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前小序，交待了写作这首词的缘由。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过访辛弃疾，两人同游江西的铅山鹅湖，陈亮东归的次日，稼轩意殊恋恋，追至鹭鸶林，雪深而止，夜半闻笛，赋《乳燕飞》（《贺新郎》别名）寄意。两人词作往返，稼轩自和凡三篇之多，激越顿挫，抒发了抗金的豪情壮志。刘学箕所处的时代，略晚于稼轩。南北分裂，当道都无抗金对策，有的还主张投降，对此，词人悲愤难平，写下这首步稼轩原韵的词，内容也仿效稼轩，继承和发扬了辛词的爱国传统。
起句“往事何堪说”。辛酸的往事那堪说起，靖康之耻，绍兴年间屈辱的和约，朝廷奸佞当道….“往事”，高度概括了北宋灭亡到作者赋词这一段时间的多少历史变故，多少国恨家仇。正因为不堪说，所以一说起来便心境难平。词人虽也游历过江浙等地，但长期过的却是隐居不仕的生活。“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人生在世，徒然张罗衣食，追求温饱，不过是虚度年月而已。这里词人下了“消磨”二字，透露了不甘寂寞的消息。词人年轻时也有过报效祖国的理想，“少日功名频看镜，绿鬓鬅鬙未雪”。那时，他十分担心国仇家耻未报，便蹉跎了岁月，于是对镜频繁，满头乌发油黑，他唯恐年华早逝，未老先衰，致使壮志不酬。可是，由于朝廷“诸公”未能“修饬内治以待外攘“等原因，”渐老矣、愁生华发’，虽然才刚刚跨入渐老的年龄，却因为愁而早生了华发。愁什么呢？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河月。”“何年报”，何时报．什么时候才能报，不是不报，而是难报此仇，难雪此耻！遥望北国关山河月，不觉令人黯然神伤。刘学箕和南宋爱国词人一样，对北宋的沦灭是痛心疾首的。
《后游》是杜甫重游修觉寺时的作品。由于心态的不同，旧地重游往往会有绝异的感受，在《游修觉寺》中，杜甫客愁重重，在《后游》中，杜甫却又客愁全减。诗人带着游修觉寺的回忆跨过可爱的小桥再次登山访古刹。在诗人看来，壮丽秀美的山川好像等着诗人或游客去登临纵目，斗艳作姿的花柳无私地盼望着诗人或游客去领略欣赏。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寺和桥都是曾游之地，诗人再游时对桥和寺都更生爱怜之情。这两句采取倒装句式，将宾语的“寺”和“桥”提到谓语动词“忆”与“怜”前，突出游览的处所，将对景物的深厚感情和盘托出，点出后游在感情上的深进。
头两句从写诗人对“寺”、“桥”有情，“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两句则转入写此地山水草木也都对诗人有情，正是人有意，物有情。这两句诗是很有含蕴的，它透露了诗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弦外之音是大自然是有情的、无私的，而人世间却是无情的、偏私的。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诗人在概叙了江山花柳之情后，又具体描绘晨景和晚景两幅画面。这两句表明了时间的推移，诗人从早到暮在此，可见流连之久，又从侧面说明了景色之美。
全诗以感慨作结：“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表面看来好像这仍是赞美此处风景绝佳，其实，这正是诗人心中有愁难解，强作豁达之语。杜甫流落西南山水间，中原未定，干戈不止，山河破碎，民生多艰，满腔愁愤，无由排解，只好终日徜徉于山水之间，所以减愁两字是以喜写悲，益增其哀。
这首诗写得表面豁达，实则沉郁，只是以顿挫委曲之态来表现这样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更为感人的效果。此诗采用散文句式，而极为平顺自然。这一种创新，对后世尤其是宋代诗人的影响颇大。
《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国语·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暬（xiè）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国吴韦昭注：“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是以此诗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而非剌诗。宋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观点，云：“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毛诗序》道：“刺王则刺王，自警则自警，未有两事可夹杂为文者。”近人亦多以为此系刺诗而非自儆之诗。其实《毛诗序》之说并无大误，只是措辞有些欠妥，如说成“卫武公藉自警以刺王”，就圆通无碍了。因为自儆与刺王两事看似无关，实则“乃诗人之狡猾手法，恰当赅括在奴隶制社会诗人首创主文谲谏技巧之中”（陈子展《诗经直解》）。
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毛诗序》所说是周厉王，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宋戴埴《鼠璞》说：“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清阎若璩《潜丘剳记》说：“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词，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序》云刺厉王，非也。”他们都指出《抑》不可能是刺厉王。清魏源《诗古微》进一步分析说：“《抑》，卫武公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距幽（王）没三十余载，距厉（王）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冀复镐京之旧，而慨平王不能也。”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而是平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平王就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幽王昏庸残暴，宠爱褒姒，最后被来犯的西戎军队杀死在骊山。幽王死后，宜臼被拥立为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二年），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到洛邑，东周从此开始。其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平王施政不当，《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就是刺平王使“君子行役无期度”，“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申国）”之作。而此诗作者卫武公则是周的元老，经历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四朝。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他都是目击者，平王在位时，他已八九十岁，看到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写下了这首《抑》诗。
诗的前四章为第一部分。首章先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诗经》的艺术手法，通常说起来主要有赋比兴三种，此处用的是赋法，也就是直陈，但这种直陈却非较常见的叙事而是说理。“靡哲不愚”，看来是古人的格言，千虑一失，聪明人也会有失误，因此聪明人也要谨慎小心。普通人的愚蠢，是他们天生的缺陷；而聪明人的愚蠢，则显得违背常规，令人不解。在卫武公眼中，周平王不是一个傻瓜，但现在却偏生变得这么不明事理，眼看要将周王朝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卫武公是非常希望平王能够做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的，可惜现实令人失望。于是接下去作者便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
第二章卫武公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求贤则能安邦治国，“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二句便是求贤的效用，立德则能内外悦服，“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句，便是立德的结果。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虽（惟）湛乐从（纵）”、“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一下子列举了平王的六条罪状，可谓怵目惊心，仿佛是交响乐中由曲调和缓的弦乐一下子进到了音响强烈的铜管乐，痛之深亦见爱之深。第四章“首三句有挽回皇天之意，亦明其为王言之”（陈子展《诗经直解》），再转回正面告诫，要求执政者（从自儆角度说是卫武公，从刺王角度说是周平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整顿国防随时准备抵御外寇。“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两句，对幽王覆灭的隐痛记忆犹新，故将军事部署作为提请平王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诗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在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出言的谨慎不苟这两点上不惜翻来覆去诉说，这实际上也是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进一步体现。后来孔子所谓的“仁恕”之心，以及传统格言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理，已经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可称得上是一个伦理家、哲学家。在具体的修辞上，作者在纯粹的说理句中，不时注意插入形象性的语句，使文气不致过于板滞，可渭深有匠心。如第五章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对比中的形象，第六章的“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是动作中的形象，第七章的“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与第八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比喻中的形象，而“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喻刺平王之昏聩，尤为神来之笔，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之与《小雅·宾之初筵》“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句相提并论，说此诗“是无角者而言其有角”，《宾之初筵》是“有角者而欲其无角”，“二者相参，足见诗人寓言之妙”。
第九章至末章是诗的第三部分。在反覆申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之后，卫武公便恳切地告诫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为诗中惟一用兴法的两句，兴又兼比，拿有韧性的木料才能制作好琴，而上等的制琴木料还应配上柔顺的丝弦作比方，说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道理，可谓语重心长。而作为对比的“其维愚人”、“其维哲人”几句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大王啊，您听我的话就是明主，您不听我的话就是昏君，您可要三思啊！其言潜气内转，柔中带刚。下面第十章“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用两个递进式复句叙述，已是后世扇面对的雏形，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而第十一章连用四组叠字词，更增强了这种忧愤的烈度。于是末章作者再一次用“於乎小子”的呼告语气作最后的警告，将全诗的箴刺推向高潮。“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就如《大雅·荡》的结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样，是痛心疾首的悲叹。今天的读者面对这样的忧愤之词，仍觉惊心动魄，不知当时周平王读此诗会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效果如何，此诗“千古箴铭之祖”（吴闿生《诗义会通》）的地位当是无法动摇的。并且，除了从文学角度说《抑》自有其审美价值外，从语言学角度说，它又是一座成语的矿藏，“夙兴夜寐”、“白圭之玷”、“舌不可扪”、“投桃报李”、“耳提面命”、“谆谆告戒”等成语，都出自此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