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到处都是披着毛毡的蒙古骑兵,亡国后,人们去观看上元灯市,花灯好像也伴人洒泪。春天来到这座悲惨的城市,元军在街头打着鼓、耍把戏,横笛吹奏起蒙古的腔调,哪里有一点儿春天的光景?耳闻目睹,心头不是滋味!
在微弱的灯光下叹息,悲伤无聊的生活把人折磨,在这明月高悬的上元灯市,我十分留恋沦陷的楼台房舍。那令人眷恋的临安都城的风景,那隐居山林的寂寞岁月,那逃往海滨的小朝廷的君臣,怎么进行抗敌斗争,复兴祖国?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注释
铁马:指战马。陆倕《石阙铭》:“铁马千群。”
银花:花炮。
戏鼓:指蒙古的流行歌曲,鼓吹杂戏。
故国:本意是“故都”,这里兼说“故宫”,连下高台。
辇下:皇帝辇毂之下,京师的代称,犹言都下。三句分说:宋亡以后临安元宵光景,自己避乱山中,宋室漂流海上。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己伤宵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故马蒙毡,代花洒”,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故马”,指元军的故骑:“代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故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故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宵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故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代花不夜天的光也洒”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代灯似有人的形象和己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代花洒””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宵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故马蒙毡,代花洒””,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己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歌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己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宵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己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宵期,那宵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这首词作于南宋灭亡之后,刘辰翁亲历了国家的最后灭亡。自古以来.经三代二帝开创、汉唐帝国不断开辟的广袤国土终于第一次沦为异族的牧场!亡国之恸该是何等深重。作者用凄凉之笔,抒发了邦宗沦覆,物事皆非之感。
这是一首拟古诗,通过描写汉初与匈奴的边境战争,歌颂了当时边防将士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功绩,反映了唐初对外战争的某些现实。
诗的首联是严整的对句。“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指出交战的双方,又介绍交战的地理背景。能征善战的单于冒顿,杀父自立,灭东胡,逐月支,征服丁零,侵入秦之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势力强盛。西汉初年,不时进一步南下侵扰,严重影响西汉王朝。这里以“冒顿”对“将军”,冒顿既已如此勇猛,那么“将军”自然也是身手不凡的。这里为下文的酣战作铺垫。“乌贪”与“紫塞”相对,说明是在异域的。“紫塞”是古代人们对长城的习惯称谓。紫色,象征着高贵、庄严,不可侵犯,正与乌相对。“乌”字后再加以“贪”字,更易使人产生鄙薄感。诗歌利用字词的形、义及色彩在人们心中的定势,巧妙地造成一种邪不压正的气势,既为下文作铺垫,又表现必胜的信心。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照应首句,指出“将军出紫塞”的原因。敌人如此猖狂,汉军自然要奋起抗敌。下句的“阵翼龙城南”也因此有了着落。不但正面迎击,还左右包围,两翼的战阵已达“龙城南”——直捣敌巢。足见汉军之强大,英勇抗击外敌的浩然正气充斥字里行间。
“雕弓喧宛转,铁骑晓参驔”,进一步描写抗敌将士的战斗生活。他们严阵以待喧不释弓,晨不离鞍,随时准备飞矢跃马,追奔逐北。比起“枕戈待旦”,“喧抱玉鞍”这样的描写新颖而有气魄。“宛转”“参驔”,既恰当地表现了前方将士紧张而又镇定自若的心情,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里虽没具体说明这次交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白日即将结束,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将士们等待迎接决战的胜利,因此从心底发出了呼唤:“太阳呀!请您留下来,让我们与敌军决一雌雄!”日出日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应须驻白日”的呼唤,表面悖理而近痴,实则生动地表现了将士们高昂的斗志。这是由“安得长绳系白日”诗句变化来的。结尾以“战方酣”三字,并未直说战争的胜负,但孰胜孰负已然明了,因为第二联已表明直捣敌巢——阵翼龙城南了。总体来说,这是一首裁乐府以入律的佳作。
这一支“旅中”,实际上包括了旅程的两种情味。前四句的醉高歌是在舟船的动行中,而后七句的摊破喜春来则是泊岸后的旅宿。行、宿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醉高歌记行,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反映心情。作者笔下出现了长江和远山,江中来往着大小船只,也包括诗人自己乘坐的航船,江岸的近处为大片的芦苇,远处是一道道树林。从长江的远映青山、难穷望眼,反映了作者已在江上行过漫长的途程;江流浩瀚,扁舟来往,这一切都会牵惹起“旅中”强烈的漂泊情绪;而“烟锁云林又晚”,呈现出一派暮气沉沉的客乡景象,“又晚”的“又”字还带有羁旅日久、光阴蹉跎的感慨意味。笔墨虽然不多,却写出了旅中浪迹天涯的一重客愁。
摊破喜春来也有写景,但更多地直接结合着作者的感想。“篱边”句点出深秋的节令,“囊底青蚨逐日悭”,则述出了客中困顿失意的处境。接着,诗人用三句鼎足对,细绘了旅宿中不寐的伤心情状。造成他彻夜难眠的,是“晚砧”、“檐马”、“晓钟”的声响,平白增重了诗人的孤寂感和失落感。这种孤苦的情味,是旅中孤独凄清的又一重客愁的表现。前一重客愁还能假借行程中的景物作为散虑的寄托,而在长夜止宿中,所表现出的旅愁就只能任它凝聚在心头了。
结尾两句,是在晓钟惊梦的挨守中,起身修写家书的情景。这一笔看似寻常,细细体味,却是饱含辛酸。诗人吐出“归去难”,这一沉重的现实已是不堪;而他还要向遥远的亲人掩饰真相,强自“回两字报平安”,其苦心孤诣就不能不使读者更觉震动了。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