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陈涉世家》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传记。文中真实、完整地记述了爆发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局，表现了陈涉在反对秦王朝暴政斗争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显示他洞察时局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从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文章也比较生动地描写了陈涉和吴广的形象。陈涉出身雇农，胸怀大志，有政治远见，他要求人民从“苦秦”中解放出来；他聪明果断，具有组织群众、制定策略、指挥战争的卓越才干，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吴广虽然刻画简略，但从他与谋起义、诱杀将尉等事迹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不甘忍受黑暗统治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文章也写到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杀，陈涉称王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作者善于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又善于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等多种技巧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场伟大斗争的图景。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此为怀人思归之词。全词大开大合地转换时空，将怀人思归之情节序交替和情事变故中层层演绎出来。词人将昔日故乡春光的艳丽和当日异乡秋色的萧索加以比照，又以昔日的纵情宴游、意气风发与当日的独倚危楼、落寞消沉进行对比，通过今昔对比的总体布局，从纵的方面加强了情感的深度、力度。

　　上片追忆昔日游春、欢宴和别离的情景，通过景物色调、环境气氛的映衬比照，展现今昔生活的巨大变化。首二句以当日春景起兴，兼点时令、地点。“苕水”即苕溪，作者家乡浙江吴兴。苕溪一带，向以风光秀美著称。词写故乡春色，独取白苹、碧水等色调鲜明的景物，组成一幅明丽的画面：汀上苹花盛开，洁白似雪；苕溪青波涟涟，水色如碧。“白”、“碧”二字，设色浓淡相宜，点染出江南的无限春意。三、四句因景及人，着意描绘昔日当此良辰美景，徜徉于花前，寄情于山水，陶醉于筵席的种种赏心乐事。两句中“每逢”从时间上说，“随处”从空间上说，强调时时处处，逢花则乐，遇席则欢，以此提挈笔势，推进感情，其纵情游赏的怡然之乐，溢于纸外。接着用“别时携手看春色”，挽住对旧游的追忆。由欢会而别离，词情因之一转。此句承上启下，暗中转折，直跌出上片煞拍处的“萤火”二句。昔日的故乡欢会，忽成当日的异乡独处；记忆中的旖旎春光，忽成眼前秋夕流萤的惨淡景象。转瞬之间，情景陡变。上片前五句虚景实写，层层开宕；后二句由昔而今，落到现况。

　　下片“汴河流，如带窄”两句景情缘生，融情入景，将蜿蜒远去的滔滔河水与长流不尽的绵绵乡思融化一起，营造出流水不息，思乡不已的意境。底下“任身轻似叶，何计归得？”正是即景而生的无限盼想。波上之叶，本与水俱往，叶随水去，可漂流到日思夜想的家乡。但作者说即使河如带窄，身轻似叶，仍难归去，则更深一层地写出欲归不得，的凄苦情怀。接着转换笔锋，由俯视写到仰视。作者望乡心切，凝神远眺，然而望尽寥廓的天宇，唯见断云悠悠飘浮，孤鹜渐渐远去；天之尽头，更有一抹青山，遮住望眼。从全词看，此句造境尤高远阔大。词中所展拓的境界愈阔大，所引逗的情思往往愈绵邈深长。这句中，云是飘浮无依的“断云”，鹜是离群失所的“孤鹜”，以此映衬自己的飘零身世和孤寂处境，可谓妙合无垠。而天之尽头的青山远影，则给人以归路迢迢、归期渺茫之感。词末由凭高临眺之景，自然过渡到凭高临眺之人。煞拍“无尽相忆”一句，感情份量极重。“相忆”二字，与上片遥相呼应，传达出一种相思而不能相见的惆怅。回首昔日，欢宴难再，往事成空；思想眼前，楼上徘徊，归思难收。全词以徘徊楼上的自我形象作结，凄惋动人，有余而不尽之韵。

　　这是一首根据在离别时的所感所受而做的词。《青泥莲花记》载：“李之问仪曹解长安幕，诣京师改秩。都下聂胜琼，名倡也，质性慧黠，公见而喜之。李将行，胜琼送别，饯钦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复留经月，为细君督归甚切，遂饮别。不旬日，聂作一词以寄李云云，盖寓调《鹧鸪天》也。之问在中路得之，藏于箧间，抵家为其妻所得。因问之，具以实告。妻喜其语句清健，遂出妆奁资夫取归。琼至，即弃冠栉，损其妆饰，委曲以事主母，终身和悦，无少间焉。”这一段记载，叙述了聂胜琼创作这首词的全过程。聂胜琼虽然是京师名妓，见到人非常多，但感情却非常真诚和专一。

　　词的上阕写离别，下阕既写临别之情，又写别后思念之情，实与虚写结合，现实与想象融合为一。起句以送别入题，“玉惨花愁出凤城”，“玉”与“花”喻作者自己，“惨”与“愁”表现送别的愁苦，显示她凄凉的内心世界。凤城指京都，她送别李之问时，情意绵绵，愁思满怀，显示了她不忍分别的真挚情感。莲花楼是送别的地方，楼下青青的柳色，正与离别宴会上回荡的《阳关》曲相应：“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眼前的青青柳色与悲哀的离别之曲一起颤动着离人的心弦。何况“一唱《阳关》后”，心中的人儿马上就要起程了。“别个人人”意谓送别那个人，“人人”指李之问，“第五程”极言路程之远。在唱完一曲《阳关》之后，就一程又一程地远远离开了她。离别是痛苦的，但别后更苦；词的下阕，叙写别后思念的心情。

　　相见时难，别也难，但作者别后希望在梦里依稀可见自己的心上人，更令人悲哀的，是难以成梦。“寻好梦，梦难成”句，写相恋之深，思念之切。词人把客观环境和主观感情相结合，以大自然的夜雨寄托了离人凄苦，“况谁知我此时情”一句，道出了词人在雨夜之中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与痛苦的相思之情。接下去，“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两句，画面感人而意境凄静深沉，显示了词人独特的个性，也突现了词的独特的美。“帘前雨”与“枕前泪”相衬，以无情的雨声烘染相思的泪滴，窗内窗外，共同滴到天明。好像大自然也被她的感情所感动，温庭筠《更漏子》一词的下阕，曾这样描写过雨声：“梧桐树，三更下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而万俟咏的《长相思·雨》也写到：“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跟温庭筠词相类似，都写雨声对内心情感的触动。然相比之下，聂胜琼这首词对夜雨中情景交融的描绘，更显得深刻细腻。它把人的主体活动与雨夜的客体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枕前泪”与“帘前雨”这两幅画面相联相叠，而“隔个窗儿”更见新颖，突出了词人的独特之处，也更深化了离别之苦，因为这里所刻画的“滴到明”，不仅是“帘前雨”，而且也是“枕前泪”。后来李之问的妻子读到这首词时，“喜其语句清健”。她欣赏作者的艺术才华，被作品中的真挚感情所感染，因而作了毅然的决定，“出妆奁资夫取归”，让聂胜琼能遂所愿。

　　宋时的歌妓得以从良成为士人的小妾，已是相当美满的归宿了。能得到这样结果的人并不是很多的。聂胜琼这位“名倡”注重自己的前途。这首词和它的故事，与乐婉同施酒监唱和的《卜算子》词所反映的感情来比较，结局的喜剧和悲剧性质虽然不同，但对于理解当时歌妓的命运和她们的心理，具有同样的价值。

　　唐玄宗宠信宦官，让他们占据京郊的甲第、名园、良田竟达一半；又酷爱斗鸡，当时王公贵族也都以斗鸡为乐，形成风气，有些人甚至靠斗鸡的本领而获得高官厚禄。作者写这首诗时正在长安，根据自己的见闻，刻画了宦官的显赫和斗鸡徒的骄横形象，从而对唐玄宗的腐朽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全诗前八句四句一组，分述“中贵人”与“斗鸡者”之嚣张气焰。

　　前四句写宦官，起笔“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京城大道之上，大车疾驰而过，尘土扬起，遮蔽天日。开篇即发唱惊挺，构成悬念。第三句“中贵多黄金”，点出原来有如此气势与胆量肆无忌惮飞车疾驰的只不过是一群阉者宦官而已。他们驱车乘马，如入无人之境地，正是因为他们得皇帝之宠，握重金之财。他们依仗手中的权钱财势，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在京城的繁华地带筑起豪华的宅第。第四句“连云开甲宅”，荡开一笔，写他们府第之豪华，更见其荒谬之处。

　　承四句写斗鸡者。首先直接点出斗鸡者的身份，用“路逢”与上节自然衔接，过渡得天衣无缝，毫不给人以突兀之感。接下来三句一句紧似一句，一步更进一步地描述其势焰薄天的神态。“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这种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任何人见之都会恐惧。所以“行人皆怵惕”。从侧面继续刻画这帮得势小人的丑陋嘴脸。写“中贵”者，由环境至人物，处处烘托；写“斗鸡者”，从人物至神情，层层渲染。以传神之笔墨，叙写小人得意之气势，轻薄夸张之情状，历历在目。

　　最后两句在描摹无不尽其极之处骤然反跌，带出诗人饱蘸感情的醒世之笔。远古时期，尧帝欲让位给许由，由以此言有污双耳，即以清凉泉水洗之。当今君王耽行乐，哪辨什么奸与宠呢。中贵人与斗鸡者，飞扬跋扈为谁雄？纷纷扰扰的世事背后却是才能与身份的错位，品行与地位的错位。世上已无如许由辈那样的不慕荣利之人，哪里还有人去分辨什么忠奸贤愚。诗人以许由自比，有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感叹，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