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鼠》全诗三章,意思相同。三章都以“硕鼠硕鼠”开头,直呼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肥老鼠,并以命令的语气发出警告:“无食我黍(麦、苗)!”老鼠形象丑陋又狡黠,性喜窃食,借来比拟贪婪的剥削者十分恰当,也表现诗人对其愤恨之情。三四句进一步揭露剥削者贪得无厌而寡恩:“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德、劳)。”诗中以“汝”、“我”对照:“我”多年养活“汝”,“汝”却不肯给“我”照顾,给予恩惠,甚至连一点安慰也没有,从中揭示了“汝”、“我”关系的对立。这里所说的“汝”、“我”,都不是单个的人,应扩大为“你们”、“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提出的是谁养活谁的大问题。后四句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人既认识到“汝我”关系的对立,便公开宣布“逝将去女”,决计采取反抗,不再养活“汝”。一个“逝”字表现了诗人决断的态度和坚定决心。尽管他们要寻找的安居乐业、不受剥削的人间乐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却代表着他们美好的生活憧憬,也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理想,更标志着他们新的觉醒。正是这一美好的生活理想,启发和鼓舞着后世劳动人民为挣脱压迫和剥削不断斗争。
这首诗纯用比体,《诗经》中此类诗连同此篇只有三首,另外两首是《周南·螽斯》、《豳风·鸱鸮》。这三首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物拟人,但此篇稍有不同。另两篇可以看作寓言诗,通篇比喻,寓意全在咏物中。此篇以硕鼠喻剥削者虽与以鸱鸮喻恶人相同,但《鸱鸮》中后半仍以鸟控诉鸱鸮展开,寓意包含在整体形象中,理解易生分歧;而此篇后半则是人控诉鼠,寓意较直,喻体与喻指基本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诗序》认为老鼠“贪而畏人”,重敛者“蚕食于民……若大鼠也”,对寓意的理解与两千年后的今人非常相近,其理就在此。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这篇散文是作者向好友施从事描绘了故彰县附近的山景。文章首先总写勾勒全景,然后分镜头描绘山中的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之景,春秋季节以及雨中之景,展现了山中变幻多姿的景象,流露出对美好的大自然的爱慕。全文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
大然对于人类永远具有无比博大的内蕴,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了无尽的物质宝藏,也得到了刚柔并济的精神抚慰。人类如果离开了自然,那么它的生存是无法想象的。既然人类与自然有着如此不可隔离的关系,所以对自然也充满了各种感情,当人们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自然时,自然就会展示出无限的魅力。由此人们创作出了不胜计数的文学作品来表现和赞美自然,南朝梁吴均给友人的这封小简,就是一篇出色的山水礼赞。
这篇小品描写了浙江故彰县附近的山景,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这座青山“绝壁千尺,孤峰入汉;绿嶂百重,清川万转”,整个画面体现出刚健和秀丽相结合的美,实足令人陶醉。“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作者在这里描写了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这两个动景,它们的存在和活动给山水增添了蓬勃的活力。
“秋露为霜,春罗被径”,秋天和春天各有山景,无论是秋天还是春天,所显示的山景都带来一种以赏心悦目的享受。如果说上面的景色都有一种晴朗之美,那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两句就是借《诗经》中的名句来点染风雨中的山水,这时的山水别具一种略显伤感的韵味。其实,山水本身是无情之物,也无所谓美感,只是有了人的介入,才产生了情愫与美感,这是人与自然相沟通后所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可以从自然中得到启示和慰藉。
结尾两句说“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在清纯奇丽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忧愁苦累都会被洗涤一清,陶冶了性情,舒展了心胸。尤其当终日为俗务杂念所缠绕时,一旦面对自然的山水,就更能感受到心灵的净化。难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摆脱了污浊的官场的羁绊而回归田园时会产生由衷的愉悦,并发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感叹。
该词上片写景,开头便写了“雨急云飞”的自然景象,这是词人对当时政治形势危急险恶的形象暗示。 “暮天凉月”点明时令与具体时间——在秋季的某一天暴雨过后,从傍晚到晚上。接着由景及人,写词人泛舟湖上所见的两岸景色:秋柳枝条稀疏,萤火虫发出忽明忽灭的光。词人在这里抹上一层阴暗、凄凉的色彩,表达了词人凄切、悲怆之情。接着由远及近,看见满湖水气上升,听到水中杂乱的菰蒲被秋风吹得发出瑟瑟悲鸣的凄切声响。这里词人既写了景色,又写到了声音,二者交织在一起,使词中所刻画的意境更显得清冷寂寥。在一片凄惋的秋景中,词人心中充满无比深沉的悲愁,只好借酒浇愁,以醉解千愁了。
下片是抒情, “心折,长庚光怒”,由情及景,把词人郁积在心的满腔悲愤,喷薄而出,一气呵成。 “心折”两字比喻伤心到了极点。词人在这里用“心折”是承上启下的,既说明悲伤的程度,又展示了下文由景及情联想到了的国难国耻:金人气焰猖狂,几年前掳走徽钦二帝,现在又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好河山,长江竟成了国家的边界。自己和抗战派人士则受到压抑,只能悲歌哭泣,无力挽救天下,洗雪国耻。“群盗猖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群盗”指卖国求荣甘当金人走狗的汉奸与投降派,如黄潜善、刘豫之流;一种解释认为“群盗”是反语,指被投降派诬蔑为“盗”的风起云涌的抗金义兵。两种解释都认为“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是对当时形势的高度概括。“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则是全词的主旋律,集中体现了抗战派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收复中原,洗雪国耻,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词最后两句,将“爱国”与“忠君”结合在一起,亦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使然。
该词在写法上主要应用的是情景交融,上片所写的凄凉暗淡的景物,既包含着词人悲凉抑郁的感情,又暗寓着动荡危亡的政治局面;下片提到的“长庚”、“天河”,也是词人抬头所见的空中星宿。词人从此展开联想,进行议论和抒情,写出了自己的满腔悲愤与豪情壮志。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