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着力描绘岳阳楼周围景色;后四句承接前四句抒发身世之感,家国之恨的感慨。纵观全诗,诗人俯仰今古,伤时感世,含蓄深远,气象浑厚,格调沉郁。
诗的前四句,诗人着力描写岳阳楼周围的景观特征。在初登岳阳楼之时,诗人注意到了楼之地理方位:“洞庭之东江水西驴(《登岳阳楼》);再次登临,诗人选择最佳观察角度,站在楼之西北角。从这一角度望出去,北面是浩浩长江,江风阵阵,浊浪腾涌,一往无前;江边长堤,曲折蜿蜒,连绵不断。西南面则是碧波千顷的洞庭湖,波光潋滟,湖岸草木葱茏,相连不绝,一直延伸到穷荒僻远的南方天边。江水浊黄,湖水清碧,对比强烈,异态纷呈。
面对此景,诗人凭栏良久,自身迁谪之恨、国家兴衰之感,不觉一齐涌上心头。万千感慨、诸种情怀,凝成掷地有声的一联诗句:“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作者从谪监陈留酒税以来,迄今已有五年了。五年之中,发生太多的变化。国无宁日,人无宁日。靖康之难,宋室南迁,诗人颠沛流离,到处流浪。是年,诗人仅三十九岁,但头发却已愁白了,真是天下之事、迁臣之恨都反映在双鬓之上。作者壮年头白,确是实写,非是夸张,同年所作诗曾多处提到。如《登岳阳楼》云:“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巴丘书事》云:“腐儒空白九分头。”《晚步湖边》云:“终然动怀抱,白发风中搔。”可见诗人此时的景况确同杜甫一样:“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陈衍《宋诗精华录》盛称“乾坤”一联为“学杜而得其骨”者,为家国之忧而心碎,而头白,正是杜诗与陈诗共具的思想特色。
此时,诗人思绪缥缈。登高怀古,乃题中应有之义。诗人联想到古往今来,与自己遭际略同的不止一人。昔时,汉代的贾谊被贬长沙,途经湘水,曾作赋以吊屈原。尾联所谓“欲题文字吊古昔”,即指此事。然而,作者此时的处境却比贾谊更坏,心境也比贾谊更劣。所以,即使像贾谊一样抒发吊古之情,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于下笔。于是只得面对风壮浪涌的长江、洞庭而茫然无语了。
为了表达欲语又止、抑塞难堪、郁戾不平的思想感情,此诗采用了拗体格律,音节拗怒,陡折峭拔,与老杜《白帝城最高楼》等拗体律诗格调相同。王嗣爽曾评杜甫拗体诗说:“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杜臆》卷七)此说简斋亦足以当之,不愧“学杜而得其骨者”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岳阳楼的壮观天下闻名,站在楼北眺望,长江堤坝连绵不绝。
草木连绵不绝延伸到偏远的南方,可惜眼前的山河已换了主人。
我被贬谪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亡国之痛,谪臣之恨,都表现在我变白的双鬓上。
想要题写几句诗凭吊古人,江风很大,波浪涌动,我的心不知所措。
注释
观:景象。
阴:水之南山之北。
堤绵绵:形容堤坝很长。
南服:周朝时,王室将王畿以外的土地分为“九服”,“南服”指南方较偏远地区。
乾坤万事:指天下事。暗指“靖康之变”。
集双鬓:苦恼而使双鬓变白。诗人于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谪监陈留酒税,迄今五年,故有“一谪今五年”之说。
茫然:懵然,不知所措。
诗的前四慨着力描绘岳蜒楼周围景色;后四慨承接前四慨抒发身世之感,家国之恨的感慨。纵观全诗,诗人俯仰今古,伤时感世,含蓄深远,气象浑厚,格调沉郁。
诗的前四慨,诗人着力描写岳蜒楼周围的景观特征。在初登岳蜒楼之时,诗人注意到了楼之地理方位:“洞庭之东江水西驴(《登岳蜒楼》);再次登临,诗人选择最佳观察角度,站在楼之西北角。从这一角度望出去,北面是浩浩长江,江风阵阵,浊浪腾流,一往无前;江边长堤,曲折蜿蜒,连绵不断。西南面则是碧波千顷的洞庭湖,波光潋滟,湖岸草木葱茏,相连不绝,一直延伸到穷荒僻远的南方天边。江水浊黄,湖水清碧,对比强烈,异态纷呈。
面对此景,诗人凭栏良久,自身迁谪之恨、国家兴衰之感,不觉一齐流上心头。万千感慨、诸种情怀,凝成掷地有声的一联诗慨:“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作者从谪监陈留酒税以来,迄今已有五年了。五年之中,发生太多的变化。国无宁日,人无宁日。靖康之难,宋室南迁,诗人颠沛流离,到处流浪。是年,诗人仅三十九岁,但头发却已愁白了,真是天下之事、迁臣之恨都反映在双鬓之上。作者壮年头白,确是实写,非是夸张,同年所作诗曾多处提到。如《登岳蜒楼》云:“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巴丘书事》云:“腐儒空白九分头。”《晚步湖边》云:“终然动怀抱,白发风中搔。”可见诗人此时的景况确同杜甫一样:“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陈衍《宋诗精华录》盛称“乾坤”一联为“学杜而得其骨”者,为家国之忧而心碎,而头白,正是杜诗与陈诗共具的思想特色。
此时,诗人思绪缥缈。登高怀古,乃题中应有之义。诗人联想到古往今来,与自己遭际略同的不止一人。昔时,汉代的贾谊被贬长沙,途经湘水,曾作赋以吊屈为。尾联所谓“欲题文字吊古昔”,即指此事。然而,作者此时的处境却比贾谊更坏,心境也比贾谊更劣。所以,即使像贾谊一样抒发吊古之情,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于下笔。于是只得面对风壮浪流的长江、洞庭而茫然无语了。
为了表达欲语又止、抑塞难堪、郁戾不平的思想感情,此诗采用了拗体格律,音节拗怒,陡折峭拔,与老杜《白帝城最高楼》等拗体律诗格调相同。王嗣爽曾评杜甫拗体诗说:“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杜臆》卷七)此说简斋亦足以当之,不愧“学杜而得其骨者”也。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此词上片着重回忆过去词人与恋人两人的交往;下片着重抒情,以假想的“旧时薄幸”和确实存在的“今日无情”相对比来突显词人的痛心。全词巧妙运用虚字,用追忆之笔淋漓尽致地反衬出词人的自责无奈,意切而情真。
此词上片着重回忆过去词人与恋人二人的交往。首二句“蕙心堪怨,也逐春风转”开门见山写“怨”,闺妇的蕙心承当着怨恨情绪,随着流转的春风而改变。歇拍“丹杏墙东当日见,幽会绿窗题遍”二句以幽会为典型,写两人情深:当时,红杏墙东,继而相见,继而相约幽会,绿窗之中,处处题写下欢愉踪迹。
下片着重抒情。过片“眼中前事分明,可怜如梦难凭”二句写二人相爱的前事清清楚楚呈现眼前,可惜都像梦境一样,难以叫人相信为实。结拍“都把旧时薄幸,只消今日无情”二句写词人细数旧时有过的薄幸行为,刚好和她如今的无情相抵消。其中,“都把”、“只消”,虚字运用入妙;“旧时薄幸”是假想的而“无情”却是实在的,相比之下,词人的痛心愈加突显。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