暗寓往昔缠绵之情已随人去，借用苏轼《永遇乐》词“燕子楼空，佳人何在”句意，以托怀念之情。再望庭中红药正发，较当年手种之时已根移叶换，光阴之速，人情之变，触处皆是，教人怎生忘怀？红药即芍药，是古代爱情誓约的象征物。《诗经·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笺》：“送女以勺药，结恩情也。”唐李贺《许公子郑姬歌》：“先将芍药献妆台，后解黄金大如斗。”即源于《溱洧》之俗。“移根换叶”在诗词中暗示情侣分散。程垓《意难忘》词：“相逢情有在，不语意难忘。些个事，断人肠。怎禁得恓惶。待与伊、移根换叶，试又何妨”俞平伯《清真词释》解：“移根换叶”三句云：“然无论如何换，如何移，我总记得分明，实是当时香泥亲护，玉手相将，共同扶植者也。”（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643页）似稍欠斟酌。盖此词上片之“红药”与下片之“杜若”、“梅萼”，各占一事，各领一意，且都有出典。尤其“移根换叶”喻情侣分散已见苏词，俞老所解恰与句意相违，恐它日不能明辨，相沿辗转，特缀数语以兹后来参证。词中“红药”句意既已辨明，尚须就词中情感的变换加以点破。“燕子搂空”两句是怀念旧时恩爱，“想移根换叶”二句虽忆旧事，却因此而又生怨恨。回忆当初手种红药之时，曾相誓永结情好，伊今毁誓背盟，更置誓言于何地？由此可见，伊人不只“妙手能解连环”，而且背信弃义，无所不用其极，是可为而何事不可为？至此可谓怨之已极。

　　下片“汀洲渐生杜若。料舟移岸曲，人在天角。”如果将这三句所表达的怀念之情，与上片歇拍诅咒詈骂之语加以比照，几乎判若出自两人之口。男女之爱发之于情，情之为物是不可理喻的。所以诅咒也好，詈骂也好，都是出自一片爱意。春天来临，汀洲之上杜若渐萌，于是心中又打点起，为负心而去的情人料理一切的准备。伊已别去经年，行舟沿着曲曲不尽的水岸渐行渐远，料想如今已在海角天涯。即便有信有物想寄给她又寄到何处？杜若是香草，用以象征情人之间的寄赠之物。《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所以“汀洲渐生杜若”是见杜若而生“将以遗兮远者”之情，并非要寄什么香草，人愈远而思愈切，其情之苦可想而得。

　　“谩记得当日音书，把闲语闲言，待总烧却。”因为人去日远，所以更加盼望去者寄来只言片语的消息以慰望眼。但这一切又化为空望。回忆当初热恋之时，红笺密字音书不断，至今仍置怀袖珍如至宝。事至今日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闲言淡语，真想付之一炬以解愤恨。乐府古辞《有所思》：“闻君有他心，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而与君绝。”（《乐府诗集》230页）情人反目往往会把平日视为至宝的纪念物撕毁烧掉以泄怨愤。乐府《有所思》所写便是如此，但这首词却与《有所思》的人物心态有所不同，词中虽然也说道“待总烧却”，然而只是这么想并未这么做。其痴迷之情岂不有甚于付诸行为的真的“烧却”吗？

　　“水驿春回，望寄我江南梅萼。”这两句回应下片过拍“汀洲渐生杜若”。意思是说：我虽有心寄信、物给你，因你行踪不定，欲寄而势有不能；而我仍居原处，只要你肯寄则无有不能。何况现已春暖冰消，水驿通航，你怎不能把江南的春梅寄我一枝聊解苦忆呢？《荆州记》：“吴之陆凯自江南寄梅至长安，赠好友范晔，并寄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其实“望寄我江南梅萼”的“望”不过是奢“望”而已，明知“情人断绝，信音辽邈”，还如此奢望不已，岂非痴顽而何？但人间“无物似情浓”（张先《一丛花令》）所以才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这样的痴情洒向人间惹人去寻绎玩味！

　　“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词人用这句极凄凉、极清醒又极真实的话语作为全词的结尾，却把情感推进到高峰。哀莫大于心死，今去者决绝，无可挽回，却又不能“勿复相思而与君绝”，“对花对酒”尚且“为伊泪落”，那么无花无酒更当奈何？这些不尽之情留在词外，令人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