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四句开门见山亮出矛盾，将龌龊小人与高怀旷士分列两句，形成对照。“小人自龌龊”构成全诗主脑，是后文穷形极相描绘的张本。在这两句写实诗前用“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两句来起兴，既有含义，又增添了文学情趣。蓼虫习惯了辛辣苦味，不喜欢堇葵的甘甜。这两句不仅是兴，而且也是比。其比的含义，前人或谓是指小人不知旷士之怀，犹如蓼虫不知葵堇之美；或谓是指旷士习惯于辛苦生涯，不以辛苦为非。细绎诗意，当以后说为是，因为“避”、“不言非”等语，并无贬义，而以苦为乐，从来就是豁达放旷之士的本色；只有小人，才是趋甘避苦之徒。
从“鸡鸣人城里”至“钟鸣犹未归”八句是此诗第二层，写“小人”的龌龊行为。“鸡鸣”“平旦”“日中”“钟鸣”是贯串八句的时间线索。其人物则是“冠盖”，他们的一天，从“平旦”起，天子的“禁门”刚刚打开，就蜂拥而至了。“纵横至”、“四方来”，来势汹涌如潮水，笔端带有揶揄调侃之意。乘他们车马驰骤之际，诗人迅速为他们的风尘尊容勾勒了一幅生动无比的漫画：“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这些颇有身分的人，他们的素带在急驰的大风中乱飘，华丽的帽缨上结聚了远道而来的尘埃。这幅画有色彩，有动态，有细节，形象传神，耐人品味。句中未著一字褒贬，却“写尽富贵人尘俗之状”（沈德潜《古诗源》），把角逐名利场者的丑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不愧为神来之笔。他们到处奔竞，“日中”不可能会停止钻营。就连夜深“钟鸣”后他们犹未回家。一个“犹”字，有多少惊讶、感叹、挖苦之意。后汉安帝《禁夜行诏》云：“钟鸣漏尽，人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这里说“钟鸣未归”，可见奔竞日盛，古风荡然无存。
“夷世不可逢”以下是此诗第三层，记录了奔竞小人对道旁旷士的谈话，他们对旷士说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君王也是真正爱才的贤君。他英明的考虑出于自己的判断，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猜疑动摇。这些正经话出自小人之口，就显得肉麻阿谀与不伦不类，因而具有极大的讽刺性。接着，小人们又向旷士津津乐道地夸说起了进入仕途的容易和当官的好处。这四句是说才能之士只要有一言之美，片善之长，就会受贤君青睐，被封官赐爵，辞别田野，登上朝堂。而贤君爱才，岂但只赏赐白璧，还将仿效燕昭王筑黄金台来重金招聘你们呢。这四句虽是小人们的劝诱、夸说之辞，但也是他们一心只想升官发财的灵魂大曝光，写得真是笔锋辛辣，利如刀锥。“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最后，小人以嘲弄的口吻诘问旷士：你到底有什么毛病，竟面对阳关大道还独自徘徊不前？全诗至此顿住。对于无耻小人的挑衅，诗人没有也不屑回答，但不回答并不等于没有答案。读者若试着掩卷思索，就会发现，答案已在开头“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之中了。这一结回应开头，使通篇皆活，旷士形象虽未著墨，但在对照中自显出其迥异小人的品格。这个结尾让应受嘲弄的人去厚颜嘲弄别人，真是幽默滑稽而有波澜，可谓味蕴言外，冷峻隽永。
《代放歌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歌录》曰：“《孤生子行》，亦曰《放歌行》。”《孤生子行》，又题作《孤儿行》，在乐府古辞中写的是孤儿备受兄嫂折磨，难与久居的内容。鲍照的拟作，旧瓶装新酒，用以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大大拓宽和加深了这一乐府旧题的表现力。在这个方面，也同样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勇气和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