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杜审言为好友崔融而作,崔融时任唐代节度使掌书记之官。
“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以叙事的方式,交待友人远出的原因和形势,描绘出一幅君王为歼敌派将出征、书记随主帅即将远行的景致。友人踏上征程,投身远征之地,自然少不了关于行军和战斗的事迹。然而,诗人却以一种巧妙的手法,通过烘托氛围,从另一侧面切入,描绘了送别的主题,进一步提升了诗歌的内涵,使其结构更为清晰有序,同时也更加生动。在诗篇中,通过对比“君王”与“书记”,以及“行”与“远”之间的巧妙呼应,诗人表达出对友人的深切称赞和羡慕之情。这其中蕴含着诗人真挚的送别之情,同时也寄托着诗人对友人未来的美好期望,期盼他能够在征战中有所建树,谱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以写景的方式,紧接上文,描绘出一幅饯别的帐蓬连绵不断、从宫阙直伸延到河边的景致。诗人通过充满激情的情感、富有想象力的构思和夸张的表达,赋予整个结构以严谨的呈现,以此刻画出征途上那激昂隆重的送别场景以及壮观雄伟的军容。“连”、“动”两个动词,用得贴切自然,可谓一字传神,觥筹交错中,使得出征和送行的场面声势浩大、气势强劲。
“旌旃朝朔气,茄吹夜边声”写诗人想象奔赴战场后的情景:旌旗在晨光下迎着朔风招展,笳声在月色里放声长鸣,响彻边城。“朝”、“朔气”、“吹”、“边声”,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势,流露出军营严肃、高昂的士气和战场的悲壮气氛,侧面夸赞行军和驻屯的整肃和警惕,暗寓出诗人对此次战争必胜信念的情愫。
“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描绘出一幅友人稳坐中军筹划灭敌计谋、待到北疆秋风劲吹之日传来平定的捷报的景致。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却把友人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活灵活现,洋溢着诗人寄托着对朋友的希望和鼓励。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既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又衬写了包括友人在内的将士们的无畏精神。“坐觉”、“扫”、“平”,突显出诗人对友人的勉励,表现出对友人才华的信任和王师必胜的信心。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开头四句,诗人实写眼前的送别。后面四句,诗人超越空间的限制,写想象中的边塞恶劣的气候环境,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荒寒悲凉的景象,烘托出浓烈的战争气氛。此诗虚实相照,机趣盎然,格调古朴苍劲,音韵铿锵流转,写得言简意赅又不失笔调豪放,回肠荡气又不失痛快淋漓,没有悲悲切切的话语,而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令人鼓舞的力量。诗中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稳坐中军、运筹帷幄的威武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
这是一篇反映汉末动乱中军旅征战生活的诗作。诗中生动地描写了艰苦和冰天雪地中的自然景象,流露了厌战情绪,但主要反映了诗人不畏艰苦,积极向上,充满胜利信心的奋发精神。这首诗前四句白描写景,突出了登太行之艰险难行。第五至第十句用景物来烘托出诗人内心的凄凉、悲哀、惊惧、沉重和冷森森的压抑之情。第十一至第十四句直接抒情:叹息、忧郁和思归。第十五句到第二十四句,用白描叙述的表达方式写出了行军途中的生活艰苦之情形。全诗语言苍凉悲壮,沉郁浑厚。
曹操诗不以写景称著,但在写景方面,却有独特而成功之处。这首诗的写景就很成功。在诗人笔下,太行山之高,羊肠坂之阻,风雪之交加,树木之摇落,熊罴之状,虎豹之声,莫不逼真逼肖。视觉上,在那兀立的怪石上,萧瑟的树林中,一群群熊罴,不是蹲在那儿,以攫取的目光逼视着行人;听觉上,从那山路两旁,伴随着风吹雪飘,不是传来了一阵阵虎豹的长呜吗……这首诗的写景,就其描形、绘声、着色之精湛而言,可与《观沧海》中写繁媲美。两诗皆行军途中所作,尽管背景、内容、感情、风格都不同:一是率师出征,一是凯旋归来;一是写冬之山景,一是绘秋之海景;一是反映出统帅关切士卒的赤子之心,一是表现了英雄吞吐宇宙之概;一是苍凉悲壮,一是波澜壮阔;但其成功一样,可称曹操诗写景之双璧。
这首诗不仅以写景取胜,而且以抒情见长。这情是以真景真事为基础,因而不论是“叹息”,还是“怫郁”,也不论是“思东归”,还是“悲《东山》”,都真切动人。
首先是叹行军之艰险。在行军路上,既有太行巍巍,羊肠诘屈,野兽逞强,风雪肆虐的险阻,又有“水深桥粱绝”,“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人马同时饥”的艰难,因而引起了诗人“东归”之思。统帅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士卒斗志的高低,战役的成败。尤其是在开赴前线的路途中,即使艰难重重、险阻累累,作为一个统帅,不能也不应流露出丝毫畏惧、退缩情绪,更不允许直言出来,涣散军心,而诗人一反常规,直言不讳地说:“思欲一东归。”从这种毫不掩饰的言语中,窥察到诗人性格的一个方面:坦率。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本无泛语,根在性情。”(《采菽堂古诗选》)钟惺也说:“……如‘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亦是真心真话。”(《古诗归》)这些评论,用于《苦寒行》,也都恰切。
其次是哀生灵之涂炭。这一点,尽管只在“溪谷少人民”一句中吐露出来,但从全诗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得到。“溪谷”,山谷有水处。吴淇说:“山居趁坳,泽居趁突。此山行而曰‘溪谷少人民’,则更无人民矣。”(《六朝选诗定论》)这话说得很对。深山区人民聚居的溪谷,尚且少人民,更何况其他地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千村薜苈,万户萧疏,其惨象,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但诗人未作更多的具体描述,而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谿谷去写,这就收到了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艺术效果。“少”字精当。它与下文“薄暮无宿栖”的“无”,前后照应,相互补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极其凄惨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灾难人民的同情。这种感情,在《蒿里行》中倾吐得比较具体。他说:“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几句,是“谿谷少人民”最好的注脚。
再次是“悲彼《东山》诗”。这里有两层意思:《东山》,是《诗经》中名篇。写一位跟随周公东征三年获得生还的兵士在归途中的歌唱。全诗气氛是悲凉的,色调是凄苦的,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诗中“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等句,与诗人征高于途中所见略同,因而勾起了诗人对长期征战不得归家的士卒的深切关怀。另外,旧说《东山》是写周公的。汉毛苌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诗序》)此处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联系起来看,显然含有自比周公之意。作者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非曹操莫能道出。他还以齐桓、晋文“奉事周室”自许,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自励(《述志令》,见《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而这里又以周公自比,是其真情实意的再次表露。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威震华夏,大权在握,废献帝、夺天下,如探囊取物,而曹操不为,实属难能可贵。
诗一开头就引出山势高耸、道路纡曲的太行山区。“北上”二字,不仅表明了由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到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的行军走向,而且显示出旆旌悠悠,锐不可当的军容,以此笼罩全篇,气势逼人。紧接着文势一顿,发出“艰哉”的喟叹,先在心理土造成惊恐状态,而后围绕“艰”字写景抒情。这就在布局上避免了平铺直叙。并为下文创造出一个广阔的空间和一种步履维艰的气氛。
“北上太行山”,引出步履是怎样的维艰,“巍巍”叠用,展示出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挡住去路,呈现出强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这是写仰望。接下去写平视:“羊肠坂诘屈。”坂曰“羊肠”,又以“诘屈”形容之,则狭窄而多盘旋之势,历历在目。写山写坡,都是纪实,都是从正面落笔;“车轮为之摧!”则是感慨,是烘托。笔法变化而又和谐统一,加强了具体感与真实性。
再下去,笔分两头:一方面写自然景色凄苦,一方面写野兽当道,但又相互交错,以突出行军之艰险。写自然景色,一则曰“树木萧瑟”,再则曰“北风声悲”,三则曰“雪落霏霏”。通过“萧瑟”“霏霏”,写出了景色之阴暗、昏沉、凄凉;通过“声悲”,将客观的物和主观的我融为一体。
写野兽,则是“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这两句都是写途中多野兽,但上句从形态方面描绘。“蹲”者,熊罴袭人之状也。“蹲”而“对我”,毛骨悚然。下句从声音方面渲染。“啼”者,虎豹清凄之声也。“啼”而“夹路”,倍感悲凉。诗人对阴森可怕的自然环境作了朴实的抒写之后,又对荒凉冷落的社会环境作了深刻的描述。在那低洼近水处行军,很少见到人的踪影,天黑了,竟找不到宿栖之处,还得担着行囊上山拾柴,拿着斧子凿冰取水……。这情景写得真切动人,感同身受。
这是一首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的诗篇,它记叙了曹操征讨高斡的行军之苦,抒发了诗人关怀士卒的体恤之情,反映了汉末建安年间干戈动乱的社会生活,其内容具有诗史性的文献价值。诗篇在艺术表现方面,有其独特的感人魅力。首先,结构谨严,章法有致。开篇叙事,继之写景,再做抒情,三者交替有序出现。所叙之事清晰了然,所写之景形象生动,所抒之情深刻感人。其次,语言古朴直率,风格慷慨悲凉。全诗不见华彩藻饰之言,只用朴实常见之语,直言其悲凉之事,直抒其慷慨之情。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这首诗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诗人从这一角度入手,说菊花在大小重阳两天内连续遇到人们的登高、宴饮,两次遭到采撷,所以有“太苦”的抱怨之言。
作者以醉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他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的重创?对于赏菊的人们来说,重阳节的欢乐情绪言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但菊花作为一种生命的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诗人以其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站在菊花的立场上,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实际上,诗人是借菊花之苦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极度苦闷。借叹菊花,而感慨自己被馋离京、流放夜郎的坎坷与不幸,正见其愁怀难以排解。此诗语虽平淡,内涵却十分深沉。主要表现了作者一生屡遭挫败和打击,而在节日里所引发的忧伤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