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篇赋先写文同画艺的高超，再写文同画艺高超的原因，最后指出文同画竹合乎大道。全赋语言简洁凝炼，流畅疏宕，准确精到，既形象鲜明，又意义深邃，句式整齐中有变化，音韵节奏跳荡活泼，语言形式与内在意蕴的表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全赋分三层。第一、第二段为第一层，此层以真衬画，极写文同画艺的熟练高超。此赋起笔扣题，先总写文同所画墨竹的精妙。“与可以墨为竹，视之良竹也”，这里的“良”字，不仅是“好”的意思，也包含着“真”、“美”的意思，是说文同的墨竹，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所以“客见而惊焉”。然后此赋借客人之口，首先描述了竹子生长的环境条件和成长过程、它的禀性恣态、与众不同的品格神韵，接着笔触一转，如此物生自然、造化难使的竹子，文同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它绘写出来，不仅得其形，而且得其神，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所以客人禁不住要问：“子岂诚有道邪？”这一段作者用了“水涨船高”的写法，先极力铺写竹子的生长、恣态和神韵，目的是为突出文同画艺的高妙服务。第三段为第二层，此层借文同之口，述说文同画艺之所以达到如此境界的原因。首先借文同之口说：“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为下文确立纲领，接着叙写文同痴迷于竹，生活在竹子中间，心无旁鹜，观其形，体其神，察其变，会其德，从而由熟悉竹到喜爱竹，最终达到与竹化而为一。因此，当文同画竹时，便“忽乎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前，勃然而兴，而修竹森然”，达到巧夺天工、与自然争奇的地步。最后两段为第三层，此层总结全文，说明文同之画竹，合于大道。作者首先用庖丁解牛与养生之道相通，轮扁斫轮与读书之道相通两个事例说明“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接着用设问的方式，说明文同之画竹，同样也合于大道，从而把题旨升华到了“万物一理”的这个社会生活根本的原则上。

　　在艺术上，此赋除继承了传统的赋体创作手法如主客问答的形式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此赋构思精巧，行文流畅，前后联系密切，结构合理谨严。此赋第一层写文同画艺的高超，第二层写文同画艺高超的原因，第三层指出文同画竹合乎大道。全赋以“道”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而“道”的含义又随着文章的展开而逐渐丰富和深化。其二，写竹与写人，论画艺与论人品有机结合，人、景、情、理浑融一体，使全赋意蕴丰厚，耐人品味。其三，语言简洁凝炼，流畅疏宕，准确精到，既形象鲜明，又意义深邃。其四，句式以散句为主，骈散结合，整齐中有变化，音韵节奏跳荡活泼，语言形式与内在意蕴的表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词人在公元1178年秋天，他从四川回到了阔别了九年的故乡绍兴。（陆游生于公元1125年）这时候的陆游已经五十三岁了。九年间，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环境的变化会很大，人的变化相对说来不会太大。但是对当时的陆游所处的时代来说，环境的变化相对要小些，而人事的变化会比较的大。作者这首词当是返乡之后所作。

　　故土久别重回，使词人产生对故乡的陌生感。上片，作者从久别重回故土发出了一系列的感叹。下片由时事变迁，年老体衰，但词人报国的“壮志”初衷未改，表现了词人不甘“溪友为伴”、老骥伏枥的豪情壮志。

　　起句“孤鹤归来（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辽东化鹤归来，老成凋谢，少者成长，使词人深切地感到人生无常。“孤鹤归来”：典故出自晋朝陶潜《搜神后记》，书中载，有个名字叫丁令威的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学成后化鹤归辽东，停在城门华表柱上，目注家乡物是人非，叹道：“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词人时隔九年重新回归故里，眼见故里的老人谢世，新人成长，“换尽旧人”，恍如隔世。一个“尽”字，表明了作者些许哀伤、些许无奈。这“哀伤”和“无奈”从下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这一处处的荒凉的坟墓中躺着的人啊，曾经在生前有过多少美梦，现在都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断绝了。“念”在此处表达了词人的联想。有着词人对逝者的怀念和惋惜，有着对的世事不公的愤懑，有着对人生短暂的叹息！“王侯蝼蚁，毕竟成尘”，王侯：大人物；蝼蚁：蝼蛄与蚂蚁，指微小生物，这里比喻地位低微的人。杜甫《谒文公上方》诗有：“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虚。”词人面对“累累枯冢”告诉人们：在岁月面前，无论王公贵戚，平面百姓一律平等，最终都将化为尘土。这一切感想，作者是经过了宦海的多次沉浮，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反思和沉重感悟。

　　“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载酒”：携带着美酒。巷陌：街坊，这里指烟花巷。词人在感叹人生短暂的同时，脑海中又很自然地浮现出了过去美好生活的一个个回忆：他曾经携带着美酒，来到春色满园的林园中，对酒赏景；青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在春意昂然中寻花问柳，没有辜负了大好的春光和自己的青春年华。

　　但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那毕竟是过去了的绮梦，老境来临，沈腰潘鬓消磨，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的陆游不能不让人叹息。“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流年：流去的岁月，指光阴。围腰带剩：喻人老病，《南史·沈约传》：“（约）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点鬓霜新：双鬓花白。光阴流得很快，现在我已经人瘦弱衰老了，双鬓已经花白了。承接上句，词人由衷地发出了日月如梭，过去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感叹。

　　上片写自己回到故乡，就像当年的丁令威回到辽东一样，见到的是物是人非。自己曾经的亲朋故交许多都已经离开了人世，看着一座座坟墓，想到与他们生前的交往，令人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梦。“载酒”三句是回忆，当年自己也曾载酒寻花，在园林巷陌之中留下足迹，并不曾辜负那上天赐予的大好春光。“流年改”一转，跌落现实，可如今时光流逝，自己也身体憔悴，两鬓斑白了，可是功业依然无成。

　　下片写了许多自慰语和旷达语，以掩饰心中的惆怅。“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交亲”：知交和亲友。知交和亲友象流云一般地飘散了。这里作者将人事的变换比作流云，因为云的变幻极快，所谓“风云变幻”，亲友都流散了，死的死，走的走。而今未曾料到的只剩下孤身单影，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故乡。“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与词的上片，“换尽旧人”相对应。故乡已经换尽旧人，惟有我未换，累累枯冢我还尚存人间。孑然一身回故乡，眼见亲友故交消亡了，面对累累枯冢，一种莫名的悲凉，怅惘之情，从词人心中油然而起，但作者还是极力安慰自己，“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幸好，我现在眼睛还算看得见，瘦弱的身体还算健康，品茶也能够知道茶的甘甜，吃饭也还能够嚼烂。这是标准的阿Q式的表白。紧接着这是阿Q式的无可奈何的自我标榜，词人又以“非惟我老，更有人贫”为宽慰自己：不要以为自己老迈了，还有许多的穷人活的比我更累呢。对陆游来说，作为一个离职的官宦，家在有佣仆使女，一般的家务琐事无须他处理，而故乡的穷人就不同了。

　　所以，词人特地将“更有人贫”提出来，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吧。作者曾在《书喜》诗中写道：“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这与此处的“幸眼明身健”四句的用词相同。作者万里西归，为什么还总是那样戚戚不欢，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用自慰来解脱呢？紧接着，作者作了回答：“躲尽危机，消残壮志”，原来陆游一生为官，志在恢复祖国的大好河山，希望自己能为祖国抗击金人的入侵而作出贡献，他在不久，也是在故乡的山阴写下一篇《诉衷情》，全词是如下：“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出生的第二年，北宋便为金人所灭。

　　陆游青壮年时期一心向往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四十八岁那年他曾经到西北前线南郑（今陕西汉中），在川陕宣抚使王炎公署里参与军事活动。但是因为朝廷缺乏坚持北伐收复河山一贯的思想，主和苟安，所以他的满腹壮志和愿望只能变成满腔忧愤。他还在《夜读兵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平身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但是一切的努力后来眼看都化作了泡影，“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陆游在词中虽然一再自慰，但是，从他“躲尽危机，消残壮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是无法宁静的。他在朝为官的时候，为了抗金大业，放言直陈己志，却屡屡遭到朝廷公侯的排挤，屈居下僚。危机虽然侥幸躲过，然而壮志已经消残。

　　“短艇湖中闲采蒪”蒪（chun）：水生植物名，又名水葵，可作羹。陆游在《寒夜移疾》诗中自注说：“湘湖在萧山县，产蒪绝美。”在“躲尽危机、消残壮志”、回到家乡的日子里，乘着小舟，在湖中悠闲地采蒪。这里，陆游的采蒪和其它人的采蒪有着不同之处，词人并不缺乏美味的菜肴，他采蒪主要还是在表现他的无奈，他的消磨时日。或者说他是去感受一下下湖采蒪的乐趣。当然，自己采来自己尝鲜，也不乏美妙之处。

　　结尾：“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我还有什么可以有遗恨的呢？现在我与渔翁饮酒同醉，与小溪旁的农民结为邻居，我感到这一切很满足了。这样的生活真得能让词人满足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词中“吾何恨”三字透露了词人心中的不满。既然没有“恨”，又何必问。既然问了就应该是有恨。如果无恨，这问就显得无理；如果有恨，又是恨什么呢？词人没有回答，应该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更让人感到陆游有的是让他痛苦难耐的恨。

　　我们从直到他临死时候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陆游的恨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恨。这是陆游之所以千百年来成为后人无可遗忘的诗人、词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他的诗词让我们百颂不厌的重要原因！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操是一以贯之的。他渴望沦陷区的收复和国家的统一的思想，这正是他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这样不说出来的恨，就更加使词人和读者痛苦难耐了。

　　在群芳斗艳的花季里，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总是姗姗开迟，待到牡丹占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已经将到尽期。历代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于伤春惜花的题材总是百咏不厌。而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却在无数惜花诗中别具一格。人们向来在花落之后才知惜花，这组诗第一首却一反常情，却由鲜花盛开之时想到红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鲜立意表现了对牡丹的无限怜惜，寄寓了岁月流逝、青春难驻的深沉感慨。

　　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气跌宕回环，语意层层深入。首句开门见山，点出题意：“惆怅阶前红牡丹”，淡淡一笔，诗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红艳，都已历历分明。“惆怅”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开败的错觉，立即将读者引入惜花的惆怅气氛之中。第二句却将语意一转：“晚来唯有两枝残。”强调到晚来只有两枝残败，读者才知道满院牡丹花还开得正盛。“唯有”、“两枝”，语气肯定，数字确切，足见诗人赏花之细心，只有将花枝都认真数过，才能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而“唯有”如此精细，才见出诗人惜花之情深。这两句自然朴质，不加雕饰，仅用跌宕起伏的语气造成一种写意的效果，通过惜花的心理描绘表现诗人黄昏时分在花下流连忘返的情景，情笃而意深。

　　既然满院牡丹只有两枝残败，似乎不必如此惆怅，然而一叶知秋，何况那还是两枝。诗人从两枝残花看到了春将归去的消息，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气又是一转，从想象中进一步写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许未必起风，“应”字也说明这只是诗人的忧虑。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开到极盛的花朵随时都会遭到风雨的摧残。一旦风起，“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那种凄凉冷落实在使诗人情不能堪。但是诗人纵有万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来的风雨。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那么，趁着花儿尚未被风吹尽，夜里起来把火看花，也等于延长了花儿的生命。何况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将要衰谢的牡丹越发红得浓艳迷人，那种美丽而令人伤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领略不到的风味。全篇诗意几经转折，诗人怜花爱花的一片痴情已经抒发得淋漓尽致，至于花残之后诗人的心情又会如何，读者也就不难体味了。

　　第二首诗自注说是写在“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两首诗的题材完全一样的，都是“惜”牡丹花，但是切入的角度却又有所不同，前一首“晚来唯有两枝残”，是硕果尚存，而这一首却已是败蕊残花，一片狼藉，看上去简直有点惨不忍睹了。诗是这样开头的：“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当牡丹盛开之时，当然不会被冷落，可是一旦花期过后，真的到了花萼低垂、冷雨萧瑟、花瓣飘落、随风飞散之际，就不会有人前来赞赏她曾有的富贵妩媚，或者关注她如今的凄凉处境。白居易用两个字“寂寞”，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其间的不幸。前一首以“惆怅”领起，说的是白居易惜花的无奈感受，这一首用“寂寞”开篇，点出了落花的冷落处境。这是一种真正护花使者才会有的境界，而绝不是那些附庸风雅、追随时髦者所能想象和体会的。咏物诗写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在借咏物而言志了，也许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善行，可是真正需要的却往往是无人喝采的雪中送炭呀。

　　接下来的两句诗，“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具体细微地刻画了风雨过后落红满地的景象，用的是一种欲擒故纵、欲说还休的表现手法，极尽强调、渲染之能事。先说哪怕在是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开败的牡丹随风飘落也会令人感到无比惆怅，进而强调眼前所见，当初在枝头上或含苞待放，或笑靥迎人的花瓣已经不但开败，“何况”又纷纷“飘零”在风雨过后的“泥土中”，那种惨状，那份凄凉，只要是有一分爱花的心思，哪怕是石头人见了也要落泪了，更不要说白居易面对此景又该做何感想了，这实在是他无从表达也不忍明说的。诗歌也就在这种让人不忍卒读的情绪中，黯然而止了。

　　白居易此组诗一出，引起后人争相模仿，李商隐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残花萎红中寄托人去筵空的伤感，比白居易的诗写得更加秾丽含蓄，情调也更凄艳迷惘。而在豁达开朗的苏轼笔下，与高烛相对的花儿则像浓妆艳抹的美女一样娇懒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惜花的惆怅已经消融在诗人优雅风趣的情致之中。这两首诗历来更为人们所称道，但后人艺术上的成功是由于撷取了前人构思的精英，因此，当读者陶醉在李商隐、苏轼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之中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白居易以烛光照亮了后人思路的功劳。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这首五言古体诗大约是綦毋潜因安史之乱爆发而归隐之后创作的作品。诗人在一个春江花月之夜，泛舟若耶溪，滋生出无限幽美的情趣。

　　此诗开篇“幽意无断绝”句，以“幽意”二字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即幽居独处，不与世事，放任自适的意趣。这种“幽意”支配着他的人生，不曾“断绝”，因此，他这次出游只是轻舟荡漾，任其自然，故云“此去随所偶”。“偶”即“遇”。诗人在这里流露出一种随遇而安的情绪。

　　以下写泛舟的时间和路线，描写沿岸景物。“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习习晚风，吹拂着游船，船儿任凭轻风吹送，转入春花夹岸的溪口，恍如进了武陵桃源胜境，多么清幽，多么闲适！“晚”字点明泛舟的时间，“花”字切合题中的“春”，看似信笔写来，却又显得用心细致。“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写出游程中时间的推移和景致的转换。“际夜”，是到了夜晚，说明泛舟时间之久，正是“幽意无断绝”的具体写照。“西壑”，是舟行所至的另一境地，当置身新境，心旷神怡之时，抬头遥望南天斗宿，不觉已经“隔山”了。

　　“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二句，是用淡墨描绘的如画夜景。“潭烟”，是溪上的水雾：“溶溶”，是夜月之下雾气朦腾的景状，而着一“飞”字，把水色的闪耀，雾气的飘流，月光的洒泻，都写活了，“林月低向后”，照应“际夜”，夜深月沉，舟行向前，两岸树木伴着月亮悄悄地退向身后。这景象是美的，又是静的。

　　诗人以春江、月夜、花路、扁舟等景物，创造了一种幽美、寂静而又迷蒙的意境。而怀着隐居“幽意”的泛舟人，置身于这种境界之中，“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人生世事正如溪水上弥漫无边的烟雾，缥缈迷茫，作者愿永作若耶溪边一位持竿而钓的隐者。“持竿叟”，又应附近地域的严子陵富春江隐居垂钓的故事，表明诗人心迹。末二句抒发感慨极其自然，由夜景的清雅更觉世事的嚣嚣，便自然地追慕“幽意”的人生。

　　殷璠说綦毋潜“善写方外之情”（《河岳英灵集》）。作者超然出世的思想感情给若耶溪的景色抹上一层孤清、幽静的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描写的是一个春江花月之夜，又是怀着追求和满足的心情来描写它，因而这夜景被状写得清幽而不荒寂，有一种不事雕琢的自然美，整首诗也就显得“举体清秀，萧肃跨俗”（《唐音癸签》引殷璠语），体现出一种兴味深长的清悠的意境。在写法上，诗人紧扣住题目中一个“泛”字，在曲折回环的扁舟行进中对不同的景物进行描写，因而所写的景物虽然寂静，但整体上却有动势，恍忽流动，迷蒙缥缈，呈现出隐约跳动的画面，给人以轻松畅适的感受和美的欣赏。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