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是游子客中自叙，开头两匀追述他离家时与妻子约定五日便返，因为“去”、“来”只有三百里路，谁知出门在外，身不由己，如今六天已过，逾期未归，他便料想家人定会产生疑虑，更会在门外伫立凝望：“应是望多时”。前四句用平淡的语言，说出了人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应是”句从对方写起，从对方落笔，看似平常，却把自己思念家人和家人盼蔓亲人归来的心情同时表达出来，真是一箭双雕。
下片写游子归心似箭，回程途中，尽管不断加鞭，仍嫌马儿走得太慢。“鞭个马儿归去也”。照理马儿就会跑得更快．但他“心急”，故嫌“马行迟”。一“急”一“迟”，互为映衬。用字平常，含义丰富。忽听得路旁喜鹊在枝头上喳喳叫，游予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美好的设想：“不免相烦喜鹊凡，先报那人知。”长期的民俗传说均把喜鹊作为富于人情睬的报喜之鸟，在敦煌瞎子词中一再出现，如《阿童篓》：“正霓庭前双鹊喜。君在塞外远征网”。说喜鹊将给离人带来喜讯。此词男主人公抱着淳朴的愿望，希望喜鹊先飞回家。向。那入”报个讯。这样，这只喜鹊就成为沟通恩归与游子思想感情的媒介，把游子的归家心切和器切的盼望之情相互交织、统一起来。
该词充分体现了辛词通俗清新的艺术风格。它既无运用历史典故，亦无慷饿刚健之音，而全用朴素清新、明自如话的家常语，采取自描的手法，把游予思归的心情描绘得活灵活现。癔情朴实真挚，格调健康清新，且词中两个“儿”字，一在句中，一‘在句末，均为当时民间口语，更富有民歌风韵。
这首诗，语言生动活泼，具有民歌色彩，而且在章法上还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它通篇词意联属，句句相承，环环相扣，四句诗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达到了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为五言绝句提出的“就一意圆净成章”的要求。这一特点，人所共称。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把诗的写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句一意”，“摘一句亦成诗”，如杜甫诗“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鹍鸡”（《绝句六首》之一），属于此类；另一种是“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诗”，这首《春怨》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更赞美这首诗的“篇法圆紧，中间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说：“一气蝉联而下者，以此为法。”
但这些评论只道出了这首诗的一个方面的特点，还应当看到的另一特点是：它虽然通篇只说一事，四句只有一意，却不是一语道破，一目了然，而是层次重叠，极尽曲析之妙，好似抽蕉剥笋，剥去一层，还有一层。它总共只有四句诗，却是每一句都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下一句解答了这个疑问，而又令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这在诗词艺术手法上是所谓“扫处还生”。
诗的首句似平地奇峰，突然而起。照说,黄莺是讨人欢喜的鸟。而诗中的女主角为什么却要“打起黄莺儿”呢？人们看了这句诗会茫然不知诗意所在，不能不产生疑问，不能不急于从下句寻求答案。第二句诗果然对第一句作了解释，使人们知道，原来“打起黄莺儿”的目的是“莫教枝上啼”。但鸟语与花香本都是春天的美好事物，而在鸟语中，黄莺的啼声又是特别清脆动听的。人们不禁还要追问：又为什么不让莺啼呢？第三句诗说明了“莫教啼”的原因是怕“啼时惊妾梦”。但人们仍不会满足于这一解释，因为黄莺啼晓，说明本该是梦醒的时候了。那么，诗中的女主角为什么这样怕惊醒她的梦呢？她做的是什么梦呢？最后一句诗的答复是：这位诗中人怕惊破的不是一般的梦，而是去辽西的梦，是惟恐梦中“不得到辽西”。
到此，读者才知道，这首诗原来采用的是层层倒叙的手法。本是为怕惊梦而不教莺啼，为不教莺啼而要把莺打起，而诗人却倒过来写，最后才揭开了谜底，说出了答案。但是，这最后的答案仍然含意未伸。这里，还留下了一连串问号，例如：一位闺中少女为什么做到辽西的梦？她有什么亲人在辽西？此人为什么离乡背井，远去辽西？这首诗的题目是《春怨》，诗中人到底怨的是什么？难道怨的只是黄莺，只怨莺啼惊破了她的晓梦吗？这些，不必一一说破，而又可以不言而喻，不妨留待读者去想象、去思索。这样，这首小诗就不仅在篇内见曲折，而且还在篇外见深度了。
如果从思想意义去看，它看来只是一首抒写儿女之情的小诗，却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它是一首怀念征人的诗，反映了当时兵役制下广大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词题为记梦，所梦何人，本事无考。词先写舟中孤寂，摇橹声中，由醉入梦。梦中花丛笙歌动听，伊人宛然在目。换头写伊人倾诉别后相思，然后以对方埋怨人离月圆收结，体现双方依依难舍，情挚意浓。
全词就梦前、梦中、梦后三层依次写来，思路清晰。词人由醉入梦，梦中笙歌花丛，翠袖盈盈。以下不写梦后相思，却从对面入笔，倒叙梦中情境，妙笔脱俗。“只记”二句，以少胜多，怨月独圆，情痴意浓。且此月系玉人闺中独看之月，抑或词人舟头所见之月？情境恍惚。“不管”句无理而妙，韵味无穷。小词写得清丽爽畅，精湛宜人。
这首诗诗前两句写悲凉的秋景，后两句写作者因回家路漫漫而悲伤的感交集，柔肠寸断的心情。这首诗因情会景，复因景生情，进而以景显情，将诗人欲归乡不得，极其凄清冷寂的心境渲染淋漓尽致。
首句化用杜甫《登高》诗中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合二为一。杜诗作于四川夔州，袁诗作于南京，但都在长江边，情境俱切。
在这句所写的萧瑟景象中，已透出伤感的气氛，接着点出伤感的原因：“故园归路更茫茫”。“更”字比较的基础是前句的“江水长”。长江滔滔数千里，在南京一带，江面辽阔迷茫。而回到故园的道路，比它更为漫长，渺渺不可见。细心的读者马上会发现：从南京到松江，道路算不得太远，交通又十分方便，这样说是不合道理，但正是从这不合理的表述中，隐约透露真情。原来故园隔绝的原因，并不是天遥地远，而是身不由己，羁縻朝廷。况且又处处危险，弄不好就要送命。这样的处境中，遥望归乡之路是“茫茫”无尽头，此意闪烁，一点即止，下面转写，“夜坐”情怀。
在思乡的焦虑中，听到南飞雁群的鸣声，想到人竟不如雁儿自由，可以往来高空，无所阻遏。说“一声新雁”，是突出心理的敏感，也就表现出思归的急切。但终究是无可奈何，长夜枯坐，不能入眠，听那淅淅沥沥的秋雨，飘洒到三更。不用多说，“三更雨”已经从侧面描绘出诗人百无聊赖的、沉闷的心情。结句不从第三句直接引申，作深一层的抒发，却眺开一步，说此情此景，令离乡之人，无不哀痛欲绝。这也是吞吞吐吐的笔法，避免对自身的境遇，切入太深。同时也隐含世路崎岖，伤心非我一人的意思。
这诗字面很陈旧，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少新意。但仔细地读，才感觉到种闪闪烁烁，欲说还休的沉痛，表述其实是很用心。选用陈旧的语言、意象，只是要把某些尖锐的情绪掩盖起来。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