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开篇直奔主题,季氏将要对颛事发起进攻,冉有、季路来见孔子,说:“季氏将要对颛事展开军事行动。”孔子回答得很直接,很明显,孔子反对季氏侵略颛事,理由充分,态度也很坚决。听到孔子的质问,冉有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说:“是季康子想要发兵,作为家臣,我们也不希望他这样做。”
冉有急于为自己开脱,于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季康子身上,但是孔子没有就此作罢,继续说“冉有啊,古时的史官周任有一句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任职,不能胜任的便不要担任。’站不稳却不扶着,要跌倒了却不搀着,那么扶着瞎子走路的人还有什么用处呢?况且,你的话不正确。老虎和独角犀从笼子里出来了,龟板和玉器在盒子里被毁坏了,这又是谁的责任呢?”孔子引经据典,以两个问句的句式对弟子发出请问,以比拟的修辞方式责备了弟子。在孔子眼中,他的两位弟子没有辅佐好季氏,就是严重的失职。
在孔子的责问之下,冉有开始为季康子侵略颛事寻找合适的理由,这一次,孔子不再留情面,严厉斥责道了冉有,孔子明确知道,季氏想要对颛事动武,一定会为自己找一个借口,但他不会被这样的借口蒙蔽。
揭穿了季氏讨伐颛事的真相,孔子没有直接地加以痛斥,而是开始论述正确的治国之道,借此来反衬季氏的无道。一席话道尽了孔子的政治理念,彰显了他所主张的礼义制度。
孔子最后又将话锋转向两位弟子,此话意在提醒季氏不要贸然行动,否则将会引起鲁哀公的猜疑,进而引发内乱。联系鲁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可知孔子的一番驳斥和规诫具有现实意义。当年,季氏权倾朝野,是鲁国政权的实际掌控者,鲁国国君哀公心有不满,意欲收回季氏的封地以削弱他的权力季氏之所以想要攻占颛事,是为了先下手为强,他担心哀公会联合颛事一起讨伐自己。这样看来,孔子对鲁国的政治形势有着冷静的体察,对季氏的盘算也心知肚明。孔子反对季氏发兵,是为了不使季氏与哀公的矛盾公开化、激化,进而造成国家的内战。孔子批评两位弟子,也是希望他们要以国家的大局为重这篇文章记述了师生之间的一场辩论,篇幅虽然简短,却形象地写出了孔子的义正词严和冉有等人的理屈词穷。对于如何通过对话塑造人物这一文学技巧,这篇文章具有示范意义,是后学者可以学习、模仿的典范之作。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