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左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左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左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棫树朴树多茂盛,砍作木柴祭天神。周王气度美无伦,群臣簇拥左右跟。
周王气度美无伦,左右群臣璋瓒捧。手捧璋瓒仪容壮,国士得体是贤俊。
船行泾河波声碎,众人举桨齐划水。周王出发去远征,六军前进紧相随。
宽广银河漫无边,光带灿烂贯高天。万寿无疆我周王,培养人材谋虑全。
琢磨良材刻纹花,如金如玉品质佳。勤勉不已我周王,统治天下理国家。
注释
芃芃:植物茂盛貌。
棫朴:棫,白桵(ruǐ);朴,枹(bāo)木,二者均为灌木名。
槱:聚积木柴以备燃烧。
济济:美好貌。或音qí,庄敬貌。
辟王:君王。
趣:趋向,归向。
奉:通“捧”。
璋:即“璋瓒”,祭祀时盛酒的玉器。
峨峨:盛装壮美的样子。
髦士:俊士,优秀之士。
攸:所。
宜:适合。
淠:船行貌。
泾:泾河。
烝徒:众人。
楫之:举桨划船。
于迈:于征,出征。
师:军队,二千五百人为一师。
倬:广大。
云汉:银河。
章:文章,文彩。
寿:长寿。
遐:通“何”。
作人:培育、造就人。
追:通“雕”。追琢,即雕琢。
相:内质,质地。
勉勉:勤勉不已。
纲纪:治理,管理。
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奉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奉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此诗是《大雅》的第四篇,与前三篇一样,也是赞美周王的作品。但赞美的究竟是哪一位,却不像前三篇那样具体有所指,只是因为诗中提到“周王寿考”,而传说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所以历来认为非文王莫属。
诗为怀古而作,所以首先提出与公安县有历史关系的两个古人——吕蒙和刘备。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战争结束,“周瑜为南郡(汉置,郡治江陵,吴移治公安)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满刺州数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刘备“借剃州”不还,孙权便要用武力夺取,任其事者为吕蒙。吕蒙趁蜀将关羽伐魏之机,奇袭南郡。事后,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也治公安。这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早就过去了。如今只剩得“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营已不在,只有遗址,所以说是“野旷”;城在江边,所以说是“江深”。这是首联,是写“古”。
下面接着写景:“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这副颔联,上句写时,下句写地。这时正是冬天,夜长昼短,才见旭日东升,忽又夕阳西下,好象有人催着似的。“催”字用得好,极见作者炼字功夫。诗人这时正坐在江边的小船上,面对风急天高、波涛汹涌的景色,不禁感慨系之。“与云平”,极言浪高。杜诗《秋兴八首》之一有句云:“江间波浪兼天涌”。清人钱谦益笺注:“江间汹涌,则上接风云。”这也可以作为“波浪与云平”的注脚。颈联“洒落天臣契,飞腾战伐名”是承首联的:上句指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下句指吕蒙擒关羽的战功。首联说的是“古”,此联说的是“怀”,说古处接“景”(寒天、风浪),说怀处接“情”:所以尾联写出了“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两句。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中的情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思古之幽情”。刘备与诸葛亮的天臣关系,非同等闲。刘备三顾茅庐,孔明隆中决策。刘备临终时,托诸葛亮以后事。其次是“讽今之隐情”。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就是像吕蒙那样的名将,可惜他们不遇明主。唐代宗宠信鱼朝恩、程元振,李、郭同受其害。所以他们虽然都有“飞腾战伐”之名,仍然不能取得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诗人引以为恨的。由吊古伤今而托古讽今,这首诗的弦外之音是可以想见的。
这是一首描写离别情绪的小令,用代言体写男女离别相思,从语言、结构到音情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自从送别以后,心中万分难舍,一点相思之情,绵绵不断,不知何时能停止?作者以主人公——一名与爱人分离的女子口吻写来,直抒其缠绵的相思、真挚的爱情。曲从别后说起,口气虽平易,然送别的当时,既觉“难舍”,过后思量,心绪自然无法平静。说“相思”只“一点”,似乎不多,但又不知“几时”能绝。这就强调了别情缠绵的一面,比起强调别情沉重的那一面,似乎更合情理,此即所谓藕断丝连。“一点相思几时绝”是全篇的中心,它强调了别情的缠绵,使之成为全篇描写和抒情的基调,也使前三句显得十分形象。
“凭阑袖拂杨花雪”一句有二重意味:首先点明季节为暮春(杨花如雪)时候,此时节容易动人离思,句中或许还含有“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苏轼《少年游》)那种暗示别离情景的意味;二是点明处所系有阑干处,当是高楼;与此同时也就点明了女主人公是独上高楼,她在楼上站了很久,以致杨花飞满衣襟,须时时“袖拂”。
末尾三句“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分明是别时景象,它与前数句的关系不甚确定。可有多种解会。可作顺承看,女主人公既在“凭阑”,不免由望情人的去路而引起神伤,“人去也”是痛定思痛的口吻。另一种是作逆挽看,可认为作者在章法上作了倒叙腾挪,近乎小山词所谓“从别后,忆相逢”(晏几道《鹧鸪天》)的写法。两种解读都可以,就造就了作品的多义性和启发性,体现了作品之妙。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