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伤今之作。首联点题,写寒秋匹马渡白沟之景,意境苍凉寥廓;颔联怀古,遥想白沟的历史地位与辽金风物,不无赞誉之意,感情为之一扬;颈联转写眼前之景,意象雄阔而悲凉,感情因之而压抑;尾联首句呼应颔联,写出昔盛今衰之感,次句抒发走投无路之悲,寓有故国之思。这首诗诗句凝炼,颇有杜诗的沉郁苍劲之风,给人一种悲壮之美。
首联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旅途路线。诗人由蓟门返乡,只身单骑渡过白沟,正值寒冷的落霜季节。蓟门即蓟丘,在当时大都,古代不少诗人,如陈子昂、高适等都曾在此慷慨悲歌,怀古吊今。刘因由蓟门返家。由于白沟所包含的特殊历史问题,自然很容易触发起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边遐想:兴衰、治乱、荣辱、兴亡、华夷之别……使诗人怀古伤今,心潮滚滚,悲愤难平。寥廓萧瑟的霜天,寒碧呜咽的河水,仿佛也带着历史耻辱的印记,与诗人一起产生了悲愁满腔的共鸣。在这苍茫的秋水长天,寒凝大地的虚空中,羁旅行役、匹马风尘的诗人,是何等的孤独寂寞。“蓟门”、“白沟”、“霜落”、“水天愁”、“匹马”等意象,构成了一种苍凉肃杀的境界、凝重压抑的氛围。
唐时所设军事地理单位,以驻守人员之多寡分为上、中、下三镇,这里以上镇泛指边界,中州泛指中原。颔联极为含蓄,但又高度概括地透露出“水天愁”的原因所在:这里从战国时的燕赵,到唐宋盛世,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汉代李广,晋代刘琨,唐代张守硅,后周郭荣等人,都曾在这一带抗击匈奴、奚、契丹等外族的入侵,为华夏民族建立了保卫边疆的不朽功勋。自宋代与辽金对峙,这里既是两国的边界,又是华夏汉族与辽金夷族在风俗文化方面的分水岭。一个“异”字,含蓄地表露了诗人华夷之别的思想。可现在,华夏沦丧,蒙古入主中原,这里已成为元朝的畿辅腹地,华夷之大防不复存在了,令诗人感到“水天愁”。
颈联和首两句一样,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黄云滚滚弥漫天空,笼罩着古代边戍之地,孤零零的城堡、落日残照、西风萧索、孤雁南飞,茫茫旷古之思,秋容古淡之景,诗人孤身独骑,遐思渺渺,羁旅风尘,恨无知音,恰似孤雁飘零,何处归宿。表现了诗人无限的孤独惆怅。
尾联顺承此意:“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天下有名于时,与自己相知及交游的朋友,或逝或隐,多已离去,自己孑然一身,书剑飘零天涯,纵然满怀幽思忠愤,亦无处倾诉,无人知晓自己的心曲了。“凋落”、“孤独”尽发悲凉凄怆之情,颇有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胸臆。
这首诗既有历史的深远感,又有现实的寂寥感,首联和颈联皆写景,但景中寓情,颔联和尾联抒情,前者抒国家民族之情,故含蓄幽远;后者写个人身世之情,故淋漓酣畅。而国家民族与个人身世,又有因果内在联系,很好地烘托了诗人的内心世界。
诗的起始两句:“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写冬去春来,但仍春寒料峭,那种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远未出现。看不到一点可以驻足观赏的春天景象,诗人也只好在长堤上信马闲行,颇为无奈地消磨时光。但春天
《魏王堤》诗意图 不可能没有一点踪影,细心而敏感的诗人突然发现了春已到来的迹象,那就是长堤两旁的弱柳,已嫩枝轻拂,给人间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全篇诗意来看,这首小诗可以说是一首寻春、觅春诗;在春天来临之前,诗人已动春思,来到魏王堤觅春、寻春。这时虽仍然寒锁大地,不见花影,未闻鸟声,但从已变得柔嫩的柳枝上,看到了春的踪影。诗中用“懒发”、“慵啼”来形容花、鸟,以“无力”描写柳条,都给人一种娇不胜寒的感觉,但春既已萌动,毕竟是锁不住的,“何处未春先有思?”“先有思”,就是说,春天已在不易察觉中迈出了她的脚步,一个姹紫千红的繁华春日,就要来临了。凭着诗人的敏感,在本无春景可写的记游中,却染上了令人鼓舞的春意。“诗以奇趣为宗”(东坡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引),实际也未必尽然。白居易诗惯以平淡语写日常平淡事,但凭着诗人的情怀和敏感,写得别有意趣,令人喜读,这首小诗正是一例。
唐代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监专权。这首诗就是讽刺宦官的。诗题“轻肥”,取自《论语》,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读者不禁要问: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自然骄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奢。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写出了江南大地上的一幕人间惨剧,使全诗顿起波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诗采用了写书的风格,白描的写法,真切地展示了社会的不公。文学作品应反映生活的真实,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五言古诗凡四十八句二百四十字,依照传统的分法,前廿六句为第一部分,后廿二句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写自奉诏入京到遭谗被逐后的经历与心迹。这一部分先以六个诗句从东晋名臣谢安的事迹引入。谢安字安石,四十余岁出仕,官至宰相,死后赠太傅,故诗篇首句称“谢太傅”以表敬重。《世说新语·识鉴》记“谢公在东山畜妓”,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纵心事外……每畜女妓,携诗游肆”。诗歌次句“携妓东山门”即指此而言。“楚舞”、“吴歌”二句是以夸张的笔墨描写谢安携妓出游,“醉碧云”形容江南女子舞姿优美,绚人眼目,使碧空的晴云也为之沉醉;“断清猿”形容江南女子歌喉软媚,婉转耳际,使凄清的猿鸣也为之息音。李白以此二句极写谢安隐居东山的逍遥佚乐,是为谢安此后出山为政建立功绩作有力的反衬。于是接写谢安不久即为了百姓起而从政,并在“谈笑”之间使百姓得到安宁。谢安在当时以镇静从容的气度著称。《世说新语·雅量》第三十五条及《晋书·谢安传》均记述了谢安怡然自若地指挥了决定东晋存亡的肥水之战,而肥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王朝羸得了一段相对的稳定时期。“谈笑安黎元”一句当暗指此。这六个诗句全由开篇的“尝高”二字统起,“高”即推崇敬佩,鲜明地表现出诗人对谢安能隐能仕的敬崇之情。以下“吾亦爱此人”一句与篇首“尝高”二字呼应,结住了对谢安的称颂,引出以下自己奉诏入京之事。“丹霄”即天空,此句意为希望在天空翱翔,喻希冀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此即指被征入朝的心情。玄宗的征召使李白极度兴奋,以为自己终于“遭逢”到玄宗这个“圣明主”,故而他大胆地向玄宗进献国家“兴亡”之“言”。然而李白一片赤诚报国的忠心招来的却是谗言和谤语,所以接着的“白璧”、“青蝇”两个诗句,通过典故写自己清白的心地无辜受谤。“青蝇”指谗言毁人的小人,语出《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第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汉朝王充《论衡·累害》又以“青蝇所污,常在素练(白绢)”喻奸邪诬陷忠良。至初唐陈子昂更有“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宴胡楚真禁所》)的诗句,“素”转为“白璧”,且更强调被污之冤。李白化用前人诗句、文句,写出“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的名句,进一步道出“青蝇”之有意点污与“白璧”之无辜受害,其愤激之情、痛切之意大大超过前人。冤狱既成,李白只能被逐出京,于是以“一朝”、“十载”两个诗句记此。“京国”指京城长安,“梁园”本汉代梁孝王所建的游苑,故址在今开封市东南。李白出京后漫游四方,常住梁园,此处又可泛指漫游所历之地。这是一组对偶句,对仗之中,“一朝”与“十载”是时间上的对比,一强调离京之速,一极言漂泊之长;“京国”与“梁园”是空间上的对比,配以“去”、“客”两个动词,突出了诗人以“京国”却不得不离去的一怀漂泊客子之情。这是诗人极为痛心地道出的两个诗句,收来了入京及被逐的经历。以下自诗篇的第十五句始,诗人写出了一连串八个更具象喻意味的诗句。“猛犬”喻把持朝政的权臣,“九关”即九重之门,象征至高无上的朝廷,此句源于《楚辞·九辩》:“岂不闻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与《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隐含了权奸把持朝政尽进谗言之深意。“杀人愤精魂”紧承上句,“杀人”是猛犬施虐的结果,“精魂”是说被虐杀的精英魂魄无比激怒,这之中当然也包含了诗人自己的愤忿。这两句是通过象喻来写实,以下六句则是通过象喻来表现诗人对朝廷的希望。“太阶”本星座名,又称三台星,古代以星座象征人事,称朝廷的最高官员“公”为“三台”,《晋书·天文志上》记有“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之说,此处之“太阶”即代指最高官爵。“夔”舜时的乐官;“龙”即龙子,古代贤人,孟子曾举其语告滕文公;此处“喻指贤臣”“桃李”喻指贤才。“明月”即明月珠,“芳荪”是香草名,此处均喻指贤才。诗人期望着上天能洗去被谗害者的冤情,象明亮的太阳扫清昏霾一样清除朝廷上的黑暗,让最高官职有贤才在位,有用的人才布满中原,如同入海寻索明月珠、跨山采撷芳草一样,朝廷在搜寻着人材。前后八个象喻性的诗句表露着诗人鲜明而强烈的爱与憎,“猛犬”、“昏氛”憎厌之情溢于言表,“白日”、“桃李”、“明月”、“芳荪”充溢着爱与赞。然而诗人的期望毕竟只是假想,诗人亲身的遭遇与此恰恰相悖且情势又毫无转机,诗人一颗善良而赤诚的心不忍打破这假想的美好境界,他只好以惭愧无功、虚受皇恩的诗句曲折表现他不得任用的痛苦,用虽不得当功臣但心永向朝廷的诗句表现自己的深衷。“横草”为行于草中草被踏伏,因以“草功”喻极微小的功劳,语出《汉书·终军传》:“军无横草之功。”旧时认为皇帝所施的恩泽如同雨露滋润草木,故“雨露恩”喻皇恩。诗人抱愧于自无“横草”之功,白白辜负了浩荡的皇恩,这当然是曲笔抒情。“谢”为辞别。“台”代台名,据《后汉书·马武传论》“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可知,云台阁乃图记功臣之所,李白“迹谢”于此则是表示自己的踪迹与云台无缘,这当然又是一处曲笔。“天马”本汉武帝所得的西域名马,因代指皇帝乘坐的马。“辕”,驾车之木,因代指车。李白“心随”“天马”所驾的车,即心心永向朝廷之意,这却是诗人的真情。诗人以此自愧自诉的四个诗句结束了诗歌的第一部份,我们透过这四个看似平和的诗句,似乎可以窥见诗人赤诚的却又是在滴血的心。这四句也正是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的先导。
诗歌进入第二部分,写对友人的赞颂及自己的心愿。第二部分开头并没有紧紧承接第一部分所表露的心意,而是另辟蹊径,用四个诗句从祝赞友人蔡舍人落笔。李白先是称颂蔡雄是辅佐帝王的英才,而今又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然后以鸟在高空的振翅翻飞预祝蔡雄不久将被提拔而大有作为。四句祝赞语言上颇有气魄,含义却颇显空泛。对于诗题中的“赠蔡舍人雄”来说,这是主要的赠言,是对朋友的礼貌性的祝福语;对于诗题中的“书情”来说,这却是次要的陪衬,以蔡舍人的仕途升迁反衬自己遭谗离京放浪江湖的生活道路。于是以下十八句,用典故用传说决心归隐之“情”。“我纵五湖棹”用春秋时越国范蠡事。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归隐,乘舟泛于五湖,事见《国语·越语》。李白用此典寓辞别朝廷归隐江湖之意。“烟涛恣崩奔”句加重纵舟五湖的句意,任凭五湖之舟在如烟的波涛中尽情奔流。上句的“纵”与下句的“恣”相呼应相补充,充分显示浪迹江湖的狂放而又自在。“梦钓子陵湍”用东汉严子陵事。严子陵曾与刘秀同游,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隐居垂钓不肯出仕,事见《后汉书·严光传》。李白用此典,梦中垂钓于严子陵当年垂钓处,仍寓隐居江湖之意,但较“五湖”句更进一步,表示隐居乃是梦寐以求的归宿。“英风缅犹存”句加重梦中垂钓的句意。“缅”即邈远之意,向往严子陵英风久远长存。“徒希客星隐”仍用严子陵的典故。“客星”指臣子,《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子陵被光武帝刘秀接入宫中,夜间同寝,“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李白用此“客星”之典却是表示相反的用意,只希望“客星隐”去,仍是远离朝廷“纵棹”、“垂钓”的发展。“弱植不足援”则是补充“客星”当“隐”的原因:君王昏弱不值得辅佐。“弱植”,柔弱的植物,喻指昏聩的君王,语出《左传·襄公三十年》“其君弱植”。从诗篇第一段之“遭逢圣明主”到此处的“弱植不足援”,诗人心理上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折,“弱植”是对“圣明主”的否定,因而“不足援”的绝决态度取代了“进兴亡言”的积极进取。于是诗人决心远走了,但救苍生“安黎元”理想的破灭,诗人毕竟是不甘心的,是痛苦的,所以虽行“千里”依旧“回首”,虽行“万里”仍在“长歌”。朝廷已“不足援”,而仙人骑的“黄鹤”又“不复来”,自己不得随骑鹤的仙人飞升,“清风”之中满怀愁情又如之何奈?诗人终于找到了大自然,投身于美好的自然景物之中——“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两句飘逸隽永的风景名句,写尽了月下泛舟于湘江之上,饱览青山倒映于洞庭波光之中的潇洒、自在、旷远、怡人。诗人终于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归宿,于是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他通过“投汨”与“临濠”两个典故,尽抒自己的彻悟之情。“投汨”乃屈原遭谗毁被楚怀王贬谪愤而“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事,“古人”即指屈原,一个“笑”字表现出李白已从屈原式的衷心执着中超脱了出来。“临濠”是《庄子·秋水》中的一段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天和”意为超然于物外的天然、和谐,一个“得”字表现出李白对庄周式的纵情山水逍遥游乐的肯定与向往。在此大彻大悟之后,诗人向朋友表示:闲暇时自己将在田亩之中,懒散自在地搔着背放牧鸡鹅,别离之后你若要寻访我,则大多应在“武陵”--陶渊明笔下的理想境地桃花源--那隐居避世之处。至此,诗人已在情感上完成了起伏动荡矛盾曲折的历程,而复归于平和超然了。
总观这首“书情”诗,其思想情感的内蕴确乎是相当丰富而深厚的:它勾勒出诗人十几年来思想情感的运行轨迹,从而透析出诗人的理想、追求、奋争、彷徨、失望直至解脱。这之中有诗人对朝廷对皇帝的一片忠心,有诗人对国事对黎民的一片赤诚,有对最高统治者的希望与失望,有对奸佞小人的鄙夷与斥责。尽管诗人最后选择的是浪迹江湖的隐居之途,但这却是热情正直的浪漫主义诗人对黑暗腐朽现实所作出的痛楚的抉择,仍是他对现实抗争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形式。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一首“书情”之诗,当然更是“情动”之“言”。全诗以情感的发展作为一条内在的主线,但此诗之情却又决不单纯是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或狂放粗犷,或委婉细腻,而是种种感情兼而有之。有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对时人的祝赞之情,对奸佞的怒斥之情,以及对自己的勉励之情;还有遭谗的怒愤,难舍的忠心;更有希冀、失望、绝决、解脱……直到诗篇结尾处,那飘逸洒脱的情怀才为这丰缛情感的交响乐章定下了主导的旋律。情感的丰富内涵及服从于这内涵的抒情线索,体现出李白的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
全诗看似随着情感的波涛渲泄而下,其实在创作构思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全诗分为上下两部份,第一部份从赞颂谢安引起,顺接此情,导出昂扬激愤的基调;第二部份从祝愿友人引起,反接此情,导出婉转超逸的基调。诗中有叙述,有议论,有写景,有述怀;直抒与象喻相映,述己与赠言交织;又通过古事及典故,呼唤古人为“书”一己之“情”服务:终于使诗篇所“书”之“情”既跌宕起伏、尽致淋漓,又要眇深邃、曲尽其意。