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两句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高适于此自是作手。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使人难禁日暮天寒、游子何之之感。以才人而沦落至此，几使人无泪可下，亦唯如此，故知己不能为之甘心。头两句以叙景而见内心之郁积，虽不涉人事，已使人如置身风雪之中，似闻山巅水涯有壮士长啸。此处如不用尽气力，则不能见下文转折之妙，也不能见下文言辞之婉转，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别意之凄酸。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两句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于慰藉之中充满信心和力量。因为是知音，说话才朴质而豪爽；又因其沦落，才以希望为慰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这首诗写心与身、身心与天地关系，表明“心地无私天地宽”的深刻哲理。
诗人首先指出心安的重要，“心安身自安”。心境的平静可以使身体也安静，“身自安”的“自”字，充分表现了心安对身安的必然关系。继而说“身安室自宽”，身安了居室自然觉得宽敞。最后总括言之“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身心俱安，则外物、外力都无法干扰了。心主宰着人的思想行为，唐代诗人李颀说“心轻万事如鸿毛”(《送陈章甫》)陶渊明更有具体描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首先求得思想上的安定，那就不会为世事的纷扰而苦恼，条件的局促而烦忧。
诗的后四句，进而就身与室的关系上讲，一身怎么能说小呢，它安之如泰山;一室怎么能说小呢，它宽如天地间。其中寓含着“谁谓一心小，宇宙可包含”。只有心安了，才会产生不觉室小，不感有碍的效果。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他主张“非唯知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击壤集》)认为“自乐”，才能获得外物的快乐。他在临终的那一年，仍抱定着这一宗旨：“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自贻吟》)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主义的。而从人的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的角度说，先要有个正确的观点，然后才能识别和对付各种外来侵袭，也就是“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道理，却是可取的。
全诗语言质朴、直白，第一二两句以两个“自”字表明心与身的关系，第三句总绾七两句，第四句予以衍伸。第五、第七同以“谁谓”、“小”相比照，句式全同，而第六、第八则变化句式，显得整齐中有参差。诗意步步深入，环环紧扣，颇为精巧。
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左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左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左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