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词人通过登多景楼的所观情景的描写、抒发，表现怀才不遇的困惑、无奈，但通篇并无消沉之感，而是感慨悲凉。

　　上片触景抒怀，情融景中。

　　开首“天下奇观，江浮两山，地雄一州”三句，实景与幻象相融合，其中用一个“奇”字，表现出了奇妙的视觉幻象。“对晴烟抹翠，怒涛翻雪，离离塞草，拍拍风舟”，画面进一步活跃起来。看吧，江面开阔，水雾缭绕，晴日下，格外分明，江那边，只能模糊地看见青青的山影。句中“抹”字，生动地绘上令人神往的一笔。灵动的笔触一转，绘出浪声阵阵，一浪高过一浪，如一堆堆白雪翻滚。句中“怒”、“翻”二字，将气势浩大的江涛表现得极有力度。江边苇草丰茂，江船迎风击水前进。登斯楼也，睹其江水、远山、烟波、怒涛、塞草、行船，画面生机盎然，气势宏伟，激起有志男儿的壮志豪情。

　　但是，现实残酷地粉碎了词人的宏伟抱负，不禁悲从中来。他感到“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岁月如此匆匆消逝；对照之下，他却只能“几度斜阳人倚楼”。于是一种愤懑压上他的心头，“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敝貂裘”，英雄老矣，什么都不可能了，难有作为。如此写来，感情一波三折，起伏有致，令人感动。

　　下片直书感喟，情中带景。

　　词人自比谢安，志愿出征，领导抗战，可是，朝廷却不任用他，使他壮志难酬。既然如此，词人只好退而求隐：“且容老子，还访浮丘。”此句意谓，还是归隐去吧，去与浮丘公相伴。下面，词人更进一步抒发了归隐的思绪，并为未来的归隐生活作了构想：“鸥鹭眠沙，渔樵唱晚，不管人间半点愁。”这样，在词人的眼前出现了归隐生活的幻景，闲适，安然，不问世事，写得十分真切生动。词尾写道：“危栏外，渺沧波无极，去去归休。”这里，词人写自己倚栏远眺、沉思，深感国运难回，英雄失志，终于下定归隐的决心。“去去归休”，不能再犹豫了。

　　词中有画，这是此词最大的特色。寥寥几笔绘出一幅清新、俊逸的江水山色图；此词意境开阔，绘景抒情相得益彰，且气韵流畅，很有力度。就内容而言，其中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与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这一对矛盾集中于词人一身，这是现实使然，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分不开。

　　周密《齐东野语》称毛熙震词“中多新警，而不为儇薄”。词家论词，具有见地。其新警处，不在字而，而在巧思。这首词，写闺中人静夜独居、忆念离人的情状，运笔纤回，含思缥缈。于篇终见意，曲尽掩抑难言的境况。询为五代词中高格。《菩萨蛮》词，前有温飞卿十四篇精湛之作，而毛氏此词，易秾华为淡稚，变密艳为幽丽，别出新意，不得让飞卿专美于前。

　　“梨花”二句，写高楼静夜的青景，渲染怀人的气氛。楼下的院子里梨花飘谢，楼上只听到风吹檐铁的阵阵声响。二句写景，实已托出素居寂寞的楼中人的形象，“梨花”句，写春光已逝，时不待人。“高楼”句，写夜静闻声，极无聊之状。可与李商隐《燕台诗》“云屏不动掩孤颦，西楼一夜风筝急”参看。“斜月照帘帷，忆君和梦稀。”上句写月光照在薄薄的帷幕上，亦古诗中常见的境界、不外从“明月照高楼”，“薄帷鉴明月”等语化出，以表现闺人的愁思。两句好就好在“和梦稀”的“稀”字，一字可抵宋徽宗《宴山亭》“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数句。恨君之深，思君之切，皆由此字透露消息。忆极而生恨，故作此怨怼之语。

　　下片写室中情状和闺人动态。“小窗”二句，运思甚奇。她背着小窗前的灯光，是为了不让照见脸上的啼痕，可是，却教栖息在帘帷上的燕子窥到了。它们呢喃相语，仿佛为闺人的愁态而吃惊。二语从侧面描写，一“惊”字尤为入妙。一结两句，“屏掩断香飞，行云山外归”，为全词中精绝之笔。她床前屏风低掩，只见到薰炉中升起的袅袅轻烟。疑是那缥缈的行云，冉冉从山外归来。山就是指屏风绘画的山峦，词中语意相关。亦暗示情人的去处。由断香而想及屏山上的行云，由行云而想到漂流远方的游子。宋玉《高唐赋》谓楚怀王梦巫山神女。神女自言“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因以“行云”喻男女的欢合，“行云山外归”，疑行云之归，正是怨其不归，真是痴心人语。与作者《临江仙》词“暗思闲梦，何处逐云行”，意似相反而情味实同。

　　《国风·周南·汉广》是先秦时代的民歌。这首诗是男子追求女子而不能得的情歌。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

　　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汉广》全篇三章，前一章独立，后二章叠咏，同《诗经》中其他重章叠句的民歌，似无差异。但从艺术意境看，三章层层相联，自有其诗意的内在逻辑。可析而为二。

　　首先，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方氏由此把《汉广》诗旨概括为“江干樵唱”，否定其恋情诗的实质，仍不免迂阔；但见出起兴之句暗示了采樵过程，既有文本依据，也是符合劳动经验的。

　　其次，从结构形式看，首章似独立于二、三两章；而从情感表现看，前后部分紧密相联，细腻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失望有失落；但诗篇于此未作明言，对这位青年当年追求思恋的一往深情，让读者得之言外。

　　诗篇从失望和无望写起，首章八句，四曰“不可”，把追求的无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逆转。一般把首句视为起兴；如果换一种读法，把“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置于首位，那么，“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便可视为比喻，连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构成一组气势如潮的博喻；瞻望难及的无限怅惘之情，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当年苦恋追求，今日瞻望难及。但心不甘、情难拔，于是由现实境界转入幻想境界。

　　三、三两章一再地描绘了痴情的幻境：有朝“游女”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游女”有朝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但幻境毕竟是幻境，一旦睁开现实的眼睛，便更深地跌落幻灭的深渊。他依然痴情而执着，但二、三两章对“汉广”、“江永”的复唱，已是幻境破灭后的长歌当哭，比之首唱，真有男儿伤心不忍听之感。总之，诗章前后相对独立，情感线索却历历可辨。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这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所谓的“企慕情境”，即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境界。《秦风·蒹葭》也是刻划“企慕情境”的佳作，与《汉广》比较，则显得一空灵象征，一具体写实。

　　《蒹葭》全篇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连主人是男是女都难以确指，诗人着意渲染一种追求向往而渺茫难即的意绪。《汉广》则相对要具体写实得多，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樵夫与游女；有细微的情感历程：希望、失望到幻想、幻灭；就连“之子于归”的主观幻境和“汉广江永”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具体的。不为无见。当然，空灵象征能提供广阔的想像空间，而具体写实却不易作审美的超越。钱锺书《管锥编》论“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诗经》中以《秦风·蒹葭》为主，而以《周南·汉广》为辅，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