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雾平吞白塔，茅檐自有青旗。三杯村酒醉如泥。天色寒呵且睡。
湖雾平吞白塔，茅檐自有青旗。三杯村酒醉如泥。天色寒呵且睡。
此词是南唐后主李煜在江南盛时对其宫中歌舞升平景况的描写。反映了李煜早期的宫廷生活。
词的上片，是帝王奢华生活和耽于享乐的真实写照。
起言红日已高，金炉添否，是歌舞时外部环境的描写。全然是一副官贵闲人的作派。陈善《扪虱新语》卷七：“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贵气象。”此不虚言。据史书记载后主宫中非常官丽堂皇。如《五国故事》中说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瑇瑁而押之。又以绿钢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又以花间设画小本亭子，才容二人。煜与爱姬周氏对酌于其中，如是数处。”又，宋·陶谷《清异录》卷上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简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其宫中焚香之器名目繁多，奢华之极。但作者在此词只用此两句巧妙地描写作者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生活画面。“三丈透”言为时不早，其慵懒轻松的情态仿佛想见。“金炉”、“香兽”等已并非—般人家轻易置得。又何况是“次第添”。其中可料知歌舞进行已久，排场亦大。但主人对这些花销用度并不吝惜。通宵达旦的歌舞，奢丽浮华的器具，放浪不拘的宫廷生活，在作者眼里是那样的和谐自然。这也就自然地引入下片。
下片的首句承上片而来，写作者眼中佳人的舞姿，发散钗落，可以同上片首句对应看到，歌舞一直未休，可能是夜以继日的。词人非常细心地捕捉到了歌舞场景中的两个细节“地衣皱”、“金钗溜”。随着飞速旋转的舞步红锦织成的地毯打起皱来，舞女的金钗从发髻滑落下来。“酒恶”一句，写作者已经酒醉不支，但却仍旧以花解酒，力图继续饮宴。“拈‘字、“嗅”宇写酒醉时的娇态。微醉的她时而拈花带笑，嗅花为解，意犹木尽。尤见其酣嘻情趣、楚楚可怜。最后一句跳开的场面描写，从侧面反映这里的活动是如何的喧闹。从内容上看，词中反映的生活是空虚腐朽的，不仅在生活起居上一味地追求奢华，而且毫不顾及政事百姓，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享乐安逸当中。同时，作者在词中的种种作态对其本人来说，作者始终是抱着一种自得的、欣赏的态度的，作者的自我陶醉的心情甚至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说明——作者大概乐于或希望别人知道作者的这种生活，所以要使“别殿遥闻箫鼓奏”。从艺术上看，此词的结构严谨，技巧娴熟，语言华丽，喻象生动。上下两片承接自然紧密，浑然一体，场面描写细腻到位，情态表现活灵活现，如“酒恶时拈花蕊嗅”一句，贴近生活，使一个醉酒享乐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是“红日已高三丈透”句，更是被称为“绝唱”。
此词描写帝王享乐的词，艺术上的精美与内容上的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同作者后期的词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对这种耽于奢华生活乐而不疲，恐怕李煜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亡国之君，阶下之囚。历史的警醒也许正在于此。
第一章描述所牧牛羊之众多，开章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前人常指“尔”为“牛羊的所有者”，不妥：“所有者”既有牛羊，竟还会有“谁”疑其“无羊”，那是怪事。倘指为奴隶主放牧的奴隶，则问得不仅合理，还带有了诙谐的调侃意味。奴隶只管放牧，牛羊原本就不属于他。但诗人一眼看到那么多牛羊，就情不自禁高兴地与牧人扯趣：“谁说你没有羊哪？看看，这一群就是三百！”极为自然。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却又诙谐有情，将诗人乍一见到众多牛羊的惊奇、赞赏之情，表现得极为传神。
许许多多牛羊集聚在一起，气象很壮观。倘若运用“羊来如云”“牛聚如潮”来比拟，当也算得形象了。但此诗作者不满足于此类平庸的比喻，他巧妙地选择了牛羊身上最富特征的耳、角，以“濈濈”“湿湿”稍一勾勒，那（羊）众角簇立、（牛）群耳耸动的奇妙景象，便逼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这样一种全不借助比兴，而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梅尧臣语）的直赋笔墨，确是很高超的。
第二、三章集中描摹放牧中牛羊的动静之态和牧人的娴熟技艺，堪称全诗写得最精工的篇章。“或降”四句写散布四近的牛羊何其自得：有的在山坡缓缓“散步”，有的下水涧俯首饮水，有的躺卧草间似乎睡着了，但那耳朵的陡然耸动、嘴角的细咀慢嚼，说明它们正醒着。此刻的牧人正肩披蓑衣、头顶斗笠，或砍伐着柴薪，或猎取着飞禽。一时间蓝天、青树、绿草、白云，山上、池边、羊牛、牧人，织成了一幅无比清丽的放牧图景。图景是色彩缤纷的，诗中用的却纯是白描，而且运笔变化无端：先分写牛羊、牧人，节奏舒徐，轻笔点染，表现着一种悠长的抒情韵味。方玉润《诗经原始》叹其“人物并处，两相习自不觉两相忘”，正真切领略了诗境之幽静和谐。待到“麾之以肱，毕来既升”两句，笔走墨移间，披蓑戴笠的牧人和悠然在野的牛羊，霎时汇合在了一起。画面由静变动，节奏由缓而骤，牧人的臂肘一挥，满野满坡的牛羊，便全都争先恐后奔聚身边，紧随着牧人升登高处。真是物随人欲、挥斥自如，放牧者那娴熟的牧技和畜群的训习有素，只以“麾之”二语尽收笔底。
全诗至此，已将放牧中的诗情画意写尽，收尾就很难。若还是从牛羊身上落笔，则不见好处。此诗收尾之奇，正在于全然撇开牛羊，而为放牧者安排了一个出人意外的“梦”境：在众多牛羊的“哞”“哶（即咩）”之中，牧人忽然梦见，数不清的蝗子，恍惚间全化作了欢蹦乱跳的鱼群；而飘扬于远处城头的“龟蛇”之旗（“旐”旗），又转眼间变成了“鸟隼”飞舞的“旟”旗——诗人写梦，笔下正是这样迷离恍惚，令人读去，果真是个飘忽、断续的“梦”。接着的“大人占之”几句，读者无妨将它读作画外音：“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随着占梦者欣喜的解说，充塞画面的鱼群和旟旗，即又幻化成漫山遍野的牛羊（这正是放牧者的“丰收”年景）；村村落落，到处传来婴儿降生的呱呱喜讯（这正是“室家”添丁的兴旺气象）。诗境由实变虚、由近而远，终于在占梦之语中淡出、定格，只留下牧人梦卧时仰对的空阔蓝天，而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这由实化虚的梦境收束，又正有梅尧臣所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之妙。
综观全诗，可以看出：作诗不借比兴而全用赋法，只要体物入微、逼真传神，一样能创造高妙的诗境。此诗不仅描摹精妙，而且笔底蕴情，在展现放牧牛羊的动人景象时，又强烈地透露着诗人的惊异、赞美之情，表现着美好的展望和祈愿。一位美学家说：“使情趣与意象融化到恰到好处，便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艺术。”不必说《小雅·无羊》就一定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但也已与此境界相去不远。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礼记·檀弓》上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就是隔年的草，意指一年以后对于已去世的朋友不必再哀伤哭泣了。“宿草”，后世便成为专指友人丧逝的用语，这里蓬蒿泛指野草，句意正是由《礼记》脱胎而来，暗喻故友虽去世一年，而他犹不能忘情。当时王安石身在汴京而王令之墓则在千里之外的常州，然而凭着诗人沉挚的感情与驰骋的想象，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凄怆悲凉的画面。哀痛之情也于景中流露而出，于是从坟地写到了长眠地下的人。
“妙质”二字，后世注释的版本往往解释为“美妙的品德、卓越的才能”云云，其实不然。根据原诗第一首的尾联：“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这里是用《庄子》中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这里的“质”指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因而“妙质不为平世得”一句是说世人不能像匠石深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据当时记载，王逢原为人兀傲不羁，不愿结交俗恶献谀之徒，甚至在门上写道：“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可见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其不为世人所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微言”是用了《汉书·艺文志》中“仲尼没而微言绝”的话，意指精辟深刻的思想言论。这句说只有深深了解死者的人才明白他的微言，言外之意，他才是唯一理解王令的人，因而引出下联的回忆。这两句用典熨贴精确而又不影响词意畅达，并通过典故的运用，给原来枯燥板滞的议论注入了活力和丰富的意蕴，可见王安石铺排典故的娴熟技巧，陈师道怀黄鲁直的诗中说：“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即从此联化出。这两句对怀才不遇，知音者稀的感慨，关合王令与诗人自己，虽是为诗人王令叹息，也包含着他对自身的感喟。
颈联是追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按临鄱阳，王令六月中便去鄱阳与王安石聚会，诗句就是写这次会晤：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对着他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入了他们的酒杯。这两句以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想象、精炼的字句成为王安石诗中的名联。庐山如堕、湓水东来，已是雄奇绝伦，并以“当”与“入”两个动词作绾带，遂将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事的叙述融为一体，且气势阔大，令人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豪迈的气概和诚笃的友谊，庐山、湓水便是他们的见证。这种昂扬的格调，宏阔的意境与前文凄凉悲慨的调子适成鲜明对照，而诗人正是以这种强烈的对照，表达了不可压抑的悲愁，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尾联无限的今昔之感。
诗人沉痛地慨叹道：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全诗便在深沉的悲哀中戛然而止。
这首诗所以成为王安石的名作，就在于其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意，无论是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还是对人生知己难遇的怅恨，或是对天不怜才的悲愤，都是出于肺腑的至情。这正说明王安石不仅是一个铁腕宰相，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此诗通篇以第二人称的口气来表达，如对故友倾诉衷肠，因而凄恻感人。短短八句中，有写景，有议论，有回忆，有感叹，运用了想象、使事、对比等手段，总之，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律诗技艺，所以有人以此诗为他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不无道理的。
长江中春水碧绿，颜色浓得简直可以作为染料，荷叶刚刚长出水面，一个个才有铜钱那么大。诗句写暮春景色，可引用以表现江南春景，或只用作表示暮春时节。以“堪染”表现色彩之浓重，其夸张手法可作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