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一体。全诗构思精巧，辞藻艳丽，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
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诗人起笔便尖锐地指出，五都的人以财产雄厚而自尊自大，三川的人好追逐名利。诗人谴责的，不仅仅是五都和三川的人，他谴责的还有高门世族和达官贵人。接下来，这种谴责进一步深入：“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无疑给他造成沉重的压抑之感。使得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因而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
下面八句，对于靠明经而出仕、怀巨金而来游的仕子游客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京城金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晞，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大意是：京城里大路四通八达，高屋似鱼鳞一般密布。做官的帽子上摆动着华美的长缨，游者骑着快马来到京城。在明星未稀的清早，官宦们的车子已云涌而至，色彩斑斓，光照大地。诗人抓住这些具有典型性质的场面，用夸张铺陈的手法，极尽渲染描绘之能事，显示了京城的繁华奢靡和游乐之风的盛行。
紧接着，诗的笔锋一转：“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寒暑的变化快，因此，如今的繁华兴盛、春光明媚也只是暂时的，散热曲折地透露出寄希望于未来的心绪。
“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唯有严君平不慕荣利，弃绝世俗，甘于寂寞。世不用他，他亦不去求仕进。在成都卖卜为生，每日得百钱则闭门下帘读《老子》，一生不求功名。诗人赞扬贫贱不移的严君平，又不乏自身的身世感慨，借此表达了对仕途不介于心的高旷胸怀和豁达的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高明的。首先，诗的语言华美而生动。诗中运用“飞甍”、“华缨”、“轻辔”等偏正词组形容达官贵人们的房屋、服饰、马匹，形象鲜明地显露出它们的奢华，用“鳞次”来描绘高屋密布，用“云至”来形容官宦们的车子纷纷而来，其多如云。准确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诗句显示出华贵的色彩，将统治阶级醉死梦生的生活暴露无遗。
其次，构思超越凡俗，详略描写恰到好处。诗的大部分极力铺叙渲染京城的豪华与奢侈，只用最后二句写君平的生活，便足以衬托出君平的的寂寞。矜财逐利和安贫乐道的鲜明对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此词通过描写暮春景色，通体凄怆悲凉，哀婉欲绝，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失为清人令词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上阕首韵三句，写残春之景，点画入微。以金缕晓风、杨花飞舞、玉栏花翻，营造了一片衰败、悲凉、清冷孤寂的气氖。柳色嫩黄，如丝如缕，晓风吹拂均与晏殊“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的《蝶恋花》景似同。而一“残”字实景中寓情。在这一情景之上，一场春雨之后，章台街上，遍地落花。雪白的杨花，被踏入污泥之中。这里作者选用章台这一环境，寓有深意。
章台原为战国时秦王的朝会之所。到汉代，章台便为长安街名。在唐宋诗词中，章台却成了秦楼楚馆的代称。唐朝韩拥有妾柳氏，本为长安歌伎。安史乱起，两人失散，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得。后来韩翊得到虞侯许俊的帮助，始得与柳氏团圆。“章台”指柳于是乎始，且有“冶游场所”这一重语意。所以作者以章台新雨后被踏人沙间的杨花喻飘零身世和被践踏、被蹂躏的遭际。
“素雪晴翻”反用谢道韫咏雪“未若柳絮因风起”语意，而以“翻”字传神，以“晴”字陪衬，写杨花飘零的身世，极为细致传神。“为谁飞上玉雕阑”深示感叹，表明杨花在辞树之时，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是不由自主地被东风吹舞，受人摆布的。陈子龙词吟杨花云：“怜他漂泊奈他飞”，又云“轻狂无奈东风恶”，深怜杨花飘零无主。作者于词句中虽未明示东风之无情，然而笔意含蓄，盖纵无东风狂吹，杨花仍将漂泊无主，作者巧妙地在下文二旬补足此意：章台雨后，踏入沙间。
“可惜”一词示叹惋之情，深得诗人之旨。诗曰：“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意谓章台雨后，杨花飘零，被走马践踏，没人沙间！比喻入仕清廷，声名委之尘土。
下阕深入一层，转而从人情方面着笔。“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沾惹”即承“为谁飞上玉雕阑”而来，由杨花的飞舞无主联想到这离情别恨。像柳絮一般漂泊不定，不知缘由便生离愁，故纵笔，希望能解脱。
“青鸟”，据《山海经·大荒经》有三青鸟，一名曰大驾，一名少驾，一名日青鸟。李商隐《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从一“空”字更见出悔意，引出柳絮成萍，幽梦缠绕的悲苦。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水龙吟：‘晓来雨过，遗踪何在，池萍碎。”而杨花和绿萍又皆为飘泊之物，亦如自己的情怀。陈廷焯说：“感慨时事，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
杨花飞舞的时候，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所以在情人眼里，好像春天会随杨花飞絮一起飞走似的。然而，在情人们看来，杨花也似乎留恋春天，它飞向空中，飞上雕栏，飞入绿萍间。人们设想央求青鸟衔住杨花，也许春天还可以留住。然而春天毕竟难以留住，因而才有“一春幽梦绿萍间”之叹。
末尾二句“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因无限思念而黯然神伤。满天飞舞的杨花，遍地郁郁葱葱的绿萍，能使人愉悦，也能使人伤情。这是因人的情绪而异的，便是所谓移情。由飘舞不定的杨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由一春绿萍联想到春天的将逝，由青鸟空衔联想到情人的渺无音讯和时光的难以挽留，不免使主人公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结句融情于景，凄苦不在言外。
这首诗前二句写出对故国山川风物的深深眷念，后二句对身为降王客居燕地不得返回故乡的悲剧命运，寄无限哀感。
诗意很简单，他不敢明说怀念临安，因为临安是宋朝的故都，一怀念就可能被杀，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因为写下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首《虞美人》词而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作者自己今天的境遇，和三百年前的李煜完全相似，他必不敢怀念临安。于是，他想到了西湖孤山的梅花，想到二百年前栽种梅花的林和靖。“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十字，可以解为：两者都是无意识的“痴语”，牵扯不到“故国之思”上去，而淡淡的哀愁却从这“痴语”中流露出来。
接着，他写了“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十字，似乎想表明自己是燕昭王黄金台下之“客”，受到元廷厚礼相待，不打算回临安去了。事实上已经命定永远不可能回去了。他不敢像李煜那样，说什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因为这样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赵㬎不会不懂得这一点。但“应是不归来”的“应是”二字，仍然包含了“无可奈何”的感情。平淡如白水的二十个字中隐含着无限悲戚，读来令人黯然神伤。
宋朝的皇帝大都能诗，最受人称赞的是宋太祖的咏月诗：“未离海底千山墨，才到中天万国明。”有一种恢弘浩大的帝王气象。赵㬎这首诗则以凄凉深沉感人，代表了没落的歌。时代造就诗人，诗风反映时代，这是文学创作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