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地处北方，“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朱熹语）。然而，华夏先民是勤劳而乐观的，《魏风·十亩之间）即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前人评《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
此诗写一个远在他乡服役的征人，想象他的父母兄长在家乡正在思念他，抒发了主人公思念家乡的情怀。全诗三章，皆为赋体。
全诗重章叠唱，每章开首两句直接抒发思亲之情。常言：远望可以当归，长歌可以当哭。人子行役，倘非思亲情急，不会登高望乡。此诗开篇，登高远望之旨便一意三复：登上山顶，远望父亲；登上山顶，远望母亲；登上山顶，远望兄长。言之不足而长言申意，思父思母又思念兄长。开首两句，便把远望当归之意、长歌当哭之情，抒发得痛切感人。
然而，诗的妙处和独创性，不在于开首的正面直写己之思亲之情，而在于接下来的从对面设想亲人之念己之心。抒情主人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幻境：在他登高思亲之时，家乡的亲人此时此刻也正登高念己，并在他耳旁响起了亲人们一声声体贴艰辛、提醒慎重、祝愿平安的嘱咐和叮咛。当然，这并非诗人主观的刻意造作，而是情至深处的自然表现。在这一声声亲人念己的设想语中，包含了多少嗟叹，多少叮咛，多少希冀，多少盼望，多少爱怜，多少慰藉。真所谓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仍足以令羁旅之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
这种从对面设想的幻境，在艺术创造上有两个特点。其一，幻境的创造，是想像与怀忆的融会。汉唐的郑笺孔疏把“父曰”、“母曰”和“兄曰”，解释为征人望乡之时追忆当年临别时亲人的叮咛。此说初看可通，深究则不然；诗人造境不只是追忆，而是想像和怀忆的融合。钱锺书指出：“然窃意面语当曰：‘嗟女行役’；今乃曰：‘嗟予子（季、弟）行役’，词气不类临歧分手之嘱，而似远役者思亲，因想亲亦方思己之口吻尔。”（《管锥编》，下同）如古乐府《西洲曲》写男“下西洲”，拟想女在“江北”之念己望已：“单衫杏子黄”、“垂手明如玉”者，男心目中女之容饰；“君愁我亦愁”、“吹梦到西洲”者，男意计中女之情思。《西洲曲》这种“据实构虚，以想像与怀忆融会而造诗境，无异乎《陟岵》焉”。别具赏心的体会，也符合思乡人的心理规律，因而为历代思乡诗不断承袭。其二，亲人的念己之语，体现出鲜明的个性。毛传在各章后曾依次评曰：“父尚义”、“母尚恩”、“兄尚亲”。这虽带有经生气息，却已见出了人物语言的个性特点。从诗篇看，父亲的“犹来无止”，嘱咐他不要永远滞留他乡，这语气纯从儿子出发而不失父亲的旷达；母亲的“犹来无弃”，叮咛这位小儿子不要抛弃亲娘，这更多地从母亲这边出发，表现出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以及“娘怜少子”的深情；兄长的“犹来无死”，直言祈愿他不要尸骨埋他乡，这脱口而出的“犹来无死”，强烈表现了手足深情，表现了对青春生命的爱惜和珍视。在篇幅短小、语言简古的《诗经》中，写出人物的个性，极为不易，而能在从对面设想的幻境中，写出人物的特点，更为难能。这在后世同类抒情模式的思乡诗中，也并不多见。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魏风·汾沮洳》全诗共为三章，各以“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汾一曲，言采其藚”起兴。这“沮洳”、“一方”、“一曲”词语的变换，不仅显示这位民间女子劳动内容的不同，还表示空间和时间的变换。也就是说，不论这位痴情女子干什么活儿，也不论是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她总是思念着自己的意中人，足见其一往钟情的程度了。把这位女子思慕情人的痴情之状描摹得栩栩如生。接着又用“彼其之子，美无度”、“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来赞美男子的仪容。“美无度”是“美极了”，“美得无法形容”之谓。“美如英”，是说男子美得像怒放的鲜花；“美如玉”，是说男子容光焕发，有美玉般的光彩。这些是关于男子美貌的描写。诗的最后。以“美无度，殊异乎公路”、“美如英，殊异乎公行”、“美如玉，殊异乎公族”作结。也就是说，这位女子的意中人，不仅只长相漂亮，而他的身份地位，连那些“公路”、“公行”、“公族”等达官贵人，也望尘莫及的。此诗女主人公不只是对勤劳男子良好形象的赞叹不已，更重要的在于他美得“殊异”乎公路、公行、公族。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和那些高贵的官吏有着本质的区别。全诗结束，见不到女子所思之人的正面描写，但通过这种对比、烘托的艺术手法，却把这位未露面的男子描写得如见其人了。
这首诗在篇章结构上，是《诗经》中常见的叠句重章、反复吟咏的艺术形式。三章字句变化无多，而诗意却层层递进。“美无度”是对所思男子之美的概括描写；“美如英”是对所思男子的仪表之赞美；“美如玉”是对所思男子人品的赞美。而又以“公路”、“公行”、“公族”加以具体映衬，这就更加凸现了“彼其之子”的美的形象。
此诗虽然题为《葛屦》，实际上却是写了一个缝衣女奴为主人家缝制衣服所体现出的贫富不均。缝衣女因受女主人的虐待而生不满，故作此诗而加讽刺。旧说如《毛诗序》云：“《葛屦》，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朱熹《诗集传》云：“魏地陋隘，其俗俭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兴而刺其使女缝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夫履霜以葛屦，缝裳以女手，……以象揥之好人为而服之，则未免近于趋利，”“不惟啬而又褊矣，故可刺。”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要害。
全诗共两章，前章先着力描写缝衣女之穷困：天气已转寒冷，但她脚上仍然穿着夏天的凉鞋；因平时女主人对她的虐待和吝啬，故她不仅受冻，而且挨饿，双手纤细，瘦弱无力。尽管如此，她还是必须为女主人缝制新衣。自己受冻，所做新衣非但不能穿身，还要服侍他人试穿，这非常凄惨。
因前章末尾有“好人服之”句，已引出“好人”，故后章作者笔锋一转，着力描写女主人之富有和傲慢。她穿上了缝衣女辛苦制成的新衣，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还故作姿态地拿起簪子自顾梳妆打扮起来。这种举动自然是令缝衣女更为愤慨和难以容忍的。
至此，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此诗实际上用了一个很简单而又常见的手法，即对比。作者有意识地将缝衣女与女主人对照起来描写，两人的距离立刻拉开，一穷一富，一奴一主，马上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十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
除了对比，此诗在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细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或揭示人物性格常能起大作用，小说中常有，诗歌中并不常用。由于此诗有两个女性人物在内，所以作者也进行了细节描写，如写缝衣女只写她的脚和手，脚穿凉鞋，极表其受冻之状；手儿瘦弱，极表其挨饿之状。这两个细节一经描摹，一个饥寒交迫的缝衣女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写女主人，作者并没有描摹她的容貌，只是写了她试穿新衣时的傲慢神态和扭身动作，以及自顾佩簪梳妆的动态，便刻画出了一个自私吝啬、无情无义的女贵人形象。
最后要说的是此诗的点题作用。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两句，仅以前面的描写和对比论，很难说出它有多少讽刺意义；只有当读者读至末二句，方知这诗具有讽刺意味，是一首讽刺诗。这便是点题的妙用。有此两句，全诗的题意便立刻加深；无此二句，全诗便显得平淡。当然，讽刺诗在末尾才进行点题，跌出真意，这是常有的，但读者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已成了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全诗充满了劳动者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斥责。三章诗重叠，意思相同，按照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写伐檀造车的艰苦劳动。头两句直叙其事，第三句转到描写抒情，这在《诗经》中是少见的。当伐木者把亲手砍下的檀树运到河边的时候，面对微波荡漾的清澈水流，不由得赞叹不已，大自然的美令人赏心悦目，也给这些伐木者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愉，然而这只是刹那间的感受而已。由于他们身负沉重压迫与剥削的枷锁，又很自然地从河水自由自在地流动，联想到自己成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没有一点自由，从而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平。
因此接着第二层便从眼下伐木造车想到还要替剥削者种庄稼和打猎，而这些收获物却全被占去，自己一无所有，愈想愈愤怒，愈无法压抑，忍不住提出了严厉责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第三层承此，进一步揭露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巧妙地运用反语作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剥削者冷嘲热讽，点明了主题，抒发了蕴藏在胸中的反抗怒火。
此篇三章复沓，采用换韵反复咏叹的方式，不但有利地表达伐木者的反抗情绪，还在内容上起到补充的作用，如第二、三章“伐辐”“伐轮”部分，在点明了伐檀是为造车之用的同时，也暗示他们的劳动是无休止的。另外各章猎物名称的变换，也说明剥削者对猎取之物无论是兽是禽、是大是小，一概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表现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全诗直抒胸臆，叙事中饱含愤怒情感，不加任何渲染，增加了真实感与揭露的力量。另外诗的句式灵活多变，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都有，纵横错落，或直陈，或反讽，也使感情得到了自由而充分的抒发，称得上是最早的杂言诗的典型。
《硕鼠》全诗三章，意思相同。三章都以“硕鼠硕鼠”开头，直呼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肥老鼠，并以命令的语气发出警告：“无食我黍（麦、苗）！”老鼠形象丑陋又狡黠，性喜窃食，借来比拟贪婪的剥削者十分恰当，也表现诗人对其愤恨之情。三四句进一步揭露剥削者贪得无厌而寡恩：“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德、劳）。”诗中以“汝”、“我”对照：“我”多年养活“汝”，“汝”却不肯给“我”照顾，给予恩惠，甚至连一点安慰也没有，从中揭示了“汝”、“我”关系的对立。这里所说的“汝”、“我”，都不是单个的人，应扩大为“你们”、“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提出的是谁养活谁的大问题。后四句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人既认识到“汝我”关系的对立，便公开宣布“逝将去女”，决计采取反抗，不再养活“汝”。一个“逝”字表现了诗人决断的态度和坚定决心。尽管他们要寻找的安居乐业、不受剥削的人间乐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却代表着他们美好的生活憧憬，也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理想，更标志着他们新的觉醒。正是这一美好的生活理想，启发和鼓舞着后世劳动人民为挣脱压迫和剥削不断斗争。
这首诗纯用比体，《诗经》中此类诗连同此篇只有三首，另外两首是《周南·螽斯》、《豳风·鸱鸮》。这三首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物拟人，但此篇稍有不同。另两篇可以看作寓言诗，通篇比喻，寓意全在咏物中。此篇以硕鼠喻剥削者虽与以鸱鸮喻恶人相同，但《鸱鸮》中后半仍以鸟控诉鸱鸮展开，寓意包含在整体形象中，理解易生分歧；而此篇后半则是人控诉鼠，寓意较直，喻体与喻指基本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诗序》认为老鼠“贪而畏人”，重敛者“蚕食于民……若大鼠也”，对寓意的理解与两千年后的今人非常相近，其理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