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可分为四段，前两段各八句，后两段各六句。从开头到“名垂万古知何用”这八句是第一段。
第一段前四句用“诸公”的显达地位和奢靡生活来和郑虔的位卑穷窘对比。“衮衮”，相继不绝之意。“台省”，指中枢显要之职。“诸公”未必都是英才，却一个个相继飞黄腾达，而广文先生，“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那些侯门显贵之家，精粮美肉已觉厌腻了，而广文先生连饭也吃不饱。这四句，一正一衬，排比式的对比鲜明而强烈，突出了“官独冷”和“饭不足”。后四句诗人以无限惋惜的心情为广文先生鸣不平。论道德，广文先生远出羲皇。论才学，广文先生抗行屈宋。然而，道德被举世推尊，仕途却总是坎坷；辞采虽能流芳百世，也解决不了生前的饥寒。
第二段从“广文先生”转到“杜陵野客”，写诗人和郑广文的忘年之交，二人像涸泉里的鱼，相濡以沫，交往频繁。“时赴郑老同襟期”和“得钱即相觅”，仇兆鳌注说，前句是杜甫去，后句是郑虔来。他们推心置腹、共叙怀抱，开怀畅饮，聊以解愁。
第三段六句是这首诗的高潮，前四句樽前放歌，悲慨突起，是神来之笔。后二句似宽慰，实愤激。司马相如是一代逸才，却曾亲自卖酒、洗涤食器；才气横溢的扬雄就更倒霉了，因刘棻获罪而被株连，逼得跳楼自杀。诗人似乎是用才士薄命的事例来安慰朋友，然而读者只要把才士的蹭蹬饥寒和首句“诸公衮衮登台省”连起来看，就可以感到诗笔的针砭力量。
末段六句，愤激中含有无可奈何之情。既然仕路坎坷，怀才不遇，那么儒术拿来也没有用了，孔丘和盗跖也可以等量齐观了。诗人像这样说，既是在评儒术，暗讽时政，又好像是在茫茫世路中的自解自慰，一笔而两面俱到。末联以“痛饮”作结，孔丘非师，聊依杜康，以旷达为愤激。
诸家评论这首诗，或者说悲壮，或者说豪宕，其实悲慨与豪放是兼而有之的，而以悲慨为主。普通的诗，要么是豪放易尽（一滚而下，没有含蓄），要么是悲慨不广（流于偏激）。杜甫的诗豪放而不失蕴藉，悲慨而无伤雅正，这首诗就是一个例子。
首段以对比起句，不但挠直为曲，而且造成排句气势，运笔如风。后四句两句一转，愈转感情愈烈，“浩歌弥激烈”。第二段接以缓调。前四句为七言诗句，后四句突然转为五言诗句，免去了板滞之感。而且短句促调，渐变轩昂，把诗情推向高潮。第三段先用四句描写痛饮情的场景，韵脚换为促、沉的入声字，所谓“弦急知柱促”，“慷慨有余哀”。而诗中杂有豪放的语句，所以没有衰飒气味。诗评家对这首诗推崇备至，说“清夜以下，神来气来，千古独绝。”“清夜四句，惊天动地。”（见《唐宋诗举要》引）但他们忽略了“相如逸才”、“子云识字”一联的警策、广大。这一联妙在以对句锁住奔流之势，而承上启下，连环双绾，过到下段使读者不觉。这一联与首段联系起来，便显得“衮衮诸公”可耻。实际上就是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说这首赠诗不是一般的叹老嗟卑、牢骚怨谤，而是伤时钦贤之作，诗人将激烈的郁结情绪用蕴藉的手法表现了出来。
末段又换平声韵，除“不须”一句外，句句用韵，慷慨高歌，显示出放逸傲岸的风度，使读者读起来，能沉浸其中而精神振荡。
拟古，就是摹拟古诗之意。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从内容来看，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有托古讽今、隐晦曲折之辞。
第一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违背誓约，轻易初心。
第二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
第三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
第四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江山满目，茫茫无限，历史沧桑，古今之变，尤显人生一世，何其短暂！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早已身死魂灭，只剩下荒坟一片，实在可怜可伤。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
第五首诗托言东方隐士，实则是诗人自咏，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
第六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不受世俗之欺，所以写诗以明志。
第七首诗以比兴手法，感叹欢娱夜短、韶华易逝的悲哀，表现了诗人自伤迟暮的情绪。
第八首诗表现诗人少年时期的理想，壮年时期的情怀，抒发了知音难觅的愤激之情。
第九首诗以桑树喻晋，晋恭帝为刘裕所立，犹如“种桑长江边”。恭帝之初立已操控在刘裕掌中，根基不牢自取灭亡。“今日复何悔”，诗人痛惜之情可见。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写的都是在朝代、人世改变时的各种现象以及诗人内心的思量和反省。全诗感情低回缠绵，语言曲折宛转。这几首诗题为“拟古”，从中可看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汉魏晋五言诗的痕迹，像第一首的简洁叙事方式、第二首的一问一答、第三首的以气象作兴比及物候作比，以及轻浅的词语、叠词等等。之所以用拟古作题，主要是时当晋宋易代，很多的感触及激荡的情绪，可以通过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首诗表达了臣子受到皇上召见的心态。首句写景，写黄昏入宫途中所见；次句叙事，写诗人被召见选德殿的情景；第三句写诗人被皇帝召见后激动的心情。末句写深夜退回玉堂后所见，并暗用紫薇省典故。诗写得含蓄而有味。
诗以“敕使传宣坐赐茶”一句与诗题照应，将事情始末一笔带过，这句是说，皇帝派出使者传令入宫，朝见时皇帝赐茶款待，“归到玉堂清不寐”句则是抒写被召见后的思想活动。“归到玉堂”是直叙其事，“清不寐”是抒写情怀，“不寐”见其心潮起伏，“清”字是点睛之笔，反映出诗人此刻感清激动而不狂热，他在冷静地深深思索着朝政的得失；包含有国事重托的责任感在内，形象地展示了政治家的气度胸襟。
首尾两句是绘景。首句写黄昏入宫途中所见，末句写深夜退回玉堂后所见。乍看只是随所见而书，似与“入直召对”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是‘画中有意”（《白石诗话》），其中有诗人的匠心在。夏季的槐树本散发着细细的幽香，而黄昏已至，又是绿槐夹道，就给作者以清幽、沉寂之感，而枝头上日幕返巢的乌鸦又为之涂上一层静穆的色彩，使画面色调偏于冷暗，景物中显示出的正是诗人被召见前肃穆的心情。
末句之景与此不同，画面上，开放的紫薇代替了绿槐，如钩新月代替了昏鸦，气氛虽同样清幽，但色调偏于明丽。从“初上”二字可知诗人是看着下弦的新月冉冉升上花梢的，正与上句之怀寐刀相照应。景物中所显示的是被召见后深沉而又充满希望和贵任感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暗中用唐时紫薇省的典故，白居易为紫薇侍郎时，有《紫薇花》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周必大时为宰相，故用紫薇花写景，妙语双关。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的这首《贾生》可和周必大的这首《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放在一起比较阅读。
首先，从召对的内容上看，汉文帝问的是鬼神，宋孝宗问的是国策，二者悬殊巨大，所以写法也大不相同。李商隐辞锋犀利，采用寓慨于讽的手法，极抑扬吞吐之妙，故跌宕有致。周必大则用双关修辞手法，寓政治历史内容于写景抒怀之中，故耐人寻味。其次，从感情的抒发上看，李商隐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正反、轻重，抑扬、隐显的正确处理中，层层剥笋，把主题揭示出来。而周必大则用前后两幅不同的画面的描绘，寄托“入直召对”前后不同的激动之情。第三，从立意上看，李商隐矛头所指的是“不问苍生”的最高统治者，并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无穷感慨。而周必大则只有感激涕零。所以这首诗不能像《贾生》那样广为流传。
这是一首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描写一对青春别离的夫妇，别后妻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思念，并亟盼早日与丈夫相逢团聚。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还是一片痴情，终难忘怀。
词的上阕从眼前所见流水写起，并且目送远波，想象这流水将流到瓜洲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江南）的山也面带愁容，正是花繁柳茂的时节，花如人，柳如人，正在花柳最美的春天，人却要别离了。实则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但同样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爱人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伊人面若桃花眉似柳，正楚楚可怜地低头泣下，原来是因心上人即将离别而黯然神伤。
于是就在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恋人被大江分隔，一个住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仿佛是两岸的鸳鸯两处飞，相逢机会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位“花柳青春”的妻子就只好“低头双泪垂”了。绵绵相思之情，尽在结句的设问之中。
全词以月下脉脉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的离情别绪，深深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绵绵的怨恨，又频用叠字叠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更加抒发悠悠不尽的“思”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