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载于《全唐诗》卷三六一。开头一、二两句，寥寥几笔，就把刘柳二人屡遭挫折的经历勾画出来了。对起述事，句稳而意深，为下文的展开，创造了条件，可谓工于发端。
三、四句承上抒感，而用典入妙。刘禹锡初次遭贬，即谪为连州刺史，途中追贬为朗州司马。此时再贬连州，所以叫做“重临”。关于这次“重临”州政的状况，诗人巧妙地以典明志。西汉时有个贤相黄霸，两度出任颍川太守，清名满天下；而刘的“重临”，则是背着不忠不孝的罪名，带着八旬老母流徙南荒。这是积毁销骨的迫害。诗人通过“事异”两字把互相矛盾的情况扭合到一起，带有自嘲的口气，暗含对当政者的不满和牢骚。下一句，诗人又用了春秋时柳下惠的故事：柳下惠为“士师”（狱官），因“直道事人”三次遭贬黜，这里用以比作同样“三黜”过的柳宗元。同时也暗示他们都是因坚持正确的政见而遭打击的。用典姓切、事切，可谓天衣无缝。“名惭”，是对刘柳齐名自愧不如的谦词，表示了对柳的敬重之意。
第三联五、六两句，将笔锋从往事的萦回折入眼前的别况。“归目并随回雁尽”句，把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分手时的情景描绘得多么有情有致：两位迁客并影荒郊，翘首仰望，他们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北回的大雁，一直到雁影在天际消失。一个“并”字，一个“尽”字，写得十分传神，把他们共同的望乡之情极为凄惋地传达出来了。“愁肠”句，从张说“津亭拔心草，江路断肠猿”诗中化出。心已伤楚，更不堪断断续续催人泪下的哀猿悲啼。诗人以“回雁”、“哀猿”衬托别绪，诗境也变而凄厉了。这等地方，正是作者大力经营处，真足以摇荡人心。
“桂江”两句，设想别后，以虚间实，笔姿灵活。“桂江”和“连山”并无相连之处，因此这里并不是实说桂水东过连山。下一句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东西远隔的两地联系起来。原来连接双方的，正是山水相望、长吟远慕的无限相思呵。“有所思”，也是古乐府篇名，这里出现，语意双关。最后两句，一纵一收，转折于空际，挽合十分有力。其技法与杜甫的“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秋兴八首》之六）相似。不过杜诗抒发的是个人对云山万里的故国的怀念，这里则用“相望”二字，把这一对志同道合又遭隔别的友人的生死不渝情谊，从彼此两方写出，与杜诗不尽相同，而有袭故弥新之妙。寄离情于山水，同怅望以写哀，词尽篇中，而意余言外，既深稳又绵渺，不愧大家笔墨。
文天祥德祐二年（1276）出使元军被扣，在镇江逃脱后，不幸的是又一度被谣言所诬陷。为了表明心志，他愤然写下了这首《端午即事》。
在诗中端午节欢愉的背后暗含着作者的一丝无奈，但是即使在这种境况中，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满怀着“丹心照夙昔”的壮志。这首诗塑造了一位像屈原一样为国难奔波却壮志不已的士大夫形象。
这是秦观写于元丰三年（1080）的一首怀人之作，当时秦观三十二岁，孔子有云：“三十而立。”而他此时还未能登得进士第，更未能谋得一官半职。在这种处境下，忆想起以往与佳人欢娱的美好时光，展望着今后的路程，使他不能不感怀身世而有所慨叹。从艺术上看，整首词缠绵悱恻，柔婉含蓄，融情于景，抒发了对某位佳人的深深追念，鲜明地体现了秦观婉约词情韵兼胜的风格特征。 “八六子”是词牌，始见于《尊前集》中所收的杜牧之作。分上下两片，上片三处平韵，下片五处平韵，共八十八字。通常以秦观的此作为定格。
此词写作者与他曾经爱恋的一位歌女之间的离别相思之情。全词由情切入，突兀而起，其间绘景叙事，或回溯别前之欢，或追忆离后之苦，或感叹现实之悲，委婉曲折，道尽心中一个“恨”字。
宋神宗元丰年间，秦观在扬州意外地遇上一位多情的女子。一帘幽梦，十里柔情，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归来途中，独倚危亭，回头一望，芳草连天，好似无边的离恨。以芳草喻愁，是诗词常用的手法，这里秦观却用“刬尽还生”四字把它强化到极点，因此前人称之为“神来之笔”。恋人分别了。往日的欢娱，变成了流水；断了的琴弦，何时能续上？面对片片飞花、蒙蒙残雨，他几乎失魂落魄。正在此时，恼人的黄鹂又在耳边叫了起来。打起黄鹂儿，莫教枝上啼。他的心真是烦极了！
首先，秦观词最大的特色是“专主情致”。抒情性原本就是词长于诗的特点，秦观则将词的这一特长加以光大，在这首词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词的上片临亭远眺，回忆与佳人分手，以情直入，点出词眼在于一个“恨”字。以“芳草”隐喻离恨，又是眼前的景物。忆及“柳外”“水边”分手之时词人以“怆然暗惊”抒发感受，落到现实，无限凄楚。而词的下片则设情境写“恨”。用“怎奈”、“那堪”、“黄鹂又啼数声”等词句进一步把与佳人分手之后的离愁别绪与仕途不顺，有才得不到施展的身世之“恨”，融于一处，并使之具体化、形象化，达到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境界。
其次，这首词的意境蕴藉含蓄，情致悠长，耐人寻味。秦观善于通过凄迷、朦胧的意境来传达自己伤感、迷惘的意绪。在这首词中，上片以“萋萋刬尽还生”的芳草写离恨，使人感到词人的离别之恨就象原上之草，春风吹又生，生生不灭。为何如此呢？词的下片创设了三个情境告诉我们个中之由：“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的欢娱都随流水而去，“素弦声断，翠绡香减”，词人对好景不长、离别在即的无奈溢于言表，此其一；其二是离别之时情境的渲染，“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词人以凄迷之景寓怅惘、伤感之情，意蕴十分丰富，是极妙的景语。其三，结尾二句，以景结情，急转直下，声情并茂，“销凝之时，黄鹂又啼数声”，一“又”字，既与起笔“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遥相呼应，又再次突出了前面所述的二种情境，真可谓意蕴境中，韵逸言外，凄楚伤感之思自在其中，会心的读者一看即知。秦观就是这样善于用画面说话，举重若轻，寄凝重之思于轻灵的笔触之中，如游龙飞空，似春风拂柳。
下片“无端”三句，再进一步追忆当时欢聚之乐。“无端”是不知何故之意，言老天好没来由，赐予她一份娉婷之姿，致使作者为之神魂颠倒。“夜月”二句叙写欢聚情况，借用杜牧诗句“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知。”《赠别》含蓄出之无浅露之病。“怎奈向”三句（“怎奈向”义同“奈何”）叹惋好景不常，倏又离散。“素弦声断，翠绡香减”，仍是用形象写别离，有幽美凄清之致。“那堪”二句，忽又写眼前景物，以景融情。
“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是凄迷之景，怀人的深切愁闷中，观此景更增惆怅，故用“那堪”二字领起。结尾“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又是融情入景，有悠然不尽之意。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三云：“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其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洪迈指出秦观词此二句是从杜牧词中脱化出来。
此词语言上好用对句，如“柳外水边”、“夜月春风”、“素琴翠绡”、“飞花残雨”皆是，尤以“夜月”和“飞花”两联为佳，不仅语言工丽，而且各具意境。全词情景交融，景语情语难分，可谓感人至深，独具匠心。
最后，这首词的语言清新自然，情辞相称，精工而无斧凿之痕。前人曾这样评论：“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秦观的词能有如此高超的语言成就：一方面，他工于炼字。这首词中“飞花弄晚，残雨笼晴”这二句是互文的，意思是飞花残雨在逗弄晚晴。这里的一“弄”一“笼”，既音韵和谐，又能使人产生无限的想象，细细品味，会感到十分贴切生动。另一方面，由于秦观长于化用古人诗句入词，使之为己所用，更加富于表现力，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倚危亭”三句周济称为“神来之笔”，实则从李后主《清平乐》词“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脱化而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则暗用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词的结尾两句是模仿杜牧同一词牌的结尾“正消魂，梧桐又有移翠阴”，不论模仿是否属实，秦观这两句的妙处远胜过杜牧的此句却是不争的事实。可见，秦观继承前人语言是有创造性的，惟有创造方能显其生命力。
“多情自古伤离别”，接天的芳草是铲不完、除不尽的离恨，恨的是那一帘幽梦早已随风飘散，那一段柔情早已成东流逝水，写词的人也早已远离我们，但是，他那柔婉含蓄、情韵兼胜的词风，以及以此写成的名篇佳句则长留人间，永远使我们回味。
此曲起首二句，将古代两则有关重阳节的著名典故巧妙地做了对比，以工整的对仗和紧密相连的内容引出下文的叙述和议论。其一见载于惠洪《冷斋夜话》：北宋潘大临善作诗，然家甚贫。其友临川人谢逸曾写信问：“近新作诗否？”大临答云：“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遂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来，遂败意。只此一句奉寄。”这就是著名的“一句诗”的故事。其二出自萧统《陶渊明传》：“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作者未必生活中真有如潘大临那样“催租人至”的扫兴遭遇，这里的“兴为催租败”，只不过是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俗务的典型性反映。本言“适兴”而先言兴“败”，目的是突出“欢因送酒来”。后一句因为有了前一句的铺垫，更加淋漓尽致地反衬出作者好酒酣酒快意欣喜的情态。这就是创作中的欲扬先抑手法。所以第三句顺势点出“酒酣时诗兴依然在”。尽管不如意事如催租般拂人情兴，但只要有酒大醉，借助其神奇的功力，结果“诗兴依然在”。这便将作者桀骜放旷的豪情和盘托出。
如果说首二句败兴和尽兴的对比突出了人世间雅与俗的尖锐对立，那么中间“黄花又开”和“朱颜未衰”二句则在红黄对比之中，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菊花之盛开上承陶渊明九月九“满手把菊”之典。红颜未衰，则是作者表明自己是个充满生活热情的人，而不是个万念俱灰、毫无易趣的行尸走肉。如此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如何好的人生阶段，“正好忘怀”。作者的酒兴、诗兴，都是摒除人世干扰，“忘怀”的结果。忘怀的根据，一是“黄花又开”，二是“朱颜未衰”。前者代表了“西皋亭适兴”的佳令和美景，后者则是作者壮志未消，意欲有所作为的内心世界的发露。
小令至此，“适兴”的题目已经缴足，妙在结尾又添上了两句奇纵的豪语：“管甚有监州，不可无螃蟹。”这里又是用典。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这则典故颇为疏狂放逸的文人所称道，如苏轼就有“欲向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的诗句。作者将钱昆有螃蟹、无监州的条件略作改动，“管甚有监州”，说明就是有监州在旁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显示了蔑视官场桎梏的气概。而“螃蟹”也是重阳节令之物，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套数中“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就是一证。《世说新语》载东晋的狂士毕卓，曾有“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的豪言。此曲中的“不可无螃蟹”，正是“欢因送酒来”的重申和补充。末尾的这两句，同毕卓的豪言快语在精神气质上是毫无二致的。
曲子表现出作者颇为疏狂放逸的文人性格和蔑视官场桎梏的气概。全曲活用典故，一气呵成，毫无滞涩生硬之感。其横放豪纵，深得散曲曲体的意理。
以调侃的语气写政治讽刺诗，读来虽感幽默风趣，却令人倍为心酸，这首绝句的特色就在于此。
诗人没有青衫穿，这样讲当然是到了超越现实的程度，夸张过了头。但是，以不可能存在的现实来反衬极度的愤慨的感情（诗人对朝廷为和戎而用“百万缣”的无比愤怒），这种“超极表至极”的曲达方式在诗词创作中已是屡见不鲜了，比如李觏的《乡思》，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等，用的都是这种手法。
青衫是读书人的象征，是与一般平民区别的特征之一，代表了士子们的体面。诗一开始就抓住这件象征物，说如今我这个诗人连想穿一袭青衫都没办法了！极其愤疾的一句话，劈头而来，不啻在说如今斯文已经扫地。言外之意，当然扫地的何止是斯文，刘克庄正以此代指整个朝廷国家的体面都丢尽了。何以会连读书人想一件青衫都得不到？诗第二句立即指出，这是因为做青衫的丝绸都孝敬金虏去了。这两句是倒装，因了和戎，诗人才没绸做衣服，诗把因果关系调转顺序，就突出了胸中的愤愤不平。此外，诗人没有青衫，百姓们为了交纳额外的赋税，穷困的程度就用不着多说了。
三、四句忽生奇想：金虏如此欺负我们，朝廷却一味忍让，这些贡银及绸缎从哪儿来呢？我看西子湖边的杨柳桃花不如全都拔掉，种上桑树养蚕织绢，用以填金人的无尽欲坑吧！这两句写得很冷。当然，诗人并不是真的认为在西湖边种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随机而发，加深前两句所述的愤慨而已。把白堤、苏堤、“柳浪闻莺”，这些西湖著名景点上的柳树都砍光拔尽，种上桑树以养蚕，自然也是荒唐至极的想法，但是，这种作法却有合理性，总得让人有衣穿，不养蚕就没有什么能拿来织缣的。“衣”与“食”事关国计民生，西湖没有柳可以，人民没吃没穿可不行。诗人的话虽说得很率直，而表现出来的心思却很曲折，这种表达方式叫做“直中含曲意”，运用这种手法，以小见大，可使作品显得格外委婉含蓄。
全诗虽然很短，但紧紧抓住朝廷不顾耻辱向金人贡献大量丝绸这一中心做文章，有激切的鞭斥，有幽默的调侃，讽刺性很强，而诗又不显得直露，读后容易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