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黄鹤楼在湖北省武昌西汉阳门内黄鹤山上。世传黄鹤山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得名(见《齐谐志》)，山势绵亘如长蛇奋跃瞰江，其首隆起似高冠，故又名蛇山或高冠山。在山之阴有费文祎洞，亦传为驾黄鹤仙去者，楼即因费文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而得名(见《寰宇记》)。又有《艺文类聚》卷六三引《述异传》说：“荀环，字叔伟，寓居江陵，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云汉，俄顷巳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辞去，跨鹤腾空，眇然烟灭。”
本来登蛇山之巅俯瞰大江已令人心旷神怡似觉身心飘浮脱尘埃，再联想到种种登仙的故事怎能不思绪翻腾！唐崔颢《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为写登楼怀古思乡之愁的绝唱。而陈恭尹登黄鹤楼作此诗虽不及崔诗负有盛名，然其国破家亡之痛，苍凉悲愤之情却极为深沉，与崔诗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作者为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其父殉难时他才十余岁。1659年南明覆亡，他怀着巨痛创伤南归隐居不仕，从河南往故乡南海(今属广东佛山市)途经武昌登临黄鹤楼作此诗，时正值岁暮，苍茫乾坤，思古抚今，情怀激荡，感慨万分！
首联“郊原草树正凋零，历历高楼见杳冥。”点题并概括地描写了季节的变化、时间的迁移产生的环境气氛与人的情绪。旷野草木枯凋零落，黄鹤楼空唯见仙人跨鹤腾飞而去的渺茫极远的雲路，天地间一片凄凉景色，令人感到空虚迷惘，失家亡国之情尽在不言中。
颔联写登楼眺望，进一步通过山光水色的描写表现其胸中的郁愤。“鄂渚地形浮浪动”概指“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地形变化，正在激流中冲撞浮动着(据《水经注》鹦鹉洲曾沉没于江中三百年，后又逐渐淤积，至清乾隆间复成)。“汉阳山色渡江青”谓“晴川历历汉阳树”的绿色已不复存在，唯见浑浊的江水碧如蓝，这本岁暮的自然景色，诗人用拟人化手法说是青色渡江，江山易色，影射了现实的改朝换代。地形山川的浮动、变色形象地表现了诗人不安的心境。
以上四句以景抒情，颈、尾两联则更深一层抒发内心悲愤之情表白自己的态度。既然“昔人已乘黄鹤去”仅有“白云千载空悠悠”只得归隐洞庭。诗人虽未言愁，但其意境是从“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创新出来的，读此二句愁绪油然而至，而且“粤客”只“归心向洞庭”仍是他乡游子，奈何不愁！
尾联“莫怨鹤飞终不返，世间无处托仙翎”。更是寓意深沉，借黄鹤飞仙故事评古论今。“昔人”“飞鹤”是指代诗人心目中的明王朝，它一去难返既成事实，然而却不必怨他，怪只怪、怨只怨、根只恨这人世间虽大却无小小飞鹤容身之地。当然这一见解有偏见，但却无疑表现了诗人对明王朝的忠诚与爱恋。
这首诗的特色在于意境的创造上。首先是诗人巧妙地溶化崔颢《黄鹤楼》诗意境入自己的感情创造出此诗的意境，使诗境更为深广，表达深刻的感情。如：崔诗有“历历汉阳树”，陈诗只见“历历高楼”，显然更是一番凄凉景色。其次是善于选择意象构成意境，表达对故国之思，明太祖取天下围武昌时就是屯兵高冠山俯瞰城中，一鼓拔之取胜的，诗人登临黄鹤楼其用心很明显。又如：“杳冥”能使人立即想到鹤飞楼空；“鄂渚”“汉阳山色”会将鹦鹉洲的芳草、汉阳树的一片春色浮现眼前与现实对比。而“凋零”“杳冥”与“浮浪动”“渡江”等意象则动静结合构成空茫不定的意境达到以自然景象表现人的复杂情绪的效果；以“云水”“洞庭”“鹤飞”等意象构成烟水茫茫前途渺渺此恨绵绵的思想境界，从而表现了诗人的爱国热情，突出诗的主题。
这首诗是作者在镇江金山的题作。诗以清新的语言，深沉的感情，将羁旅的愁苦，客子的孤独，乡梦的频繁，征衣的尘垢，艺术地表现了出来，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抒情手法上，既有直接表达，也有景物衬托。。
“扬子江头几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一出，“客愁”两字已赫然在目。扬子江渡头，几回回经由，江上风波依旧，而旅入已添了新愁。
“西飞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铺衍旅人奔波愁劳之状。太阳天天东升，天天西落，自是无止无息，且不知起讫，然作者竟有“忙于我”之想，显是极无理之语，不过，由此无理语，其感叹自己天涯奔走、东西飘泊的情致，由浅转深。与此出句相对应，对句言向南蜿蜒伸展的青山显得格外清冷，不近人情，一点也不理解旅人客愁之深，反而像在冷冷地嘲笑人，实借青山的整暇和凝重，来反衬人因有所求而离乡背井、抛妻别离是多么的无谓。
想到这一层，作者不免有一种怅然和失落无所依的感觉，由此虽然刚从京师来，衣衫上还沾染着那里的灰尘，但故国之恩已频频入梦，搅得人无法安睡了。这里，“敝裘犹带帝京尘”一句，是用晋诗人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典，读者想及陆诗，当会对作者在京师的那番劳苦，有更深入的了解的。
“交游落落俱星散，吟对沙鸥一怆神。”承此意，由已及人，作者想到自己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正和自己一样，天涯作客，四方糊口，山长水阔，欲再携手欢会、谈古论今而不可得，不由得神情悄怆，黯然至于悲怀难抑。“吟对沙鸥”可能是实景实写，即作者午夜梦回，辗转床铺，再难入睡，所以披农出户，江头散步，见鸥鸟而起意；也可能是虚景虚写，作者既不得安睡，于是重捻灯火，调弄笔墨，赋诗寄慨，也许他想到了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吟唱，借来入诗。人生本是尘世寄迹，居无定所也属当然，正像这高翔天地间的沙鸥，东止西橱，所以，“沙鸥”在此成了一科孤单飘泊、无所着落的象征。一经吟出，全诗的愁情愁绪，得以上升到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境界，读者的思绪，也由此脱开去，浮想联翩，去体会诗人的孤苦，寻觅自己的感怀。
反映羁旅行役之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自《诗经》开始，不绝于史籍。旅途的劳顿，寄居他乡的陌生感，以及无所归依的空寂无聊，很容易被诗人捕捉，并且，他们常将这种羁旅之孤单，上开为对整个人生孤独感的体验，由此，诗的内涵得到充实，诗的境界也变得阔大。作者的这首《渡江》，用素朴清老的语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而对仗之工稳，措词之精警，更使此诗获得普遍的好评。
此诗描写了作者独处在屋子里，独坐屏风前的所感所思。诗中寓情于景，用平淡自然的言语，抒发了作者对于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的厌倦之情。
全诗较短，只有四句，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个层次，主要写诗人在殿内值夜的环境。头一句写诗人值夜时坐在屏风中间，两鬓斑白，已经是五十多岁年纪的人了。人老头发首先从鬓毛白起，故日“鬓毵毵”。第二句写红蜡的烛光在夜深中摇曳跳跃。
以上两句诗为读者描绘出一种死寂冷清的环境。从空间环境看，周围是宫墙深院，身边是“屏风围坐”，身处“重重帘幔”之中。从时间环境看，诗人已进入了“鬓毵毵”的暮年，节令已是寒食前后，春寒犹在，时间是夜深。从亮度上看，也只有一点点绛蜡的摇光。如此一点亮光，很难抵御夜深的漆黑，诗人独自一人处在这样一个时空环境里，心情上必然产生一种重压感。如此漫漫长夜，给诗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环境。
诗的第二个层次由写环境开始自然过渡到写心境。第三句是全诗的过渡句，即由第一、二句的写环境向第四句的写心境过渡。诗人从26岁入大都为朝官，在北方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不难想象，“京国多年”，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南方人的常情尽改。但是，诗人的乡音不会改。如唐代诗人贺知章，虽然“少小离家老大回”，最终还是“乡音无改”。更为重要的是，诗人的江南人意识不会变，诗人的思乡情不会变。所以，诗人在“忽听春雨”之后，自然会“忆江南”。“忽听”二字不可忽略，极富感情色彩。从前三句看，诗人的反思是深沉的，心情是郁闷的，乡思是浓烈的。“忽听”使诗人的感情来个大转变，于寂寞中忽然听到春雨来临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使其精神为之一爽。色调也开始由暗淡变为明快，这是给诗人带来向往、希望、思念的春雨。
诗人“忆江南”，不仅仅是因为春寒犹在的北国比不上“杏花春雨江南”，而主要是因为诗人年纪老大、仕途坎坷。诗人在翰林时“承顾问及古今得失，尤委曲尽言”，“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一些同僚“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谗言一时不能奏效，“则相与摘集（虞集）文辞，指为讥讪”。在此种情况下，诗人时时想退出政坛，告老还乡。
全诗言语平淡而自然，但却含有丰富的底蕴，浓浓思乡之情藏在淡淡哀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