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汉乐府古辞，《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可能由于传写时“声辞相杂”，此诗句读历来分歧较大，少数句子颇难理解。但其大意还很清楚，写一只翩翩飞翔的蝴蝶，被母燕擒回窠哺雏，是一首颇有趣味的寓言诗。
开头一句“蛱蝶之邀游东园”点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和悲剧发生之前蛱蝶的自由自在之状。蛱蝶即蝴蝶。蛱，一作“蛙”，据《初学记》改。“东园”泛指花园之类蝴蝶游遨之处。诗人用被捉前的“遨游东园”与被捉后的“付欂栌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伤感。蛱蝶为什么被捉呢？被捉后的心情如何？诗人在此没有点破。但在另一首寓言诗《乌生》中倒是交代了其中的原委：一只乌鸦被击毙后，它的灵魂发出了忏悔！真不该来到秦家的桂树上，要是仍在人迹不到的南山岩石间，又怎会遭此横祸呢？由此看来，这只蛱蝶遭祸的原因，也是由于它“遨游东园，涉足世情而被罗网所致”，这其中大概也蕴含著对世情险恶的慨叹吧！
第二句“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是明写悲剧发生的原因。卒即猝，突然间发生，意想不到之事；养子燕，即正在哺雏的燕子。燕子本就以昆虫为食，现在要哺雏，捕捉昆虫当然更加急迫和贪婪。蛱蝶碰上了养子燕，当然绝无生还的可能了，“奈何”二字即是对这种命运播弄的苦笑和慨叹，也是人们在不可抗拒的危机面前，一种绝望心理的表现。“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行缠之付欂栌间”，是写蛱蝶被燕所捉，带回梁间窝里的经过。
此篇是汉乐府中句读难定的篇什之一，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句中的“之”字及最后一句中的“奴”字费解。据余冠英先生解释，诗中的“之”和“奴”字皆为表声的字，与文辞无关。“持之我”即「持我」，“行缠之付”即“行缠付”。蛱蝶被捉的经过可分成三个场景：一是在苜蓿间被接。接即挟，挟持之意；苜蓿，豆科植物，俗称金花菜，蛱蝶正在东园的苜蓿上嬉游时被燕子捉住。二是持我飞入燕子的居处——“紫深宫”内。“入紫深宫”即深入紫宫，紫宫原指帝王的居处，这里是指燕子垒窝的高堂深院。蛱蝶强调燕子居处是“入紫深宫”，既渲染周围环境的阴森可怖，与蛱蝶被捉的恐惧心情相吻合，也强调此处是重门深院，难以脱逃，这也符合蛱蝶此时绝望的心境；三是“行缠之付欂栌间”。欂栌即斗拱，是柱上斗形的方木，上承屋梁，此处是燕子垒窝之所。“行”即“且”；“付”即“缚”。这句是说燕子把蛱蝶捉来后又绑在斗拱上。捉来之后还要绑起来，这是人的行为，但绑在斗拱的燕窝旁边，这又是燕的心理。这几句用拟人的方法来写蛱蝶的被捉，而且站在蛱蝶的角度来写燕的动作和心理，似人而非人，似物又非物，构思确是相当新颖奇巧的。
最后三句是写雏燕见到食物来时欢腾雀跃的情景。“雀来燕”这句歧义很多，有人推测这句是燕在园中啄蝶，殊不知己巢已被雀占；李子德的《汉诗评》又说这是写蝶为燕持来付于欂栌间时，又为雀从旁取之。这两种误解的产生，都在于把“雀”当成又一飞禽。其实，雀在此是作状语，形容雏燕因其母衔食来时的欢腾雀跃之状。黄节先生说：“雀来即雀立，雀踊也”（《汉魏六朝风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下句的“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正是形容众雏兴奋争食之态：他们摇晃著小脑袋，拍著翅膀，抬著头，张著嘴，争著要母亲喂。“奴”在此是表声，无意义。轩轩，即高举之貌。诗人用众雏的兴奋争食，来反衬蛱蝶的悲惨结局，而且透过蛱蝶之眼所见、蛱蝶之口道出，更增浓伤感的意味。因为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雏燕们是得食了、高兴了，但随著自己的被捉身亡，自己的孩子们将会怎么样呢？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