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历经千古的江山,再也难找到像孙权那样的英雄。当年的舞榭歌台还在,英雄人物却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复存在了。斜阳照着长满草树的普通小巷,人们说那里是刘裕曾经住过的地方。遥想当年,他指挥着强劲精良的兵马,气吞骄虏一如猛虎!
元嘉帝兴兵北伐,想建立不朽战功封狼居胥,却落得仓皇逃命,北望追兵泪下无数的结果。四十三年过去了,如今瞭望长江北岸,还记得当年扬州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的情景。真是不堪回首,拓跋焘祠堂香火鼎盛,乌鸦啄食着祭品,祭祀时擂响大鼓。还有谁会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
注释
孙仲谋:三国时的吴王孙权,字仲谋,曾建都京口。
舞榭歌台:演出歌舞的台榭,这里代指孙权故宫。榭,建在高台上的房子。
寻常巷陌:极窄狭的街道。寻常,古代指长度,八尺为寻,倍寻为常,形容窄狭。引伸为普通、平常。巷、陌,这里都指街道。
寄奴: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
元嘉:刘裕子刘义隆年号。
草草:轻率。南朝宋(不是南宋)刘义隆好大喜功,仓促北伐,却反而让北魏主拓跋焘抓住机会,以骑兵集团南下,兵抵长江北岸而返,遭到对手的重创。
封狼居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远征匈奴,歼敌七万余,封狼居胥山而还。狼居胥山,在今蒙古境内。
赢得:剩得,落得。
烽火扬州路:指当年扬州地区,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
佛狸祠: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拓跋焘在打败南朝刘宋王玄谟军队后,追至长江北岸,在瓜步山上建立行宫,后称佛狸祠。
神鸦:指在庙里吃祭品的乌鸦。
社鼓:祭祀时的鼓声。
廉颇:战国时赵国名将。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这首词写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 ,辛弃疾当时已有六十六岁。当时韩侂胄执政,正积极筹划北伐,闲置已久的辛弃疾于前一年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辛弃疾的意见没有引起南宋当权者的重视。一次他来到京口北固亭,心中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首佳作。
辛弃疾调任镇江知府以后,登临北固亭,感叹下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这篇传唱千古之作。这首词用典精当,有怀古、忧世、抒志的多重主题。江山千古,欲觅当年英雄而不得,起调不凡。开篇借景抒情,朝眼前所见而联想到两位著名历史人示——孙权和刘裕,对他们的英雄业绩表示向往。接下来讽刺当朝用事者韩侂胄(侂:tuō,胄:zhòu),又像刘义隆一样草率,欲挥师北伐,令人忧虑。老之将至而朝廷不会再用自己,不禁仰天叹息。其中“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写北方已非宋朝国土的感慨,最为沉痛。
词的上片怀念孙权、刘裕。孙权割据东南,击退曹军;刘裕金戈铁马,战功赫赫,收复失地。不仅表达了 对历史人示的赞扬,也表达了对主战派的期望和对南宋朝廷苟安求和者的讽刺和谴责。
下片引用南朝刘义隆草率北伐,招致大败的历史事实,忠告韩侂胄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鲁莽从事,接着用四十三年来抗金形势的变化,表示词人收复中原的决心不变,结尾三句,借廉颇自比,表示出词人下效国家的强烈愿望和对宋室不能进用人才的慨叹。
全词豪壮悲凉,义重情深,放射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词中用典贴切自然,紧扣题旨,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意境美。明代杨慎在《词品》中说:“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该篇诗人用周公赤心为国,竭忠尽智辅佐周武王周成王,结果仍遭流言毁谤,并被周成王所疑的历史故事,感叹自己尽心王室,志欲为国立功,不但心愿未遂,反而遭受种种打击迫害的不幸与无奈。诗人客观地吟咏历史,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万千感慨充溢其间。
该诗起句由《论语·子路》中的“为君难,为臣不易”化用而出,引出诗人“怨”的真实内涵是:“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这是全篇诗眼之所在。
接着,诗人用“周公佐成王”至“成王乃哀叹”十四句诗,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表述诗眼,或者说运用历史事实,即通常说的例证法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天威不可干”的“干”,是冒犯之意。这句是诗人对“皇灵大动变”一事的直抒胸臆的评论:识忠奸颠倒易,教天理违物难。本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成王所疑,周公见毁与皇灵动变,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人事与天道的偶然巧合,却引出了天地人物之间的深刻哲理: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成王昏庸固然可恶,然而“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他能知错认错仍有可取之处,暗讽曹汉集团的当政者竟不及成王。
结尾“吾欲竟此曲”四句,又是诗的精彩之处:“竟”,终也。“悲且长”,意思是悲而情长,表示有倾诉不尽之意。本来,这四句是乐府歌辞中的套语,特别是“今日乐相乐”一句,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也有此句。无巧不成书,诗人在写作此诗结篇时,正遇魏明帝曹叡召见,君臣燕享时即景所见,而“别后莫相忘”既似恳求又似讽刺,冀希明帝不要在分手之后又把诗人撇在脑后。在貌似轻松的字句中蕴涵着深沉痛楚的矛盾心理,从而使这首咏史政治诗一下子明显地注入了诗人主观的爱和怨,颇有“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之感。
该诗的前四句,“难”、“患”、“刊”押韵,后十二句,“言”、“连”、“寒”、“干”、“端”、“叹”等押韵,声调和谐,韵节响亮,从此诗中,曹植对于五言诗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可见一斑。
这首诗的大意是’怒放的春花反而引起我无端的烦恼,相忍的滋味实在让人受不了。对着明镜打扮,非但不感到美,反而有玉泪空垂,这一切的一切,多情的春风啊!你知道不知道!换一种说法,就是写花儿已开满枝头,可是见到春花反而引发相思之情,自己泪流满面,那传递住处的春风,可曾告诉我那心上人啊?
首句“那堪花满枝”,诗一开头就劈空而来,似情奔涌,似相思爆发,骇人心目,给人以悬念。“那堪”写诗人相思的程度,表示怎能承受的了。这里的“那堪”有两层意思:“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先是情人分离两地相思,本已不堪;继而,偏偏春色恼人,满枝鲜花就好像故意在向她挑逗:花如此好,而人呢,却不能圆!这就怄得她更加不堪,绪新思,一齐迸发花愈好,情愈真;景愈美,思愈切;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深’《《古今词论》)。情景互移,于是,坠入‘思悠悠、恨悠悠”的不尽相思之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花满枝’本是春天景色的典型写照:大地回春,风光宜人,万物欣欣向荣,枝头繁花锦簇正是情人结伴相邀,游春赏花,留恋春景的大好时光,何以我们的诗人反乎寻常,要炭呼忍受不了呢?读下去才知道原来是这满园春色’惹起了她的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诗人以面对明镜梳妆打扮,问春风知道不知道她心中的相思苦淫之情作结,戛然而止,给诗添上了无穷的缠绵悱侧的哀伤情调。既写面对明镜自已打扮的情景,又抒发了心中无限的相思情―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情意绵绵动人肺腑。对此,裔耀华先生有一段精彩解释:“朝起临甓晓妆,不知是镜中映出了窗外景色,还是照出了她憔悴的容颜,又引起她对影伤怀,禁不住双双玉箸簌簸而下,情思百结,莫可名状:花期虽好,徒奈我一人独赏?对镜梳妆,又为谁打扮?无限衷曲,诉与谁听呢!这不堪承受的一切,终于使诗人呼出:春风啊,你知不知道我相思之苦?亲人啊,你晓不晓得我为你憔悴到了这般模样!’这里,拟人、借代、双关、设间,多种修辞手法融为一体,不尽的“春望’之中,说尽了主人公难耐的孤独凄凉同时也寄托了她无限的寂寞与企望。”
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唐代身为乐妓、女冠而又才情不凡的女诗人,虽然凭借她的美丽聪慧和才情风度能够得到文人才子的赞赏和青睐,但她却像是无根依附的浮萍,她早已失去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根基,尽管她大胆执著地追求美好爱情生活,但最终却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她用手中诗笔,写下了许多自己情感上的挫折与失意。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是诗人为送两位被贬官的友人而作,寓有劝慰鼓励之意。一诗同赠两人,内容铢两悉称。诗除了首尾合起来总写外,中间两联双双分写,不偏祜。颔联上句写巫峡风光,以古民谣典故来暗示李少府所去的峡中荒凉之地;下句写衡阳,暗示王少府去长沙,并希望他能多寄书函。颈联上句写长沙青枫江的帆船,是再写王少府;下句写白帝城,远在古原始森林的巴东,是再写李少府。双双交错进行,结构严密,情感交织。最后两句,是劝藉二人尽可放心而去,不久即可召还。全诗情感不悲观,也不消极。
首联“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诗人首先抓住二人都是遭贬,都有满腹愁怨,而眼下又即将分别这一共同点,以深表关切的问句开始,表达了对李、王二少府遭受贬谪的同情,以及对分别的惋惜。“嗟”是叹息之声,置于句首,贬谪分别时的痛苦已不言而喻。“此别”、“谪居”四字,又将题中的“送”和“贬”点出,轻灵自然,不着痕迹。
作者在送别之地停下马来,与李、王二少府饮酒饯别,“意何如”、“问谪居”,反复致意,其殷切珍重之情,显而易见,一开篇就以强烈的感情,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无怪乎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常侍(即高适)每工于发端。”中间两联针对李、王二少府的现实处境,从二人不同的贬谪之地分别着笔,进一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安慰。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上句写李少府贬峡中。当时,这里路途遥远,四野荒凉,《巴东三峡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设想李少府来到峡中,在这荒远之地听到凄厉的猿啼,不禁流下感伤的眼泪。下句写王少府贬长沙。衡阳在长沙南面,衡山有回雁峰,传说北雁南飞至此不过,遇春而回。归雁传书是借用苏武雁足系书故事,但长沙路途遥远,归雁也不能传递几封信。
“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上句想象长沙的自然风光。青枫江指浏水,在长沙与湘江汇合。这句写王少府到了长沙,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望着那明净高远、略无纤尘的蓝天,自然会洗尽烦恼。下句想象夔州(即今重庆奉节县)的名胜古迹。白帝城为西汉公孙述所筑,在夔州,当三峡之口。这句写李少府到了峡中,可以去古木参天、枝叶扶疏的白帝城凭吊古迹,以求慰藉。
这四句情景相融,结合得自然巧妙,读来自有一种苍凉中饱含亲切的情味。所写之境,从巫峡到衡阳,从青枫浦到白帝城,十分开阔,而分写二人,更显出作者的艺术匠心。作者在两联中,一句写李、一句写王,然后一句写王、一句写李,错综交织,而井然不乱,并且采用了“互文”这种修辞手法中的对句互见的方法,在一联中上句隐含着下句,下句隐含着上句,“巫峡”一联上句写贬谪荒远的凄凉,下句说要多通音信,表面看是对李、王分开讲的,实际上是对两人共同而言。同样,“青枫江”一联上句说流连光景,下句说寻访古迹,实际也是对二人共同讲的。这样,在精炼的字句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既照顾到了二人不同的地点,又表达了对双方一致的情意,诗人巧妙的处理,使写分送二人的困难迎刃而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一联:“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诗针对李、王二少府远贬的愁怨和惜别的忧伤,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慰,对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圣代雨露,是古代文人诗中的惯用之语,这里用来和贬谪相连,也还深藏着婉曲的微讽之意。重点是在后一句“暂时分手莫踌躇”,意思是说:这次外贬,分别只是暂时的,你们不要犹豫不前,将来定有重归之日。全诗在这里结束,不仅与首联照应,而且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思。
第一首写深夜听唱《竹枝》。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营造一种压抑的气氛;“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第二首写静夜听唱《竹枝》。前两句写哀怨如泣的《竹枝》歌声时断时续,打破了夜静空山的沉寂,同时问这幽怨恻怛之歌怨的是何人。以问语说,不直接道出,发人思索,而更觉沉痛可伤。第三句谓这《竹枝》怨歌并非独唱,而是“蛮儿巴女齐声唱”。恋儿巴女,当时对湖北、四川一带男女青少年的一种称谓,因古时称楚国为荆蛮、四川为巴蜀。这齐声所唱之怨歌,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听了,更勾引起自身的愁怨之情,因此末句诗人喟叹云:可愁煞了江楼上的我这个忠州病使君啊!上首借景寓悲,这里则无穷羁愁尽在“杀”之中,倾怀而诉,不嫌直致。
第三首集中重墨描绘诗人于江楼上所见的“竹枝”歌乡之雨景。前两句描绘舟行风雨中。三、四两句由第二句生出,绘水边景致。“冷花”、“湿叶”,雨气逼人;“红簇簇”、“碧凄凄”,描绘歌乡雨景,乡土色彩浓郁而体物入微。
第四首写听江畔唱《竹枝》。前两句写不知何人在江畔唱那《竹枝》歌,前声曲断咽后声调迟迟,状写《竹枝》歌法,声口宛然。后两句写诗人始悟曲调凄苦,因所唱多为通州司马“词苦”诗。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因得罪了当权派,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后迁通州司马,遭遇类似白居易。他在通州心情甚悲愤,(白居易曾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诗安慰他)因而可能亦曾拟《竹枝》抒其“沉愁”(白诗语),通州司马“词苦”诗中所含寓的志士们流离迁谪之悲,及响彻《竹枝》组歌中的辛酸心声,均蕴于苦调、溢于言表,因而,组诗虽语言通俗流畅,却并不失于率直,而颇得蕴藉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