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借柳咏情。一、二句写柳色，一簇簇，一条条，如缕如金，形象娩媚。三、四句是借题发挥，写柳色与松色一样，而苏小小偏偏要在松下与郎定情，却不在柳下，对此，一般有情之物都将怪怨苏小小厚此薄彼。而词中的柳却“不愤”，可见柳之宽厚温柔，能对苏小小之情的体谅。从咏柳中，也称道了人的情操。
此词提到馆娃宫和苏小小，周啸天教授认为是说苏州之柳胜于钱塘，似乎与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唱着反调。前两句是说吴王宫柳非常繁富。后两句是说，要是钱塘的柳色更好，苏小小就不会约郎到松柏之下去“结同心”了。周啸天把“不愤”解为不服，认为词人是根据古乐府《苏小小歌》，对白词进行了反讽，词意是说苏州宫柳胜于杭州。
不过，这首词的意味还不止于此。它留有丰富的想象余地。杨柳枝柔，本来是可以绾作同心结的，但苏小小却和她的情人为何不来柳下。刘禹锡《杨柳枝》“御陌青门拂地垂，千条金缕万条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原来柳下结同心，乃有与情人分别的寓意。而松柏岁寒后凋，是坚贞不渝的象征，自然情人们愿来其下结同心而作山盟海誓了。如果作者有将宫柳暗喻宫人之意的话，那么“不愤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就不但不是贬抑，反倒是是羡慕乃至嫉妒了。
《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
在咏梅诗中仅以早梅为题的就为数不少。这类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突出一个“早”字。这首《早梅》诗，用极富表现心理状态的手法，写出了梅花的坚强性格。
诗题是《早梅》，却并没有具体描写早梅的形象、姿韵，而是在议论早梅“早发”的原因。“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为了迎接美好的春天的来临，梅花不畏严寒，不惧风霜而早于众花开放。“迎春”二字，回答了“早发”的原因。“不疑寒”，化入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这些均从诗人口中说出，倍感亲切。同时，在诗人观赏早梅生发出来的感叹中，隐隐寄寓着诗人的情怀。
“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承上联，继续抒写早梅的原因。唯怕百花开在先头，自己落了后，没有人再来观赏，所以，争先恐后，早早放出了芳香。“畏”字引出的意义深远。原来，梅花独自早早开放，是有着一种追求的，不能落在“众花后”，而要开在“百花前”。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了梅花人的个性，用“疑”“畏”等极富于表现心理状态的字眼，生动描写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而且，巧妙地寄寓了诗人自己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的情怀。
诗里没有直接出现梅的画面，也没有任何对梅的形象描绘，但读后，早梅的形象却鲜明可触。这是因为诗人的议论，紧紧扣住了一个“早”字，突出了早梅的性格。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