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又题为《团扇诗》《纨扇诗》《怨诗》,是一首著名的宫怨诗。
该诗通首比体,借秋扇见捐喻嫔妃受帝王玩弄终遭遗弃的不幸命运。前六句是第一层意思。起首二句写纨扇素质之美;从织机上新裁(裂)下来的一块齐国出产的精美丝绢,像霜雪一般鲜明皎洁。纨和素,皆精美柔细的丝绢,本来就皎洁无瑕,更加是“新”织成,又是以盛产丝绢著称的齐国的名产,当然就更加精美绝伦,“鲜洁如霜雪”了。二句喻中套喻,暗示了少女出身名门,品质纯美,志节高尚;也是写其内在本质之美。三四句写纨扇制作之工:把这块名贵精美的丝绢裁制成绘有合欢图案的双面团扇,那团团的形状和皎洁的色泽,仿佛天上一轮团圆的月亮。此二句则写其经过精工制作,更具有外表的容态之美。“合欢”,是一种对称的图案花纹,象征男女和合欢乐之意,如《古诗》中“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羽林郎》中“广袖合欢襦”,皆属此类。故这里的“合欢”,不仅突出了团扇的精致美观,以喻女子的外貌出众,而且也寄托了少女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明月”不仅比喻女子的光彩照人,同时也象征着她对永远团圆的热望。“出入”二句,因古人衣服宽大,故扇子可置于怀袖之中;天气炎热时则取出摇动,顿生微风,使人爽快。李善注云:“此谓蒙恩幸之时也。”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这两句更深的含义是:嫔妃即使受宠,亦不过是侍候君侧,供其欢娱惬意的玩物而已。
后四句为第二层意思:团扇在夏季虽受主人宠爱,然而却为自己恩宠难以持久而常常担心恐惧,因为转瞬间秋季将临,凉风吹走了炎热,也就夺去了主人对自己的爱宠;那时,团扇将被弃置在竹箱里,从前与主人的恩情也就半途断绝了。“秋节”隐含韶华已衰,“凉飙”,象征另有新欢;“炎热”,比爱恋炽热;“箧笥”,喻冷宫幽闭,也都是语义双关。封建帝王充陈后宫的佳丽常是成千上万,皇帝对她们只是以貌取人,满足淫乐,对谁都不可能有专一持久的爱情;所以,即使最受宠幸的嫔妃,最终也难逃色衰爱弛的悲剧命运。嫔妃制度又使后宫必然争宠相妒,互相倾轧,阴谋谗陷,班婕妤不就为赵飞燕所谗而失宠了吗?“常恐”,正说明乐中伏悲,居安思危;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乃是封建嫔妃的普遍心理状态。此诗本是女诗人失宠后之作,而这里说“常恐”、用失宠前语气,更显得她早知此事已属必然之势,正不待夺宠之后,方始恍然醒悟。诗人用语之隐微、怨怒之幽深,千载之下,犹不得不令人惊叹其才情丽感慨其不幸!
该诗完全符合这两条美学要求:借扇拟人,巧言宫怨之情;设喻取象,无不物我双关,贴切生动,似人似物,浑然难分。而以秋扇见捐以喻女子似玩物遭弃,尤为新奇而警策,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正因为如此,其形象就大于思想,超越了宫怨范围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义,即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普遍悲剧命运。这正是本诗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所在。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就是明证。
其次,诗中欲抑先扬的反衬手法和绮丽清简的语言也是值得欣赏的。前六句写纨扇之盛,何等光彩旖旎!后四旬写恐扇之衰,何等哀感顽艳!在两相照映之下,女主人公美好的人生价值和这价值的毁灭,又对比何等鲜明!短短十句,却写出盛衰变化的一生,而怨情又写得如此抑扬顿挫,跌宕多姿,蔚为大观。
读这首诗,容不得人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为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一个苍莽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无欢的怅饮,本已令人愁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地响,更教人愁杀。“秋风萧萧愁杀人”,这一句突发的啸叹,正将主人公心头的万缕愁绪,化作烈烈秋风,“苍茫而来”,立时令人生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困扰之感。“出亦愁,入亦愁”,则以细节刻画,抒写愁苦中人的坐立不安。不禁使人感到,那困扰着主人公的忧愁,竟怎样难以趋避、无可摆脱。受这困扰的,不止主人公一人:“座中何人谁不怀忧?”既称“何人”,又加“谁不”,这双重反问告诉人们:那忧愁正如病魔一样,已侵袭到所有在座者的心腑。使主人公所对无非忧者、所闻无非愁叹——这样的日子,真能耗蚀人的青春,加速衰老之期的到来。难怪主人公要发出“令我白头”的幽幽哀叹了。
以上一节,一味写“愁”,使人来不及细想,先就浸染上了那摆脱不开的忧愁。读者不免要问:诗中主人公是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忧愁?第二节诗,正为读者解开了疑团:“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胡地”,即塞外胡人居处之地。主人公既呼之为“胡”,可见他自己不是胡人。联系下文“离家日趋远”一句,可知主人公应是远离家乡、出塞戍守的汉卒。对于初到塞外的旅人来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异域风光,实在是新鲜而奇妙的。但作为戍卒而久居胡地,看惯了浩瀚的黄沙,见不到几多绿意。秋冬之际,唯有呼啸的飚风,时时摇撼着稀疏的高树。那滋味可就大不好受了。它们所能勾起的,只能是千重忧虑、万里思情。读到这里,读者便可恍然大悟:主人公之所以“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之人之所以“谁不怀忧”,那都是心揣着有家难归的万里离思的缘故。在这样的断肠人眼中,无论是“飚风”,无论是“修树”,触目间全都化成了一片愁雾。故此二句看似写景,实亦写愁,正与上文“秋风萧萧愁杀人”相应,将满腹的忧愁“外化”了。
如果说,忧愁可以催人衰老,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则是憔悴和消瘦。“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中的主人公,正因为飘泊异乡、离家日远,被愁思消磨得茕茕骨立了。但诗人却不肯明言,而是巧妙地运用“衣带”之“日缓(松)”,以反衬主人公身躯的日见消瘦,写得含蕴不露而哀情深长。一位形销骨立的戍卒,就这样独伫于塞外荒漠,默默无语地遥望着万里乡关:“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不是无语可说,而是心中塞满了愁思,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要描述这样一种痛苦之状,笔墨是难以胜任的。但人们在极度痛苦之中,想象力就往往特别活跃,笔底口中便常常跳出奇语。《卫风·河广》的主人公,在眺望黄河彼岸的故国时,思归心切,就唱出了“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的奇句。而这首歌的主人公,为抒写胸中难以排遣的痛苦,竟想出了“肠中车轮转”这一奇喻。用滚滚车轮在肠中的转动,写主人公无可言传的曲曲愁思,真是形象得教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戍卒那离家万里的痛苦怀思,才以更强的力度震荡了读者的心弦,使人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有人认为,《古歌》所抒写的,是“游子天涯之感”,恐怕不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它应该就是“胡地”戍卒的思乡怀归之作。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均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至使离乡征戍之卒“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这首歌熔抒情、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飚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民歌在抒情艺术上已有怎样长足的进步。能够与它比美的,在汉代,恐怕只有“长于抒情”的《古诗十九首》了。
刘长卿当时在新安郡(治所在今安徽歙县)。“孤舟相访至天涯”则指李穆的新安之行。“孤舟”江行,带有一种凄楚意味。“至天涯”形容行程之远,和途次之艰辛。不说“自天涯”而说“至天涯”,是作者站在行者角度,体贴他爱婿的心情,企盼与愉悦的情绪都在不言之中了。李穆当时从桐江到新安江逆水行舟。这一带山环水绕,江流曲折,且因新安江上下游地势高低相差很大,多险滩,上水最难行。次句说“万转云山”,每一转折,都会使人产生快到目的地的猜想。而打听的结果,前面的路程总是出乎意料的远。“路更赊”,这三字是富于旅途生活实际感受的妙语。
刘长卿在前两句之中巧妙地隐括了李穆原唱的诗意,毫不著迹,运用入化。后两句则进而写主人盼客至的急切心情。这里仍未明言企盼、愉悦之意,而读者从诗句的含咀中自能意会。年长的岳父亲自打扫柴门迎接远方的来客,显得多么亲切,更使人感到他们翁婿间融洽的感情。“欲扫柴门”句使人联想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客至》)的名句,也表达了同样欣喜之情。末句以景结情,更见精彩,其含意极为丰富。“青苔黄叶满贫家”,既表明贫居无人登门,颇有寂寞之感,从而为客至而喜;同时又相当于“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的自谦。称“贫”之中流露出好客之情,十分真挚动人。
将杜甫七律《客至》与此诗比较一番是很有趣的。律诗篇幅倍于绝句,四联的起承转合比较定型化,宜于景语、情语参半的写法。杜诗就一半写景,一半抒情,把客至前的寂寞,客至的喜悦,主人的致歉与款待一一写出,意尽篇中。绝句体裁有天然限制,不能取同样手法,多融情入景。刘诗在客将至而未至时终篇,三四句法倒装(按理是“青苔黄叶满贫家”,才“欲扫柴门迎远客”),使末句以景结情,便饶有余味,可谓长于用短了。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
起首二句即对偶精工而又极为凝炼,从大处、虚处勾勒山光水色之秀美。山间从清晨的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黄昏时暝色聚合,一天之内不仅气候冷暖多变,而且峰峦林泉、青山绿水在艳丽的红日光辉照耀下亦五彩缤纷,明暗深浅,绚烂多姿,变态百出,使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昏旦”、“气候”,从时间纵向上概括了一天的观览历程;“山水”、“清晖”,则从空间横向上包举了天地自然的立体全景。而分别着一“变”字、“含”字,则气候景象之变态出奇,山光水色之孕大含深,均给读者留下了遐思逸想。两句看似平常,却蕴含博大丰富。
“清晖”二句,用顶真手法蝉联而出,承接自然。虽由《楚辞·九歌·东君》中“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句化出,但用在此处,却十分自然妥帖,完全是诗人特定情境中兴会淋漓的真实感受,明人胡应麟云:“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晖能娱人’之类,虽非锻炼而成,要皆真积所致。”(《诗薮·外编》)即指出了诗人并非故意效法前人,而是将由素养中得来的前人的成功经验,在艺术实践中触景而产生灵感,从而自然地或无意识地融化到自己的艺术构思之中。“娱人”,使人快乐;“憺”,安然貌。不说诗人留恋山水,乐而忘返,反说山水娱人,仿佛山水清晖也解人意,主动挽留诗人。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
“出谷”二句承上启下:走出山谷时天色还早,及至进入巫湖船上,日光已经昏暗了。这两句一则点明游览是一整天,与首句“昏旦”呼应;同时又暗中为下文写傍晚湖景作好过渡。
以上六句为第一层,总写一天游石壁的观感,是虚写、略写。“林壑”以下六句,则实写、详写湖中晚景:傍晚,林峦山壑之中,夜幕渐渐收拢聚合;天空中飞云流霞的余氛,正迅速向天边凝聚。湖水中,那田田荷叶,重叠葳蕤,碧绿的叶子抹上了一层夕阳的余辉,又投下森森的阴影,明暗交错,相互照映;那丛丛菖蒲,株株稗草,在船桨剪开的波光中摇曳动荡,左偏右伏,互相依倚。这四句从林峦沟壑写到天边云霞,从满湖的芰荷写到船边的蒲稗,描绘出一幅天光湖色辉映的湖上晚归图,进一步渲染出清晖娱人、游子憺然的意兴。这一段的写法,不仅路线贯穿、井然有序,而且笔触细腻、精雕细琢,毫发毕肖。在取景上,远近参差,视角多变,构图立体感、动态感强;在句法上,两两对偶,工巧精美。这一切,都体现出谢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特点。虽系匠心锻炼,却又归于自然。
“披拂”二句,写其舍舟陆行,拨开路边草木,向南山路径趋进;到家后轻松愉快地偃息东轩,而内心的愉悦和激动仍未平静。这一“趋”一“偃”,不仅点明上岸到家的过程,而且极带感情色彩:天晚赶忙归家,情在必“趋”;一天游览疲劳,到家必“偃”(卧息)。可谓炼字极工。
末尾四句总上两层,写游后悟出的玄理。诗人领悟出:一个人只要思虑淡泊,那么对于名利得失,穷达荣辱这类身外之物自然就看得轻了;只要自己心里常常感到惬意满足,就觉得自己的心性不会违背宇宙万物的至理常道,一切皆可顺情适性,随遇而安。诗人兴奋之余,竟想把这番领悟出的人生真谛,赠予那些讲究养生(摄生)之道的人们,让他们不妨试用这种道理去作推求探索。这种因仕途屡遭挫折、政治失意,而又不以名利得失为怀的豁达胸襟,在那政局混乱、险象丛生、名士动辄被杀、争权夺利剧烈的晋宋时代,既有远祸全身的因素,也有志行高洁的一面。而这种随情适性、“虑澹物轻”的养生方法,比起魏晋六朝盛行的服药炼丹、追慕神仙以求长生的那种“摄生客”的虚妄态度,无疑也要理智、高明得多。因而不能因其源于老庄思想,或以其有玄言的色彩,便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何况在艺术结构上,这四句议论也并未游离于前面的抒情写景之外,而是一脉相承的,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此篇除了具有刘勰所指出的那些宋初诗歌的普遍特征之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结构绵密,紧扣题中一个“还”字,写一天的行踪,从石壁——湖中——家中,次第井然。但重点工笔描绘的是傍晚湖景,因而前面几句只从总体上虚写感受。尽管时空跨度很大,但因虚实详略得宜,故毫无流水帐的累赘之感。三个层次交关之处,两次暗透时空线索。如“出谷”收束题目前半,“入舟”引出题目后半“还湖中”;“南径”明点舍舟陆行,“东扉”暗示到家歇息,并引出“偃”中所悟之理。针线细密,承转自然。其次,全诗融情、景、理于一炉,前两层虽是写景,但皆能寓情于景,景中含情。像“清晖”、“林壑”、“蒲稗”这些自然景物皆写得脉脉含情,似有人性,与诗人灵犀相通:而诗人一腔“愉悦”之情,亦洋溢跳荡在这些景物所组成的意象之中。正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结尾议论,正是“愉悦”之情的理性升华,仿佛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前人赞其“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黄子云《野鸿诗的》)信非溢美。全诗充满了明朗奔放的喜悦情调,确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敖陶孙诗评》)难怪连大诗人李白也喜欢引用此诗佳句:“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瞑色,袖上云霞收夕霏。”(《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即此亦可见其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