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的上片写日暮时分，游春女子纷纷回家，告别了白日的繁喧，万籁俱寂。下片写词人在舟中听琵琶女弹奏“今古幽思”之曲的情景，曲尽意犹存，留给人无限的遐想与回味。该词用铺叙手法写景，描画得有神有形，栩栩如生；作者善于雕词琢句，用典精妙。

　　上阙起首三句是环境描写。“野绿连空”，见词人站船上，目光顺地平线伸延，只见辽远无际的绿色原野上接苍穹。作者又顺势举头眺望远天，晴空蔚蓝，好像与江水相连。着一个“垂”字把远望中大水相接的感觉，表现得极其形象。词人仰观俯视，只见眼前江水“素色溶漾都净”，此句本自谢朓诗“澄江净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以上三句，词人以其拿手的炼字功夫，多方面多层次地画出了一幅江上美景，晴空与绿野相连，波光粼粼，天光云影，映于澄江之中，景象浑茫寥阔，而又十分寂静。这幅图画中，“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正是绿野中的特写。这二句，显得有些平凡。作者只是把眼前景物，率直写出。淡墨一痕，不求奇峭，但妙处正这里。以平淡的句子，逗入意境，才见功力。特别是加了“无影”二字，整个画面立即灵动起来，那柳絮飞舞的轻盈飘忽，形神俱出，而且微风吹拂，轻絮飘舞，微暗的树荫中，依稀看见它们游荡回转，而一点影子也不留地面，真有一种飘忽无影的妙趣。

　　“汀洲”句推进一层。词人完成天光云影、柳絮轻舞的环境描写后，让人物出场了。作者船上望去，首先远处看到人归之影，人影与晚霞相映，十分妍丽。人渐走渐近，看得也越清楚，连“修巾薄袂”也看得出来。由下句“撷香拾翠相竞”来看，可知这美人不是独自一人，她是结伴春游，芳洲上采香草，拾翠羽。古代女子常春季到郊外拾野鸟的各色羽毛，采各种香草。曹植《洛神赋》有“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之句，写出洛水众女神之美，此处词人借用此意，写汀洲女子的美色。

　　上片歇拍写两个美人登上船，并停泊洲边，水边过夜。“凌波”即踩水而行，本出曹植《洛神赋》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晚霞辉映下，寂静的洲渚上，忽的出现了这一双美人，词人凝望的同时，也不禁产生了美丽的幻觉，目为凌波女神。这不仅细致地写了洲上女子的美，而且把词人的欣喜、惊愕，以至倾慕的心理也表现出来。这两句一方面把一整天情节的铺叙加以收束，日落春暝，美人回到船上，词人也该歇息了；另一方面，又用“烟”字，为江滨洲边刷上一层烟水凄迷的朦胧色彩，为下片抒情做好铺垫。

　　过片“彩绦朱索新整”，写美女回到船上，一天的“撷香拾翠”之后，换妆梳洗，以更娇丽的容颜出现。

　　接下来一句为“金凤响双槽”。“金凤”代指琵琶。本出乐史《杨太真外传》：“妃子琵琶逻逤檀，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其木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故苏轼《宋叔达家听琵琶》诗云：“半面犹遮凤尾槽。”这里切题《舟中闻双琵琶》。这优美的乐声里饱含着今古幽思，人物的精神境界显得高雅深沉。又用“谁省”一词，反跌出只有自己是知音的深意，把自己与琵琶女的关系推进一层。

　　“玉盘”句由白居易《琵琶行》“大珠小珠落玉盘”句化来，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并举，形象地表现了音乐旋律的跌宕起伏，高昂处如急风暴雨，低回处如儿女私语，令人耳不暇接。人物的感情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回婉转，皆随乐声起伏，曲曲传出。乐声已至高潮，然又戛然而止，词人对音乐形象的描绘也暂收束。

　　船上一片岑寂，无声的境界里，接下来词人省略了恰相逢知己，隔船相邀等细节，径直从借酒相慰写起。“酒上妆面”，是说琵琶女已带醉意，面颊被酒晕得绯红，故下句用“花艳”形容其醉态之美。借酒浇愁愁更愁，于是双眉“相并”。“相并”意即紧锁，表明愁怀不释。对醉态愁容的描写，形神兼备，极其工巧。

　　既然愁怀未释，欣逢知己，欲一吐为快，于是重奏一曲，词人亦“重听”一遍。

　　“汉妃”句用王昭君远嫁匈奴，马上弹琵琶故事。晋石崇《王明君辞序》载：“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一曲”也兼指以昭君出塞故事谱写的琴曲《昭君怨》。“汉妃一曲”也可以说是“今古幽思”的具体内容，其中寄托着琵琶女离乡背井、流落江湖的身世之感。结句“江空月静”，以空廓沉静的月夜，烘托出音乐的魅力。如泣如诉的昭君怨曲，把听众带进了哀愁的境界，相对无言，月夜格外的沉寂，留下了无穷的余韵，让人回味。词境从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化出。

　　这首词在写法上受白居易《琵琶行》的影响甚大，但作者并没有一味摹仿，而是另出新意。在艺术上除了善于炼字炼句之外，在体裁上采用慢词形式，以铺叙的写法，把春郊月夜、柳花烟渚，以及在此背景上活动的人物，描画得有神有形,栩栩如生。可以说，对慢词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对铺叙手法在词中的运用，作出了贡献，开了风气之先。

　　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其文章和诗歌，都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是在他初踏入仕途的那年所作，诗中谴责了贵族特权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不忧国家前途的丑恶行经，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诗意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类似。

　　首句“绿原青垅渐成尘”，落笔便把题中“旱甚”二字，变成生动的形象状入读者眼帘，让人们看到在旱魔面前，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黄尘四起的严重灾情。一个“渐”字，说明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抗御旱情。从下文的“汲井”二字更可见出，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旱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句“汲井开园日日新”，紧接上句而来，但这里所书的“汲井开园”者并非是焦虑于垅亩之间的农民，而是指“权门”贵族。在特大干旱面前，特权贵族的府第里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派人“汲井”抗旱保花，而且还在不停地扩建新园，在花匠奴仆汗水的浇灌下，各种花卉长势奇好，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儿。这里的“日日新”与首句中的“渐成尘”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愈显出达官贵人们所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而是一己享乐。

　　第三句“四月带花移芍药”，写在严重旱灾面前“权门”的所作所为，点出题中“移芍药”三字。芍药带花移植本不易成活，但是，在“权门”的新“开园”中，没有怒放的奇花是不够惬意的，于是，“权门”就急令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这里，“权门”所忙碌的是“移”花，而农民所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从这一对比中，就更可看出“权门”全然不念农民的疾苦，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享乐，从而显露出其官服下所掩盖着的丑恶来。

　　结句“不知忧国是何人”，是诗人针对“权门移芍药”一事所抒发的感慨。“权门”本有君命在身，重权在握，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的苦乐为念，但是，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袭来的时候，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忧国”忧民的贤达，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不知”二字是明明知道，却故作糊涂，含有浓烈的讽刺意味。“忧国”二字是诗人思索问题的核心。联系“永贞革新”的历史来看，结句不啻是从本质上宣布了特权贵族不恤民苦、不忧国事的一大罪状，具有剑与火的战斗作用。

　　除了把深刻的政治思想附丽于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特色之外，这首诗的诗题对诗句的提领也颇值称道。诗句中并没露出“权门”的字样，要不是诗题中点明“移芍药”的主体是“权门”，诗的战斗性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似剑如火的地步的；有了“权门”二字的提领，读者就可以明白“汲井开园”的主体为何人，从而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另外，语言清新，对比鲜明，诗意含蓄，也都是这首诗歌不容忽视的艺术特色。

　　开头二句紧扣诗题，有愁苦万分，悲歌不已的意思。“破”、“断”二字，用得很奇特，但也都入情入理。古人有“长歌当哭”的话，长歌当哭，泪洒胸怀，久而久之，那衣襟自然会破烂。杜甫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的诗句，人到烦恼之至，无计可施的时候，常常会下意识地搔爬头皮，白发越搔越稀。这首诗的“断”可能就是由杜甫诗中的“短”生发出来的。

　　三、四句写进见“秦王”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内心更加郁闷，像是烈火中烧，炽热难熬。“秦王”当指唐宪宗。王琦说：“时天子居秦地，故以秦王为喻。”（《李长吉歌诗汇解》）李贺在世时，宪宗还能有所作为，曾采取削藩措施，重整朝政，史家有“中兴”之誉。李贺对这样的君主是寄托希望的。他在考进士受到排挤打击之后，幻想他能像马周受知于唐太宗那样，直接去见皇帝，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五、六句具体描述诗人苦闷的心情与清贫的生活，与开头二句相照应、相补充。“渴饮壶中酒”，渴是“内热”的表现，饮酒的目的在于平息内热、消愁解闷；“饥拔陇头粟”，为求见“秦王”不惜忍饥挨饿，靠从地里拔粟充饥。

　　七、八句写景。“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初夏已尽，盛夏来临，草木葱翠，生气勃勃，原是不会有凄凉之感的。然而“绿肥红瘦”，万花摇落，诗人又不禁为之唏嘘感叹。下面的“千里”句，故意用欢乐的色调映衬凄苦的情怀，颇有“春物与愁客，遇时各有违”（孟郊《春愁》）的意味，这样反复渲染，有一唱三叹之妙。诗人述怀从景物落笔，寄情于景，意味深长。

　　后六句采用借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表面上写景物，实际上写人事。“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夜间的峰峦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黝黑而高，竟把那明朗的月亮遮得无影无踪，让诗人感到纳闷。诗人沿着那崎岖的石径四处寻觅，忽而发现它在高峰之外。峰峦阻隔，高不可攀，心中异常痛苦，因而慷慨悲歌，鬓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苍白，忧伤催人老。“夜峰”、“明月”等句喻意微婉。“明月”借喻唐宪宗，夜峰指代他身边的卿相们，意思是宪宗为一些大臣所包围，闭目塞聪，就像月亮为峰峦所阻隔，虽有明光，却不能下达。这些表明诗人深知当时朝廷的弊病，他想向宪宗陈述国事，以匡时救弊，然而“山”高“月”远，投告无门，只有暗自忧伤而已。

　　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评李贺的诗说：“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这首诗在立意和表现方法的运用上，都与《离骚》很相似。“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寄托遥深。诗人把自己的意志和情绪融化在生动的比喻和深邃的意境中，含蓄隽永，优美动人，颇得《离骚》的神髓。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