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乐府叙事诗。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敷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天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被罗敷美色所打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极。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段,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璧。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这首词从怨女的角度,展现了一幕人铸间悲剧。通过描写闺中人思念远戍征人,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上片起二句从捣练的工具运思下笔,而字里行间自有捣练之人。从“砧面莹”的“莹”字,可以想见,作为一位征人的妻室,捣练帛,作征衣,早已是她的繁重的家务劳动的一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至那面砧石已经被磨得如此光莹平滑。从“杵声齐”的“齐”字,则可以想见她的捣练操作之熟练,以及与同伴合作之协调。而那一记记有节奏的杵声中,正倾注了她辛劳持家的全部心力。传出了她忆念远人的万缕深情。
下面“捣就征衣泪墨题”一句。道破题旨,点明其捣练制衣的目的是寄与远戍边关的丈夫,而题写姓名、附寄家书之际。一想到丈夫远在万里外,归期渺茫,生死难卜,今世今生,相见无日,不禁愁肠千转,泪随墨下。“泪墨题”,一边磨墨,一边落泪,泪水和着墨水写信。这三个字,饱含了一位失去家庭幸福的妇女的无限辛酸苦痛。
结末两句与“捣就征衣”句紧相承接,从戍人的角度进一步加重了这幕悲剧的份量。句中的“玉关”即玉门关,但此处不一定是实指,只是极言戍地之远,也暗含班超上疏所说“但愿生人玉门关” (《后汉书·班超传》)及李白诗“玉关殊未人” (《塞下曲》六首之五)之意。
结末两句采用了翻进一层的写法。这两句先写玉关之远,再推进一层。写戍人所在地之远,从而使上、下句间有起伏转折之致,而且,每转愈深,把这一家庭悲剧显示得更其可悲,把悲剧中女主角的伤离怀远之情表现得更深更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负载着她的柔情蜜意的征衣包裹,寄到玉关已要经历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寄到远在玉关之西的戍人手中,就更遥遥无期了,更不知这包寒衣寄到时戍人是否尚在人间。这样一个最凄惨、最残酷而又可能出现的悲剧结局,正是长期笼罩在她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正是她题寄这包征衣时泪墨难分的一个最痛楚的原因。
欧阳修名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颇为人称道,此词结尾句式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精炼含蓄,概括集中,感情真挚,余韵悠长,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述:“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